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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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通》一书记载，一向雄心勃发的华之鸿到1930年代初，即开始走向衰老与避世。除了受1929年书局遭遇大火之劫所致的刺激这一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即是“黔省军阀连年战事不休，苛捐税收如猛虎。省政府更迭不绝，今政府否认前政府，拖欠的印刷费用太多并不认账，致使文通书局年年亏损，人不敷出，职工薪金不能按时支付，餐不食肉，举步艰难，债务高达40万银元”。悲愤交织之中，华之鸿深感心劳力竭，因此将家业尽托儿子。华之鸿盛年退隐而郁郁而逝的个人命运，深刻地反映出了近代企业家无以摆脱的群体困境。
军阀混战的乱世对民族企业最大危害，在于不同势力的轮番盘剥。1935年前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势力开始掌控了一向为本地军阀所盘踞的贵州。一大批标志着推陈出新的新文件，将公报、公告、表册、刊物、报纸等绝大多数交由文通印刷，还时常派兵持枪督印，不得延误。前欠未清，又添新债。屡屡的拖欠费用，使文通不堪负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逼至采取借高利贷以维现状。日积月累，数字既大，为期又长，举贷尤难。最后只得商诸职工，共谋良策，同舟共济，力渡难关，遂采取工薪不按月关发，而生活实在困难者，酌量支付；伙食方面，不食肉类。职工之穷困，可谓至极”（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这时，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委员、省政府社会处处长周达时乘人之危，欲收购文通作为宣传晶印刷厂。他一方面派人在工人中串联，一方面以政府官员身份要挟。华之鸿以保留祖业为名拒绝。1939年2月，文通被日寇敌机轰炸，为此搬迁至郊区生产。时任贵州最大的企业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省政府建设厅长、何应钦胞弟何辑五鉴于文通营业萧条、债台高筑的情况，提出以2万元法币价格收买文通，华之鸿又以变卖祖业为耻以求保全。而何辑五在他已经成为贵阳市市长的抗战时期，又对华氏的另一家庭企业、财力支柱成义茅台酒厂产生了凯觎之心。他以市长身份出面，要将酒厂并人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华问渠又一次顶住了压力。何辑五遂又以其妻姓华为借口，叫她到华问渠家中“认本家”，企图用宗族关系拉拢。华问渠以同姓但地域相异为由予以拒绝。至于酒厂平日逢年过节时所要应付的吃喝拿要、敲诈勒索，更是无时不休。
文通历史上最大的创痛，是永丰抄纸厂的被迫出让。1924年，贵州桐梓系军阀周西成成为省府主席，意欲称霸西南。他看到永丰厂“房屋既属宏大，各项机器亦尚完全”，就提出议价收买，将其改作兵工厂。华之鸿迫于其势力，只好在1926年8月签署合同，同意政府以40万大洋收买纸厂全部地基、厂房和机器作为修枪厂，而只保留很少一部分维持生产。而收买款仅付10万元，其他30万则自1927年元月起月付1万元。而随着周西成与其他军阀之间的胜败起落，财政困窘的政府仅先后累计付款25万余元，另还欠有各种印刷费2万余元。屡经谈判交涉，直到十年后的1935年，政府才将早已停工无力生产的修枪厂所有权发还到华之鸿之子华问渠手上，而华之鸿本人，早已赍志而没，不及见此了。即使如此，华问渠所得到的仍是一纸空文，因为工厂房屋等仍为中央修枪所占领，无法正常开始纸业生产。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全国通货膨胀，金融全面崩溃，文通亦遭受灾难性打击。这时的华家已无不动产变卖，而只好借百分之十至二十的高利贷，吸收社会与私人存款，以维持书局日常开支。而在货币贬值的情势下，国民政府两次推行的金圆券改革，更使书局雪上加霜，濒临绝境。华问渠回忆说：“文通借贷之款何止千亿，反动政府欠付文通之印刷款，又何止千亿！均按反动政府法定比率折还，文通承受之损失，转嫁于亲朋好友身上，当时文通已无可偿之物，亲友亦遭拖累。”
文通创办以来一直在封建经济与军阀统治下求得生存发展，显示了华家作为新兴生产力之代表顽强拼搏、善于在恶劣环境中突围的非凡能力。书局的兴衰沉浮，也反映出了贵州近代化进程之环境、机遇与艰难。刘学洙在《军阀与贵州经济》一文（载《当代贵州》2002年第12期）中认为，1912至1935年，贵州经济与同期全国经济比较，差距异常明显。其现代工厂数从1911至1937年只增加了一百多家，其中真正堪称近现代工厂的至多只有13家，用动力的工厂只有一两家，与全国同期工厂增加6倍的速度无法相比。作者认为，贵州的经济基础、地理区位、人文环境当然都难与沿海及其他开发较早地区相比，其落后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从全国看，北洋军阀及其主要派系和其他地方军阀，也曾统治中国大片土地，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贵州军阀更具封建性与封闭性，统治时间更长，对贵州发展的阻滞尤为严重。即使个别军阀如周西成想进行交通开发等，也多出于军事需要，且公路不与外省接通，反映出他的封闭性。周主黔三年，修公路、办兵工厂、造币、办电灯厂等，颇得政声，后来黔中士绅还为他塑铜像于贵阳市区。但其主政时期，军费开支创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最高纪录，几乎占省财政收入全部。在此情境下的文通书局和其他民族企业的步履艰难可想而知。正如何长风在《文通》一书前言中说：“文通发展的历史告诉人们：在地方政府的利用、压迫、排斥，甚至有被吃掉的危险情况下，不仅要坚持企业于国于民有利的方向，坚持造福于子孙后代的旨趣，坚持自身发展正当权益不动摇外，还要有足智多谋，善于处理好上下左右诸多方面的关系，坚持向省外、向沿海、向国外发展，才能保存、发展自己。”
1950年，尽管华问渠担任着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但鼎革之际，“时势比人强”，在8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决定今后出版图书杂志由国家出版总署统筹主持，日后出版将注重分工合作，各专一类。文通只准出版医药卫生方面的书籍。随后，文通在国内的各大分局先后被并人国营出版机构或停业。“由于社会制度交替，经营管理不善，开销过大，营业额下降，致使资金枯竭，长期积累的公私债务越来越重，工人的薪金不能按时发放，供应不起伙食，生产和职工生活难以维持。”1952年4月，文通并人贵州人民印刷公司，走上国营化之路，从此结束了历半个世纪的历史。这种天地玄黄之间的时代变迁，让人联想起原先集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商务，在五十年代初分别被归于出版、工业和商业三个领域，出版门类大大缩小，1958年后更是被严格限制在出版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性著作和中外文语文辞书这一有限的范围内。华问渠在日后自撰《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一文中云：“文通自人民政府接管后，走向新天地，工人得到彻底解放；就余个人而言，释去千斤重担，欣快莫名。”当时的华问渠，不过57岁，正值企业家之盛年。
胡适“十问”
■ 散 木
一次偶然在网络上打开了一个有关胡适的纪念网页，显然是在香港或海外制作的，我好奇地发现：这样的纪念一个文化人物的网页，居然还有动画、漫画、反思、介绍、影像等许多的内容，这似乎在我们这边的网上名人纪念馆里是不大看得到的。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它还设计了一组“反思”的问题，让你试着回答如下的问题：
1、你读过胡适的文章吗？读过哪几篇？对他的文章有什么感觉？
2、读完本专题的介绍后，你最欣赏胡适在哪方面的成就？为什么？
3、你知道《文学改良刍议》的八项建议吗？时至今日，文风与民初时已大为不同了，你认为这八项建议对我们写作还有没有参考价值？为什么？
4、胡适把小时候用来消闲、当时从未被人认真对待的书——白话小说，列入中国文学的主流里；经他以崭新观点解释后，小说被视为中国文化的瑰宝。现在你看什么来消闲？你会不会认为，现在所看的书、漫画、电影、电视，有一天会因为你新鲜独到的剖释，而赋有了更高一层的文化意义？
5、胡适所办的《新月》和《独立评论》杂志，皆因为批判当局蹂躏人权而遭禁，胡适本人更一度受警告，又被国民党人撰文围攻。然而，胡适却在1938年泯除前嫌，答应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令胡适决定“当官”去呢？假如你是当时的胡适，会不会下同样的决定？
6、你知道鲁迅如何评价胡适吗？你认为为什么直至晚年，胡适仍认鲁迅为同道的朋友？
7、胡适曾赞誉他的学生傅斯年：“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的多。”你有遇上这样赞誉学生的老师吗？请举出一位你欣赏的老师，并解释你欣赏他／她的理由。
8、你喜欢新诗还是古诗？请阐述你的理由。（可以从新诗和古诗在字数、用字、格律、音韵、情感的表达方式等角度来阐释你喜欢的诗种的理由；还可以举出内容相近的新旧诗作并列比较，便可凸显你所喜欢诗种的特点）
9、对于既有的、但你认为不合理的判断准则，你会反对它吗？你认为破坏还是建立一套准则难？为什么？能举一个实际的生活例子说明吗？（最好从一个生活或时事的例子，小如父母给你的规条、课堂纪律，大如社会法规，去阐述你的观点，并请分析反对或顺从准则的好坏之处在哪里）
10、在胡适一生中，有两次重大的打击，对他日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是本网页动画中提到的，胡适年轻时因醉酒而被关进巡捕房；另一件则是康奈尔大学1915年拒绝了胡适的奖学金申请。12年后，胡适谓这是教授们“对我所做的最好一件事”，他因而转校，较专注于学业。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遇过类似把打击变成激励的事件？可否举述出来？（除了在学业上，你还可以从运动、校内外活动、旅行经历和生活上的转变等方面，找出你的自己的例子）
这十个问题，方方面面，基本上包含了“认识胡适”这一“普及胡适”话题的主要方面，或者还关乎新文学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既往、以及对当下中国（两岸三地）教育和民主等的考量，它看似是太平常的，太简单的，或者还多是从青少年励志的角度发问的，不过，如果能够认真地回答清楚这十个问题，也就不容易了。
自由主义的大兴使得胡适这些年大红大紫，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也颇愿意把那些虽是“过气人物”但其思想遗产却仍然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当下历史的历史人物重新给以诠释，而胡适，这位曾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言行，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处在历史现场的位置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对人格成长中的青少年发生典型和典范的作用（如上述提问中的若干之问），这不禁让人想起胡适弟子、曾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子水在台湾胡适墓前题写的墓志铭的句子：“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专家们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如今尤其还需要“普及”，这就如同当下有许多仁人志士热心于编写《公民读本》等，胡适也是需要有一本让青少年来走近、进入其精神世界的读本的，而上述的“十问”，应该就是读书后的“思考题”了。以前我们曾有过不少介绍鲁迅的本子（至于胡适，大概就只有余秋雨们的大作了），不过，能够藏之名山、或者长久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长久激励人心的作品，似乎并不多见，这并非是文笔的妍媸所致，恐怕是与观念的阻障和“宏大叙事”的习成有关，比如上述“十问”中何以“胡适仍认鲁迅为同道的朋友”这一问题，它可是极具紧张的历史张力的，对此可能我们就会是陌生的，或者是不解的。因为我们是习惯于将鲁迅和胡适视为“两军对垒”的人物的，反之，现在也有臆想他们会“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这都是“格”出来的历史想象，也皆有悖于事实——鲁迅生前诚然遭到过无数的攻击，但攻击者中却并没有胡适，虽然遥自“五四”之后他们就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鲁迅曾就胡适的“整理国故”、会见溥仪、“人权派”立场、对日方针等不无看法，胡适则取“老僧不见不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