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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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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都城长安的东西,好似朝廷的左右臂,所以能够获得强盛太平;安史之乱以后,关中以东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破坏,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则可替代它,而朝廷的左臂尚在;陇右半农半牧地区的丧失,却使得朝廷缺了条右臂,自然会导致唐朝国力大大减弱③。这都是从隋唐历史地理的具体变化来论证问题,辨析精审,很有说服力。此外,对唐代的社会及文化,史念海也有所涉及④。
  ①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三联书店1979 年版;《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② 韩国磐:《隋朝史略》,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隋炀帝》,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① 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78 年版。
  ② 《河山集》。
  ③ 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 年版。
  ④ 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三节隋唐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唐太宗评价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即便今天,他仍是史学界关注的热门人物,研究成果很多。总的来说,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①,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评价上还有分歧。
  一、关于唐太宗篡改国史及相关的建唐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唐太宗篡改了国史。例如玄武门事件,“经胜科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②。意即唐太宗夺取帝位后曾修改了国史。贞观年间,史臣遵太宗意旨,于修撰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时篡改建唐史实,将太宗抬高到奠基者的位置上,贬低高祖的作用③。所谓太宗与刘文静首谋晋阳起兵之说,乃是贞观年间对实录、国史作了伪造的结果④。事实上,唐高祖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①。但也有人认为唐太宗是否真的篡改过国史还需深入研究,而且必须肯定他在建唐中的首创之功②。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说唐太宗“策动父亲李渊从太原起兵的事,或者认为由于他称帝后史书被改动,他不是唯一的主谋者,但这也无关紧要,横竖唐太宗是原谋者之一”③。
  二、关于唐太宗发动玄武门兵变的性质及其评价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玄武门之变属于唐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具体而言,有的说是“争夺皇位的斗争”④,有的说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的斗争”⑤,有的说是因“储位之争”而导致的“家庭变故”⑥,还有的说是“杀兄逼父”的行为⑦。但也有些学者把玄武门之变看作一种社会政治斗争,说是“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的“行动”⑧,又说是“改革”势力战胜“保守”势力的斗争⑨。还说是主要由“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谋臣猛将”组成的李① 万钧:《唐太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 年版。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③ 汪海В骸锻艉'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④ 徐连达、仲富兰:《唐太宗首谋晋阳起兵吗?——关于李渊的历史评价问题》,《复旦学报》1981 年第2 期。
  ① 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何敦铧:《论唐太宗在创唐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作用》,《福建师大学报》1984 年第1 期;杨希义:《大唐创业,功属太宗——也谈晋阳起兵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1 年第4 期。③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
  ④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⑤ 《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⑥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⑦ 江海В骸锻艉'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⑧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1965 年版。
  ⑨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1979 年版。
  世民集团“同主要由宗亲贵戚和隋旧官僚组成的李建成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⑩。另有一种折衷的说法,认为就其性质而言是争权夺利的,但唐太宗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所以,既不能笼统地加以完全否定,也不可简单地加以全面肯定①。
  三、关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问题。唐太宗不太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比较妥当,政策比较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是已发表的研究唐太宗的大多数论著所具有的共同看法。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问题,认为唐太宗有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掠夺少数民族,还用分化离间少数民族关系的手段来达到使他们相互牵制的目的②。
  武则天评价如果说对唐太宗的评价,由于是在总体肯定前提下的一些小争论而显得像和风细雨,那么,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的评价,则因争论激烈而显得像暴风骤雨。归纳起来,史学界对武则天的评说主要有三种:一是肯定,二是否定,三是毁誉参半。武则天在其身后的千余年间,主要是受批判和责难的,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才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她。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妇女们要求权利、争取解放的呼声很高,故社会各界对武则天的评价也很高③。到了五十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发表专论性文章,驳斥封建地主文人对武则天的种种诬蔑,高度肯定武则天的作为①。六十年初,郭沫若正面描写武则天的历史剧《武则天》上演后,在史学界引起了对武则天的讨论,其中持肯定观点的居多数②。在七十年代前期,武则天研究被套上了影射史学的框子,不顾历史事实的任意吹捧,完全丧失了学术意义。八十年代后,从历史研究和学术讨论的角度对武则天作肯定评价的观点仍然有,如有的学者认为武则天在掌管军国大事的五十年间,“不单没有使唐朝衰落,而且有胆有识,放手选才,治国有方,文武听命,促使唐朝继续向前发展”。“她为人正派,德才兼备,得到了各阶层的爱戴和尊敬。”“她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伟大政治家。”③这几乎是全面赞誉。也有学者对武则天持否定态度,甚至出现了全面贬抑的观点。如早先就有些学者说武则天是“暴主”,并对旧史家称道武则天“能用人”等好评加以指斥④;“近人对则天有恕辞,然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纪。”⑤后来,又有些学者对武则天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抨击,提出的有关问题既尖锐又重要。如⑩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① 宋家钰《李渊、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学习与研究》1982 年第10 期。② 胡如雷:《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历史研究》1982 年第6 期。③ 振之:《我国女权运动者——武曌》,《妇女杂志》第15 卷第12 期,1929;邵冲霄:《伟大的革命政治家——武则天》,《妇女月刊》第3 卷第1 期,1943。
  ① 罗元贞:《武则天批判》,1951 年9 月22 日《光明日报》。
  ② 《武则天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1961 年3 月9 日《人民日报》。③ 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中国唐史学会会刊》1985 年总第3 期。④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⑤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认为武则天的家庭出身不是庶族地主,而是士族中的新贵;武则天及其集团是唐初士族地主的代表人物;武则天一生靠两面派的手法搞阴谋诡计,夺取了政权;武则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倒退的反动的,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气呈现了全面的倒退,是历史的一次逆转。⑥又如认为“唐朝的全盛时期的到来比两汉、明、清都要推迟了三、五十年”,与武则天的“倒行逆施”有关①。与前两种看法既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是第三种看法,即对武则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既肯定她的历史功绩,也否定她的消极行为,在评价上显得较公允,从而在史学界得到普遍认同。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史中杰出的女政治家,但某些缺点也相当严重,像推举酷吏、奖励告密、崇信佛教、劳民伤财,任用庸儒武家而削弱国防力量等类问题便是②。有人认为武则天有两点做法在客观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应受到充分肯定,“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可是,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和太宗时还是不能相比的”,遗留下一些突出问题③。还有人认为“武则天是个有才能和政治野心的人”,既注意选拔贤才,使其管理国家大事,也亲近一些奸佞小人,任用酷吏制造冤狱,但又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她掌权的半个世纪里,李唐的皇权一度受到很大损害,但李世民开创的政治局面并未终止,社会经济还是继续发展的。”④其他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等,都有相同或近似的观点。
  均田制问题均田制一直是隋唐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经长时期广泛的探讨争论,并获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分歧的意见。
  首先,均田制的施行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土地制度在隋唐时期是实施了的。陈寅恪说隋、唐“俱有均田之制”①。谷霁光说:“唐代继北魏、北齐、北周和隋代之后施行均田制度。”②韩国磐说隋唐皇朝不仅颁布过均田令,如《唐律疏议》就有详细的记述,而且都作过具体的均田工作,地方官也能对豪强占田作一定限制,敦煌吐鲁番文书关于户口和受田、退田的记载更可证明均田制推行过③。胡寄窗说:“隋帝国的均田制以北齐的制度为基础”,“唐帝国接受了隋代的均田思想,在建国后第七年(武德七年即公元六二四年)又颁布均田法令。”④胡如雷说:“唐太宗利用隋末农民战争打击⑥ 熊德基:《论武则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① 魏良彛骸堵畚湓蛱臁罚缎陆笱аПā1979 年第1、2 合期。
  ② 缪钺:《关于武则天评价的问题》,1961 年5 月8 日《四川日报》。③ 汪海В骸锻艉'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④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③ 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④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成果,更有效地推行均田制。”⑤翁俊雄经过一番稽考后指出隋王朝不仅颁布过新均田令,而且内容上还比较丰富⑥。另外,贺昌群、吴枫、王仲荦等也持同样的观点①。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如邓广铭就认为唐初没有施行均田制,均田制只是“纸上空文”。他说像唐人杜佑《通典》这样重要的典制之作竟未记载武德七年均田令;应为均田制施行重点的潼关以东、黄河南北地区,直到贞观六年还荒凉不堪,关东地区也没有实施均田迹象;敦煌残卷所载各户之田也与均田制原则相违背。所以,唐初宣布的所谓均田令,只是把全国民户私有土地更换一下名称罢了②。又如傅筑夫认为隋朝只是承认一下北齐的均田令,并没有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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