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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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勇气和胆量。多数情况下，现代社会公共事务领域更需要的是专业知识分子提供的建设性的方略与对策，而不是“职业反对派”冲动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历经曲折的主要原因之一，正缘于一百年来主导社会变革的，主要是那些徒具浪漫主义气质而缺乏专业素养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常常以其勇气与胆量自诩，同时却粗暴地拒斥专业知识分子理性的金玉良言。历史的教训，又有多少人会去记取？
　　诚然，我们可以用最大的善意，谅解那些在自己全然外行的公共事务领域放言高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浅薄的媒体，埋怨这些媒体为了达到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成天只盯着很少几位在江湖上行走的名家，甚至胁持他们去公开谈论他们自己本不擅长的话题；我们可以这样说，许多在公共领域说了露怯的话的专家学者，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缺乏自知之明，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愿意在他们其实很无知的领域内发一些票友水平的牢骚，他们只是被媒体利用和绑架了。但即使这样，我们至少有权要求知识分子们有起码的自重，不要因为经常客串于非专业领域而自我陶醉，要求他们至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些场合，只能以一个外行的身份发言。
　　知识分子当然应该而且必须面对公共事务发言。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中最有价值的精华之一，是“稷下之学，不治而议论”的真谛。但再说一遍，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假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放言的勇气，未见得真能于国家及社会有以补益；与其以有其用之身，做此无益之事，还不如退回书斋。


“自我神话”的个案
■　　黄　波
　　有人从这次“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看到了“二桃杀三士”的玄机，后来果然有沸反盈天的争吵。不论相关的争执是多么义正辞严还是完全意气用事，都证明了久违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重新被记忆，证明“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不太让人讨厌的头衔，尽管方舟子声称要辞掉这一桂冠。实际上方舟子也并不是对这一称号不满，只不过是不愿与另＝些人同榜而已。
　　如果说名不见经传的《南方人物周刊》策划的这次评选还有什么积极意义，我觉得大概也就是以上说到的这些：它炒热了一个概念，而这对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反观自我是有益的。
　　当然作为一个排行榜，它有先天的容易让人非议的地方，比如“谁上谁不上”就是一个几乎人人都可以说道说道的话题，可因为这是所有的排行榜都必然会面对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争论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相形之下，和别的评选比，从公共知识分子榜出台的过程看，这次评选的操作显得很不专业，这也许更值得注意。谁来策划谁在评选？有无候选人？—个刊物自说自话就弄出了“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只看到了结果，即名单，而名单出台的过程却远未公开。如是种种，使这次评选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小圈子的自怡自乐，也闹出了一些笑话，它在推荐徐友渔上榜的理由时说他把马克思主义解释得一目了然就是一例，而王朔和金庸的上榜简直就是在消解策划者自定的标准。王朔和金庸的影响力当然无人怀疑的，可是这两位的“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恕我眼拙实在没看出来，也许策划者推举金庸时心里想的是金大侠的《明报》和政论吧，但那些东西的影响只能说限于香港一隅的。
　　说了老半天，其实还是枝节问题。现在我想抛开是非，谈一点个人的感受。从“公共知识分子”评选这一事件和围绕这一事件所产生的鼓噪中，我感觉有一种不良的气味，即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潜，中国的知识分子渐渐有了自我臌胀自我神化的迹象。争当传媒宠儿，重视话语权的掌握，也许不是坏事，但如果无视于当下的现实，误把小圈子的捧抬当成了话语权的奠定，那肯定是于自己的前进有碍的。现在还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唱高调的时候。而影响中国云云分明就是一种高调，试问一下，到底是吴敬琏型的经济学家还是厉以宁型的经济学家更能影响中国？现在是网络时代，私下觉得网络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可能更容易让一个人膨胀起来，你在网上发一个帖子，突然一下子有了几十乃至上百个跟帖，仿佛到处都有你的拥趸者，在这个时候，人是容易膨胀乃至迷失起来的。而审视这份名单，有些人也正是网络名人，只是网络名人，离开网络，其影响力能及于何处，是大有疑问的。也许策划者说这种评选虽有商业味，但还有对“公共知识分子”表示敬意的蕴含，那么我要问，像高耀洁这样埋头做事的知识分子会因为这种敬意而做事顺利起来呢，还是相反？上榜者之一，被人称为“网络意见领袖”的王怡在这次评选中说了句“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网上流传很广，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这也是一种高调，任何时候，取消人的消极自由都是可怕的。揆诸情理，王怡本人又何尝能够做到对所有自己知之的事言之呢？不能做到而偏偏要这么说，我颇疑心是在网络追随者的拥趸之下的一种心态失衡。
　　现代文学馆的大门把手是比照巴金先生的手模做的，据主其事者说这是为了让所有进馆者一摸把手便虔诚起来。虔诚这种情感哪里是这么容易滋生的？不宜盲目夸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魅力及其对现实的影响力，更不必在自己或别人的盲目夸大中迷失。


新闻场逻辑：“公共知识分子５０人”事件的传播学观察
■　　止　慈
　　在讨论电视的市场份额和竞争问题时候，布尔迪厄所说的一段话提供了理解媒体事件相当有价值的参照：“各电台、电视台或报社之间为争夺听众、观众或读者所展开的经济竞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为抢占市场份额的竞争，具体表现为记者之间的竞争，这场竞争有其自身的、特殊的赌注，如头条新闻、独家报道、职业声誉等等，它不会被人们看作或认为是一场争夺金钱利益的纯经济的竞争，然而却受到种种限制，与该新闻机构在经济实力和象征力量的对比关系中的地位密切相关　　如果将由众多媒体和其他传播机构组成的社会空间视为相对独立的新闻场，引发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一个专题报道事件则提供了从传播学角度观察新闻场逻辑的机会。
　　
　　命名的生产功能
　　
　　公共知识分子，而且由“影响中国”来加以修饰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定义式的命名在有数目限定的分发过程中自发显示出其褒奖的能力和意义。“50人”这个被确定的数字，可能依据的是媒体版面空间容纳的能力、可能因为这是一个容易被记忆和传播的特殊数字，也可能源于编辑团队以及编辑征询的顾问意见的整合。
　　是媒体在对个人进行命名，此刻，人物仍然是以人物的名义出现，但是人物的个体性已经被传播策略暗暗消解。每一个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个人，在这个特定的、由公共性来加以定义的排序中，所有的名字都必然服务于“公共性”这样一种意义。对于每一个页面出现的每一位人物，都有文字专门进行说明，将那些图片中具体而且单纯的个人形象或脸庞，以公共性的名义归纳在一份刊物连续的页面上。
　　于是“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群体，这些具体的知识分子逐一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特定词语的所指。如果不是因为“50”这个数字所确定的数目范围，“公共知识分子”原本是很多知识分子都可以自我定位或被命名的多功能能指。“50”划定了范围，使得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突然之间从取之不竭变得紧缺。这种在纸面上刻意制造的紧缺有能力拉动知识分子们对象征权力的敏感；命名本身就是在进行象征权力的象征性再分配。因为从来不曾有过能够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精确比较的标准，这50次命名本身，必然依赖于一种内部的自我平衡：由于每个人持有的范围不同、程度不同的公众声名，发布一个经过甄别程序的群体，其中不可能没有象征权力的流动，其方向是从成名人物到新秀。“命名”在一定程度上是南方报系谙熟的编辑技巧。几乎与此同时，同是“周末出品”的《名牌》杂志对于艺术家徐冰最近在国内的艺术活动的报道题目是“中国最有突破力的男性”。
　　一个不管是否成立的命名，都能够在命名所牵涉的空间里存在，可能被批评，可能被索引，命名作为被传播的信息能够发挥或大或小的影响，既在人际传播层面上，又在大众传播层面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媒体的存在使得“50人”成为一个大众传播的案例，这个事件真正借助的是媒体的势能，什么样的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分配的象征意义的分量。名称的选择也相当重要，什么样的符号通过其作为能指可能指涉的空间，也在很大程度上预告了未来的传播效果。
　　已经有泛滥的符号，而且将种种“物”转化为符号的过程正源源不断。目的就在于展示的一整套专业设置，提供了在“物”中提炼出符号的程序和场所。重金打造的商品品牌模仿文化的姿式，诱使人们对想象欲望进行支付，以获得想象满足。功用本身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晶牌表象经济资本的能力（比如珠宝和豪华汽车）。想象的空间是没有边际的空间。命名活动在想象空间里获得最大的自我实现，因为所有的想象，都必然要依赖于一个名称获得呈现。然而成功的命名是捕捉了那些滋生于空虚的、难以满足的社会心理当中的想象，这些想象在寻求某个符号或者命名或长或短得以呈现的同时，也完成了向命名和符号汇聚的过程，形成事实上的共同体。符号的组织功能被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加以应用，这些应用意图和取得的结果相互纠缠、相互引征，同样并不无辜。正是在这样应用的意图之上，符号被种种意识形态色彩所浸染。
　　所以凭借符号去识别人和人群成为持久的问题。知识分子们很可能比其他人群更加能够意识到自身的符号性功能。这一功能常常和其他功能交织在一起，难以明确区分，易于忽略处理。但是，作为一个抽象群体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和普通民众之间还存在着区别，是他们更加能够从种种看似自然的生活过程中辨识出异化的危险，那么在知识分子名目之下不言自明的思考能力和主体意识，或多或少将阻碍他们自觉成为那些闪闪发亮的装饰性符号。公共性和公共影响力，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经历了原初的来源难以清晰考证、由马克思所造就的空前绝后的辉煌、经历了萨特普及的与社会动荡息息相关而焕发的光彩，以及更多有名、知名、著名的知识分子们的行为集合，而逐渐成型。命名的生产功能涵盖的是所有人。不仅仅是文字的魅力；这些内省的力量能够造就那些自足的人群，然而话语，尤其是话语所能够表达的权力，那些幻影般的图景，才启发了那些被狂热尊崇和热爱的想象。也只有这样的幻影，能够满足滋生于话语之上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和自我想象；象征权力的确认只有在一呼百应的景观中得到最不容置疑的证实，抵达自我实现的感觉高潮。
　　
　　挪用：资本转换技巧分析
　　
　　现在，无论是人还是物，都不能脱离意义而存在。意义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制造和分配意义的行为已经成为应用传播领域的热闹景观。不管人们出于何种心理动机发生对意义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用广告手段来建立商品形象，用市场营销手段来完成商品交换，从而完成资本转移。
　　简单地说，挪用不过是把某物从某处移到另一处。这个过程中存在支持资本转换的重要技巧之一：越过能够被穿越的常规或者计划，使某事或某物在时间或空间发生迁移。作为迁移目的地的时间或空间需要事物的在场，据此展开想象空间并赋予意义。挪用技巧的应用屡见不鲜。比如典型的文化工业产品、好莱坞出品的影片《铁达尼号》中，为了烘托女主角的艺术气质，导演让她用“那幅很多人的画’’去装饰她在船上的房间。画是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从尺寸上判断显然是复制品；参照作品的真实流传经历，这种安排几乎没有可能。这幅画完成以后被小范围短暂注意，然后躺在画室的地板上许久没有人理睬；而一旦被发现，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