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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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牴牾踳驳的记载。就是到现在，这样的考核订正还是不少见的。吴缜还撰《五代史记纂误》。这是继《新唐书纠谬》之后，继续订正欧阳修撰史的作品。如前所言，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追循《春秋》笔法，侧重于褒贬，于史事的考核稍欠功力，故吴缜得以抉出其中的阙误。这对于研治唐史，还是有所裨益的。
两《唐书》先后撰成，并行于世。这充分显示有唐一代史料的丰富。两《唐书》合计，共有225 卷，翻检起来，就难免有些麻烦。还是在宋时，已有《新唐书略》的编撰。此书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陈振孙说：“吕祖谦授徒，患《新史》难阅，摘要采出，而门人钞之，盖节本之有伦理者也。”这样说来，当时相似的编撰应不只吕祖谦这一部书，可能是吕祖谦名重一时，故特见于著录。元明两代未见有这样的编撰，《明史·艺文志》著录梁寅《宋史略》和《元史略》，性质可能相同，只是转移到《宋史》和《元史》。迄于清时，才有沈炳震所撰的《新旧唐书合钞》。吕祖谦的书仅以《新唐书》为主，沈书则兼取两《唐书》。既兼取两书，篇幅就会相应增多，不过两书合计，删去的还是不少。纪传皆以《旧唐书》为主，诸志则以《新唐书》为主。这不仅是由于《新唐书》诸志的记载较为详备，而且还增添了《选举志》和《兵志》，如皆以《旧唐书》为主，这两志就将无所附丽。所谓为主者，则是纪传各篇皆以《旧唐书》作为正文，而以《新唐书》所载不同于《旧唐书》的作为注文，附于其下。至于诸志的编撰，亦同此理，就是以《新唐书》为正文，而附注《旧唐书》的歧异记载。其间互相违异之处，也曾略作考核，不过只是以本书参证，或两书互证，而未多所涉及，显得较为局促。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丁子复《唐书合钞补正》，当是匡正沈炳震之书的。
对于所说的两《唐书》互相违异之处，也还有人继续考核。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就是其中的一种。此书不若沈炳震书的备录原文，仅摘录其违异之处，而论证其间的是非。核实来说，是以《旧唐书》论证《新唐书》的谬误处，与吴缜《新唐书纠谬》稍有不同。书中多引用吴缜旧说，也可以略见其绍递的痕迹。《清史稿·艺文志》于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之后，还著录张道《旧唐书疑义》和罗士林等《旧唐书校勘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更著录岑建功《旧唐书佚文》，虽未获读其书，当亦属于考核校订补佚之作，惟已不以《新唐书》为限，而转着眼于《旧唐书》了。
作为两《唐书》的考核订正，还应该提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并著有《十驾斋养新录》、《诸史拾遗》，赵翼著有《陔余丛考》，王鸣盛亦著有《蛾术篇》，可以一并论及。《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如书名所示，所论述的皆系多种史籍，不过论述唐史，在其书中仍各占有相当地位，不应以其不专论一史而稍事忽略。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追踪《春秋》，以褒贬为主。其实这在《新唐书》中已稍露端倪。钱大昕因此就说：“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①王鸣盛也评论《新唐书》过①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
于简略，并举例证说：“德宗出奔奉天，全赖陆贽草诏罪己，以激厉将士，而新纪尽削不载，贽本传载奏议甚详，而语令不便入之，所谓武人悍卒感动流涕者竟不一见于史，此其失也。”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尤多论述两《唐书》和两《五代史》的撰修经过及其各自之间的相互比较，文辞精湛，论证详确，不仅论证彼此的互异和谬误处，而且还涉及传世版本的脱误处。这些论证都能有助于对唐代史料的利用和探索。
清代学者治史，多以其所得撰为札记，并以之流传于当时和后世。钱大昕、赵翼、王鸣盛三家都以史名其书，故得以综论如上。其他虽不以史名其名，书中也不乏有关史事的论述。顾炎武《日知录》就是具体的例证。《日知录》中就有专论《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条目。而论《新唐书》尤为繁多。其中说到“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并说这都是宋祁不喜对偶文字，因而取去失中。所说也不是毫无理由的。顾炎武以后，这样的论述更是不乏其人，阎若璩《潜丘札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都有有关的论述，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纪传体的史书起自《史记》，就是以前所称的正史。《史记》成书后，陆续有为之作注释，迄今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犹附《史记》并传于世。其后《汉书》及《后汉书》亦皆有注。自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后，这种作注风气就暂衰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樊先生《注唐纪》，和窦苹《唐书音训》，后来不复再见著录，当是早已佚亡。直至清末，始有唐景崇者撰《唐书注》，行于世的仅为所注本纪部分。书以注《唐书》为名，其实只是《新唐书》。所注多所采撷，不限于以本书纠正本书，或两《唐书》互证。惟志、传部分尚未面世，显得有所不足。
一代史书所涉及的岁月，往往相当悠长，所记载的史事就难免有不周之处。鸿博加班固的《汉书》，其中志表就有人为之疏证校补。而《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南北诸史的疏记校补尤为繁多。《隋书》和两《唐书》也就都是少不了的。对于《隋书》的疏证校补，也是集中在志表两个方面。所补的表为万斯同《隋诸王世表》、《隋将相大臣年表》和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万斯同著有《历代史表》，自梁陈以迄隋时诸表，皆取之于《历代史表》。诸王表因当时受封者究属有限，表中所列，易于了然。将相大臣年表乃是师法《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旧规，以显示一代当朝的人物。举凡三师、三公、尚书令、左右仆射、纳言、内史令监、诸部尚书皆列入表中，能够起到和《汉书·百官公卿表》相似的作用。《隋唐之际月表》所记更为详赡。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有首义的农民，有地方官吏，还有一方豪俊。据所统计，不下一百二十余人，自大业七年（611）王薄、窦建德等起兵，至贞观时次第为唐所削平，其间十余年，纷扰无宁日，其间兴亡一一列之于表，检阅就会相当方便，是可以称道的。
至于对志的疏证校补，则集中于《地理志》和《经籍志》两志。前面说过，《隋书》各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中，并不限于有隋一代。《地理志》以隋时疆域为主，附载梁、陈、周、齐的沿革于各州县之下。南北朝的疆域沿革至为杂乱，梁、陈、周、齐当南北朝的后期，承其余绪，建置更为繁多，《志》文简略，所记就不易周详。杨守敬《隋书地理②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新旧唐书二》。
志考证附补遗》也辑录于《廿五史补编》中。书中随文考证，更能显示个中曲折。《隋书·地理志》记长安城东、西、南面各有三门，仅举各门的名称，而未备载各门的具体位置。杨守敬书据《长安志》谓东面三门，北为通化门，中为春明门，南为延兴门。其西、南两面各三门也准此。又如《隋书·地理志》于东莱郡观阳县下说：“开皇十六年分置牟州”，杨守敬书则说：“《元和志》，开皇三年置牟州，《寰宇记》同，非分置也。”这就不仅限于疏证了。
《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较之《地理志》，更为丰硕，所著录各书，不仅限于五代，其上可以直追《汉书·艺文志》。清代为其补苴考证者三家。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仅就《隋书》列传中所载有关的撰述，补其所未及著录各书。章宗源和姚振宗皆撰有《隋书经籍志考证》，对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各书，逐一加以考证。姚振宗书后出，往往引用章宗源书，并时加以订正。章宗源书亦广事征引，所论述率多以阐明各书的渊源，而且兼及其内容，有的还加以是正补苴。姚振宗书则于涉及著录之书的有关文献，率皆尽量征引，显得更为完备。《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书》115 卷，并注：“汉护军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章宗源考证说：“今存颜师古注本，较应劭本多五卷。《唐志》两本并存，而脱‘应劭集解’四字。”姚振宗于《隋书·经籍志》本条之下加注说：“应劭当作蔡谟”。接着就依次征引《太平御览》、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和《列女·班昭传》、《史通·六家篇》和《正史篇》以及《玉海·艺文篇》，以见班固及班昭撰史的经过，接着又引《晋书·蔡谟传》和颜师古《汉书叙例》，以见蔡谟确曾为《汉书》作过《集解》。接着更引《唐日本国见在书目》、《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和《四库简明书目》，以见《汉书》之有颜师古注。最后征引章氏《考证》，并加按语说：“章氏以此为应劭本，不知实蔡谟本也。”这样的考证确实显得渊博，却也不免失之繁琐。
对于两《唐书》，补苴订正的尤多。首先赓续隋代，万斯同《历代史表》中又复制有唐表，计有《唐将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镇十道节度使年表》、《唐边镇年表》、《唐宦官封爵表》、《武氏诸王表》、《唐诸蕃君长世表》，黄大华亦撰有《唐藩镇年表》，唐代历年悠久，皇朝将相名称时有变更，武德初年，三公之外，仅有中书、门下、侍中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和左右仆射，阃外之事则仅有一西讨元帅。贞观初年，朝内有了吏部侍郎参预朝政，阃外又有行军总管。贞观后期更有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他变更改革也屡见不鲜。中叶以后，盐铁使和观军容使，都成了中枢的大员。这样繁多的名称和执掌，能够列于表上，一目了然，也是方便的。其他一些表也都能起到相应的作用。撰《新旧唐书合钞》的沈炳震也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这不是补苴，而是如书名所示的从事于订讹。沈炳震说：“《新书·宰相世系表》舛讹特甚。其小疵则以孙为子，以弟为兄，甚则以甥舅为父子，合二氏为一族。”沈炳震还提出更为严厉的指责，甚至说到“举可废也”。前面曾提当时参预《新唐书》撰修的吕夏卿。吕夏卿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以当时公认精于谱学的名家，制成《宰相世系表》，竟受到这样的指责，可见谱学是不易讲的。
诸家补表之外，劳经原也撰有《唐折冲府考》。折冲府为唐代前期有关府兵的设置。唐代前期兵力的强盛，得力于实行府兵制度。《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和《兵志》以及《庸六典》和《通典》都有记载。就是后来《文献通考》、《玉海》等也都有论述。劳经原皆总为汇集，列于篇首。《新唐书·兵志》仅举十道折冲府的数目，而未详其确地。《地理志》虽于有关府州举出若干折冲府的名称，阙佚者甚多。《唐折冲府考》主要是补苴这些府名及其所在地。在论述关内道之初，先举出有府的数目，接着发凡起例说：“今补十五府。”如果说是补苴，应该是补《新唐书·地理志》的不足处。
《资治通鉴》的《隋纪》、《唐纪》及其有关的撰述以编年体记载隋唐两代史事的，有司马光撰的《资治通鉴》。这部书本来仅称《通鉴》，后来宋神宗为之写序，改称《资治通鉴》，并且说：“贤于荀悦《汉纪》。”以资治为名，是因为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的缘故。当时襄佐司马光撰修的为刘攽、刘恕和范祖禹。南北朝部分的主持者为刘恕，唐五代部分则为范祖禹所主持。其中《隋纪》8 卷，《唐纪》81 卷。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以前的几年，则见于《陈纪》之中。
《资治通鉴》网罗各方面有关的史料，剪裁考订，汇为一书，博大精深，历来都受治史论政者的推崇。可是其中名物训诂并非尽为世人所了解，因而多有为之撰注者，不过传世的仅胡三省一家。胡三省的注文当其最初撰述时，本是依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先例，别为《广注》单行。后经乱离，原稿散失，再次补撰，因以注文散入《资治通鉴》有关各条之下，就是现在所见的传本。《资治通鉴》既已弘博深邃，无所不包，注文也就随之作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举凡天文、历法、礼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