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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部分

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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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谋求统一,因而诏②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① ②《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③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④ 《隋书》卷七五《褚辉传》。
  ①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② 《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③ 《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
  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会同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贾公彦等人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等人历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经义训》180 卷(其中《周易正义》14 卷,《尚书正义》20 卷,《毛诗正义》40 卷,《礼记正义》70 卷,《春秋正义》36 卷),后易名为《五经正义》。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①尽管这样,当时国子博士马嘉运等学者认为孔颖达诸人所撰《正义》“繁酿”,并且著文“掎摭其疵”②,“至相讥诋”③。太宗诏令重新裁定,迄未竣功。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复审考订。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增损遗冗。永徽四年(653),考订告一段落,始向全国颁布,并以其作为每年全国科举考试明经类的经典依据。清人皮锡瑞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并认为,这是经学发展史的一大变易④。今人范文澜说:“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业,很有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统一”,并且说:“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①无论怎么说,唐皇朝采取行政手段统一学术思想,不仅对唐宋科举制的渐进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变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南北异途的互相指责,为经学走向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导作用。
  唐初私家治经学的学者有:徐文远、朱子奢、盖文达、萧德言、王元感诸人治《春秋》;陆德明、王勃、僧一行等人治《周易》;王元感等治《尚书》;魏徵、王元感、王方庆、李敬玄、张士衡、许叔牙、王恭诸人治《礼》。这些学者对经学的疏证研究颇具成就,他们的著作多见于两《唐书》艺文志。在经学一统的前提下,私家著述无疑对增加经学研讨的学术气氛,提高经学对全社会成员大面积教化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另外,初唐吴人陆元朗长于经学论辩。陆氏陈、隋时即治经学,他所著《经典释文》“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②,保存了汉魏六朝的经学研究成果。《经典释文》的出现,“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以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③。陆氏还著有《老子疏》15 卷、《易疏》20 卷,并行于世。
  学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这时,朝廷颁行的经学范本已不为① 《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② 《旧唐书》卷七三《孔颖达传》。
  ③ 《新唐书》卷一九八《马嘉运传》。
  ④ 《新唐书》卷一九八《孔颖达传》。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98 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42 页。
  ③ 陆元朗:《经典释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
  学者所重视,一些治经的学者独辟蹊径,对儒经重作诠释疏证,开一代学风。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春秋》之学大盛,名家辈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学者是啖助、赵匡、陆质。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人,后流寓丹阳(今江苏丹阳),大历初年在丹阳病逝。啖氏精通经学,特别熟谙《春秋》,历经十年,考订《春秋》三家优劣,“缝■漏缺”,著《春秋集传》;又摄其纲目,编为例统;认为公羊传、穀梁传虽是“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而左氏(左丘明)“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传著丘明,非也”①。啖氏并不以此为终,他“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缺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尼父之志”②。在这里,啖助抛弃了此前治经者注重注家臆解,而是舍传求经,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首开宋儒附会臆断的治学风气。啖助的学生赵匡,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曾经做过洋州刺史;陆质,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人,通“经学,尤深于《春秋》”③,著有《集注春秋》20 卷,《类礼》20 卷,《君臣图翼》25 卷,《春秋集传纂例》10 卷,《春秋微指》3 卷,《春秋集传辨疑》10 卷。陆氏发展了啖、赵二人的学说,极力攻伐三传,以孔子笔削本意为辞发挥自己的见解,影响了整个朝野。陆质的学生多为当时的名流士子。吕温“从陆质治《春秋》,并言‘某以弱龄,获谒于公。旷代之见,一言而同’”①。柳宗元师从陆质引以为荣,陆质亦曾做过唐宪宗的老师。此后,研治《春秋》的学者撰著多沿袭陆氏的见解。如卢仝所撰《春秋指微》一书,即解经不用传,韩愈赠卢仝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犹抱遗经究始终。”这种状况反映了一些学人在唐政权日益衰落的形势下,力图通过研习《春秋》微言大义,“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②,主张加强朝廷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如吕温即认为:“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乱贼者,某愿学焉。”③大历年间,吴人施士匄在研治《诗经》之学的同时,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秩落当去,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④。后唐文宗曾向宰相李石询访施士匄所撰《春秋传》,并大加赞赏。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等人研治《礼》,其中仲子陵“通后苍、大小戴《礼》”⑤。蔡广成治《周易》,强蒙治《论语》,皆自成体系,堪称流派。
  文宗太和、开成年间,研习经学再成风气。时任宰相郑覃“长于经学,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三《五经总义类》。
  ②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
  ③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
  ① 有学者认为:“陆淳(质)说春秋,无所建白。。不见陆氏自有所说。”《唐史》第三册,香港龙门书店1979 版,第515 页。
  ② 吕温:《祭陆给事文》,《全唐文》卷六三一。
  ③ 皮锡瑞:《群经通论》卷四。
  ④ 吕温:《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全唐文》卷六二七。
  ⑤ 《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
  稽古守正”①,“不喜文辞,病进士浮夸,建废其科”④。他上奏文宗,认为“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缺”④,文宗诏可。开成初,郑覃奏起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很快,经文就刊刻完毕,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虽然自石经刊布之后,当时人评说纷纭,认为“芜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③。唐朝以国家的力量刊布石经,这不仅有利于学人研习经典,而且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后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总之,唐代经学经过唐初义疏的规范化,到唐中叶以啖助为代表的《春秋》之学兴盛、开成石经的刊布,使经学的发展更进一步。此后,经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① 《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
  ④ 《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
  ③ 《新唐书》卷一六五《郑珣瑜传附郑覃传》。
  第二节史学的发展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面奏高祖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是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⑤,“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①这说明如果不尽快修史,再过十数年修史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说明修史的目的是“贻鉴今古”,即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李渊对此表示关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达诏令,任命专门人选撰修前代史书,但因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②。贞观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诏,重撰“五代史”(梁、陈、齐、周、隋)。可以说,令狐德棻的奏言,肇启了唐代以国家名义修史的先声。
  史馆的设立与初唐史书的撰修唐代以前,历代都设有史官,所谓“君举必书,书法不隐,所以慎言行,示劝戒也”③。史馆的得名,起自北齐④,当时邢子才作诗酬魏收有“冬夜直史馆”之句。唐朝建立后,因袭隋朝制度,置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设郎二人,佐郎四人组成。太宗贞观初,简省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隶属门下省。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至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大明宫筑成后,史馆移至门下省南面⑤。同年,唐朝开始大规模的撰修“五代史”,这样,《梁书》、《陈书》、《隋书》、《周书》、《北齐书》以及《南史》、《北史》、《晋书》经数年相继修成。
  中国史学史中,父子相承修史多见史载,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嘱咐司马迁承继己业,司马迁铭记父志,历经艰难,百折不挠,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著《史记》;班固在其父班彪未撰成的《史记后传》基础上,“潜精研思,欲就其业”⑥,历经二十余年,修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初唐史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从而不仅保证了史书编撰的权威和质量,而且形成了初唐史书编撰的突出特点。
  《梁书》、《陈书》作者姚思廉,其父姚察曾任南朝陈代吏部尚书,入隋为秘书丞;临终前曾将未完成的梁、陈两代史序论及纪传阙略部分,嘱姚思廉按原有体例修撰,“思廉泣涕奉行”①。隋末大乱,姚思廉辗转四奔,难成其愿。贞观三年(629),太宗下诏,命其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代史,思廉才得以秉承父志。他兼采当时谢炅诸家有关梁、陈二代的撰述,在其父撰修梁、陈二代史的基础上,撰成《梁书》50 卷,《陈书》30 卷,“魏徵虽⑤ 《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① 《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② 令狐德棻:《请修近史奏》,《全唐文》卷一三七。
  ③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④ 《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
  ⑤ 《唐六典》卷九《史馆》。
  ⑥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
  ① 《后汉书》卷四○《班彪附班固传》。
  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②。十年(636)奏上。清人赵翼评述姚氏父子所撰梁、陈二代史,云:《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得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③《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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