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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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敌人》向读者暗示了这样一个判断，即法国人的反美主义源远流长，除极个别的十分短暂的时段外，法国的反美主义几乎贯穿了整个法美关系史。反美主义言论主要来源于法国知识分子，他们中除极少数的人例外，几乎都参与了塑造反美主义文化这项工程，而且，这些知识分子至今还在坚守着岗位，这意味着法国的反美主义仍然在征途之上。
但无论怎么说，法国的反美主义都有种“有悖常理”的味道。在法美两国共同取得一战胜利后，法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反而进一步加剧。而且正是在一战结束后，反美主义言论经过新一代作家和论战家的丰富，逐渐形成法国的反美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确实充满了浓重的情绪化色彩，身为法国人，罗杰并不避讳自己对法国反美主义的保留看法。在书的扉页上，他摘录了这样一段文字：华盛顿曾经如此阐述过这样一个卓越而正确的思想：“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显然，罗杰认为法国人就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作者对法国两个半世纪以来内容极其庞杂的反美言论作了细致的梳理和精当的分析，但在阐释重大历史事件时仍然尽可能提供详尽的细节。能做到这一点是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保证的。书中对冷战结束以来法国反美主义言论的论述稍显不足，特别是有意回避了法国知识界对9·11事件的反应。但瑕不掩瑜，对于关注法美分歧以及美欧关系的专业研究人员或者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人来说，《美利坚敌人》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佳作。
读巴赫金
■ 潘小松
一直以来恪守行业的规矩，对不熟悉的语种的东西哪怕是翻译的，也小心地不去评论。结果是：英语以外的著作家的东西读的越来越少，甚而至于干脆不去碰。有一天突然发现英语的世界其实并不那样宽广，别的语种的著作家写的东西很有可玩味之处，哪怕是翻译过来的东西。巴赫金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读的，尽管《巴赫金文集》六卷在我的书柜里已经躺了几年了。钱中文教授在“论巴赫金的意义”时说“理论是可以常青的”，好书也可以是常新的。
巴赫金是“前苏联”思想家兼文学批评家，1929年因宣讲康德哲学被捕并流放到北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其后自然命途多舛，销声匿迹于文坛，有三十余年。”65岁“被人发现”，所创“对话”和“狂欢”理论在西方很轰动，赢得“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荣誉。巴赫金1895年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自幼习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后来又学丹麦语和意大利语，广读文学哲学著作，热衷现代诗歌，尤其喜欢普希金和波得莱尔。“他是俄国最早接触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人。”1915年就学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1919年在涅维尔当中学老师，童年在当地刊物《艺术节》上发表文章《艺术与责任》；1920年在维捷布斯克教音乐史和音乐美学。1924年，按他本人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主要从事语言创作美学”。二十年代末搞“巴赫金小组”，其实不过谈谈托尔斯泰的文学之类。1929年不经审讯被判5年。1933年刑满。要不是高尔基夫人等的营救，服刑流放地还要糟糕。1934～1935年完成《长篇小说话语》。四十年代初“穷极潦倒”，完成《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等著作。1940年完成学位论文，话题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后期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柯日诺夫在资料室发现巴赫金的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此前他读过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61年65岁的巴赫金同这位年轻人见面时让后者感到“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凛然而立的学人风格”。“我可不是文艺学家，我是哲学家”是巴赫金的开场白。巴赫金的理论不是我阅读能力范围内的东西，我只对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论述感兴趣。
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小说艺术家，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他的小说“不服从我们从文学史方面习惯加给欧洲小说各种现象上的任何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远不止情节布局心理描写之类。“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在巴赫金看来是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思想就是个人立场。陀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不把作者自己的声音融合进去。“主人公具有相对的自由，并不损害整部作品严格的规定性。”巴赫金喜欢评论家格罗斯曼的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为诗学。在格罗斯曼眼里，陀氏的诗学特点是打破了小说材料的有机统一，“使叙述中水火不相容的因素服从于统一的哲理构思，服从于旋风般的事变”。此外，他本人的风格又明显地体现于作品中。巴赫金对格罗斯曼的评价并不满意。在他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完整统一，高出于在他以前的小说的那种个人情调、个人风格。”陀氏的小说是多风格小说或称无风格小说，假如以独白的观点来解释风格的统一的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考斯也是巴赫金援引的对象。考斯说陀氏就像招待形形色色的客人的房主人：“他善于驾驭这帮混杂相处的宾客。”陀氏对彼德堡广场的描写、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得到“老派现实主义”的赞赏。“笃信宗教的人们因看到这些小说中圣徒和罪人一起争夺上帝而精神倍受鼓舞”。考斯认为陀氏的作品充满力量和向往，这些东西又相互隔绝，因此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精神最纯粹最真实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颂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的“最铁面无私的歌手”：“对于我们这个诞生于资本主义水火之中的现代世界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摇篮曲。”巴赫金认为考斯的阐释大抵是正确的，复调小说的确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而是在社会客观现实中发现多元和矛盾。陀氏把不同阶段的东西当同一进程的东西，并戏剧性地加以比照。巴赫金十分强调陀氏小说的立体时空构造。《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洋洋洒洒写了360页，限于篇幅，我只能略述如上了。
文章写了快两千字了，还没说到巴赫金如何评价拉伯雷。巴赫金觉得拉伯雷在苏联最不受重视。然而，在欧洲文学创造的历程里，拉伯雷却“名列前茅”。别林斯基说拉伯雷是十六世纪的伏尔泰。“其小说是既往时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巴赫金则认为拉伯雷是近代文学家中最民主的一个。老拉伯雷的身上“独特地洋溢着未来的气息”。拉伯雷让人敬而远之是因为人们大抵不理解他。巴赫金以为拉伯雷也最难研究，因为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趣味在作祟。“他的小说应该成为开启尚少研究和几乎完全未被理解的民间诙谐创作巨大宝库的一把钥匙。”假如不是误读，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与他的“狂欢理论”是有关系的。“乌托邦理想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在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中暂时融为一体。”巴赫金的《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若要深入阅读需要做一些知识准备，比如戏仿体语法传统源于《维吉尔语法》之类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再比如塞万提斯笔下的桑丘是古代大腹丰收魔鬼之类，“教人一些不懂了。”“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的形象体系标志着怪诞现实主义的繁荣……”恐怕读这样的文字都需要一些欧洲文学史的训练。巴赫金的魅力也在于此，他给你的不只是对文学作品的意见，他很有欧洲文学的知识。
语境转换中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 周志雄
新历史主义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张清华先生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早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就曾专设“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论”一章。这是中国学者结合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探讨中国文学思潮的一次成功尝试，而新近出版的《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以下简称《境外谈文》）则是作者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讲授“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结晶。这意味着对于新历史主义问题的跨语境解读：跑到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故乡”，去谈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历史主义文本。
跨语境解读首先要解决话语沟通问题。作者选择的沟通途径是彼此都能认同的叙事学理论和方法。西方叙事学对叙事本体的研究给了我们诸多的启发，西方的叙事学致力于分析文本叙事背后的深层的模式、结构、原则，如同罗钢先生所言：“正如语言学家们从复杂多变的语句中总结出了一套语法规律，叙事家们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故事中抽象出一套故事的规则，从而把变化多端的故事简化为容易把握的基本结构。”源于西方的叙事学研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兴盛，叙事学试图将文学研究引向科学研究的道路，走向纯技术的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的思路对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重印象、主观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之外，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境外谈文》是一部通过叙事视角展开文化研究的有文学史价值的力作。它不是一部纯粹的叙事学分析著作，而是将“对历史的叙事”从当代文学文本之中剥离出来，分析叙事所呈现的文化之根与美学内涵，定位其文学史价值。为了凸现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文化内涵，《境外谈文》以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为参照，认为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是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是一种更接近“历史的深处与经验的神髓”的“历史的诗学”。
总体上，将中国文学的历史叙事大体概括为古典小说的“民间历史主义”、当代革命小说的“红色历史主义”、寻根文学的“启蒙历史主义”、先锋作家的“新历史主义”，在此思路之下，文学与历史的纠结具体化为不同文化范型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内在缠绕，这不是进行简单的归类组合，而是以回望的姿态来描叙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文化逻辑，揭示历史叙事自身的复杂性和传承的特征。
张清华认为，在中国历史叙事传统参照之下，中国当代政治化的红色叙事实际上偏离了传统历史叙事的美学精神，在“人民”的概念中抽空了个体的生命感和生命经验。经过深入的分析，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一种革命叙事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很暴力地改造了传统叙事，但又自觉和不自觉地承接了来自传统叙事、西方文学叙事、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叙事的诸多因素，是一个各种叙事因素还没有来得及融合的‘夹生’的混合体……”
这就打破了一般所认为的革命叙事就是政治化叙事的简单看法，而比较客观的认识到革命叙事的复杂性。作者对《红旗谱》的解释也让我们耳目一新：“梁斌的一生其实也就只是写了这一个题材，是对同一记忆的不断加工和美化，产生了这部被称为‘史诗’的作品。……小说中的江涛，无疑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小说对这一人物的‘美化’，当然有着明确的潜意识动机。另一条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线索，则同样有‘把家族矛盾斗争装饰为阶级斗争’的嫌疑。”这个彻底地剥开梁斌写作“底牌”的看法，似乎只有追问存活于个人记忆中的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叙事文本的研究者才会得出来。张清华对叙事文本的分析所追问的问题是：叙述者为什么这么叙述，叙述所呈现的失误与成功要素是什么，而这种追问是在文本效果、创作发生学、文化追踪三者的合力点之间展开的，这样叙事的视角与文化学分析的方法得到了统一，也就是形式和内容得到了统一，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令人信服的。
张清华对寻根小说的看法是：“寻根小说叙事中，已经包含了许多接近于‘新历史主义思想’的因素，诸如对正统历史模型的瓦解，对文化的边缘化、民间化与反主流的解释，还有结构主义的历史认知方法，由民俗学的认识视角所导致的类似于‘文化系统中的共时性文本’的特点。但在价值论的层面上，……它是这个年代里启蒙主义思想实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