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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民国年间新旧唯识之论争-第2部分

小说: 民国年间新旧唯识之论争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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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然细观其误阿陀那为第七末那一事,可见其学无根柢每多随意揣测为说。则其以阿摩罗(即菴摩罗)为第九识即真如,及第八阿黎耶为真妄和合识等,可知其亦由对于世亲学误解意揣而致此。'29'
  
  太虚认为真谛所传的唯识古学是“无根柢”的学问,而且是对世亲学的误解、意揣。如误阿陀那识为第七末那识。所以,他认为真正的世亲学应该以新译为准,他同意梅光羲的观点,即“唯识学至护法乃确然可立纯粹以精是也”。
  但是,我们在《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书后》一文中,发现太虚“不顾史实”之处颇多,如不加考证,推测“扇多即禅宗初祖菩提达磨,而慧光即二祖慧可神光”;他对唯识古学的否定,甚至认为“不应以旧译之异于新译者”,可见他对旧译的成见。而且,太虚特别提出旧译以阿陀那识为第七末那识,太虚曾著《阿陀那识论》,专门阐发阿陀那识的意义。太虚强调,以阿陀那识名第八识,“最为允当”;而且,他指出:“唯识宗之特胜点,即在第八识,明此阿陀那识,即自明一切法唯识。”'30'可见,太虚以第八识为唯识宗的命根子。唯识古学以阿陀那识为第七末那识,保持“七、八二识未分”的传统;而且,太虚忠于玄奘所传的唯识今学,故对唯识古学持否定态度。

  二、守培与印顺

  近代佛教对于旧译、新译唯识的真正意义的论争,在守培与印顺之间展开。守培(1884—1955)家境贫困,父母早逝,幼年读过数年私塾,学问并没有根底。出家后习唱诵,住禅堂,未读过佛学院。但天赋绝高,加以刻苦力学,勤于自修,使他在佛法义理的解悟上有相当的成就。当时,社会上把印光、兴慈、守培合称为三大师,可见其道誉之隆。'31'守培精通《金刚》、《维摩》、《楞严》、《起信》等大乘经论,当时支那内学院偏弘唯识,评斥《楞严》、《起信》,守培于是取《地论》、《摄论》等法相旧义对决,甚至“语侵世亲”。'32'守培的佛学思想源于《楞严经》与《起信论》,以“真常唯心”为主,有其自己的特殊见解。
  印顺(1906—2005),当代的佛学泰斗,不预设任何成见,不囿于宗派立场,同情与支持真谛所传的唯识古学,认为真谛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起信论》,而能融合真常与瑜伽二派的“中间路线”。'33'但是,早年的印顺在与守培的论争中,则持反对旧译的立场'34';晚年的印顺在《起信论与扶南大乘》一文中,则舍弃了“中间路线”,以《摄论》的“解性黎耶”则是《起信论》的“本觉”。'35'可见,印顺的一生对旧译的态度变化。
  守培的基本观点是“旧译无一非处,新译无一是处”'36',而印顺的基本观点则反之,即“旧的都错,新的都对”'37'。守培是以《起信论》为参照系,比照与解释旧译、新译的思想。所以,他说:

  马鸣始作《大乘论》,惟依佛法,不参己见,是为纯清洁白之大乘法。至无著天亲等,则稍带彩色矣。由护法后,则玄色满面,大乘真相完全不见矣。'38'

  守培以《起信论》为最高佛法,纯清洁白的大乘法;而无著、世亲的唯识思想则稍带彩色;护法则更次之,完全掩盖了大乘佛法的真相。
  守培对梅光羲提出的旧译、新译的八点不同与灵润的十四点不同,引经据典,一一进行详细论证。综合守培的论证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守培依《起信论》、《楞严经》、《楞伽经》等解释旧译的思想,而且加以自己的理解。他以《起信论》的“分别事识”与“意”解释《显识论》的“分别识”与“显识”,于是他认为“显识”是第七识,显现其境相;“分别识”是第六识,分别境相。他完全不顾《显识论》所说:“显识者,即是本识”'39',他强调“本识”即是《起信论》所说不生灭的“心真如门”:

  问曰:云何不言八识耶?答:八识是和合性,有名无实,无所作为故不言也。如《起信论》云:不生灭与生灭和合,非不非异,名阿赖耶识。不生灭即本识,生灭即前七识。七识生,真妄和合,名阿赖耶生,实则生无所生;七识转,圆成本识,名阿赖耶灭,实则灭无所灭。以三界有二种识,熏习不断故。'40'

  守培依《起信论》所说的真如理体(不生不灭)与妄念心识(生灭)和合,名为阿黎耶识。“本识”是不生灭的真如理体,“显识”、“分别识”为前七识,完全割裂了《显识论》的观点。这样,当前七识生起,即妄念心识现前,便真妄和合,成为阿黎耶识;而转识成智时,则灭去阿黎耶识,成为真如(即阿摩罗识)。
  对于阿陀那识为第七识,守培引用《楞伽经》:“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识浪,腾跃而转生”'41',这是以大海比喻八识,以波浪比喻为七识;《楞严经》说:“陀那微细识,习气成暴流”'42',阿陀那识既然是习气,当然不是含藏识——第八识,而且用暴流作比喻,而非大海。所以,正好能够证明阿陀那识为第七识。
  对新译唯识的“四分”,自证分缘见分,自证分缘证自证分及证自证分缘自证分,守培认为都是“以心缘心”。所以他引用《楞严经》的“七处征心”,心不可得;“十番辨见”,见不能及,以此证明“以心缘心”是错误的。'43'
  而且,守培以《起信论》等同于旧译,他说:“旧译云:心真如者,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44',这其实是《起信论》所说“真如缘起”'45'。真如心是一切现象得以产生的根本,亦是一切现象的共相。所以,守培以“真如缘起”为“天然的唯识观”,一切法从真如起,法法皆是真如,真如即识性。'46'
  可以看出,守培虽然依《起信论》、《楞严经》解释旧译的思想,但是确实如印顺所说“并不附和一般《楞严》、《起信》的注疏”,他对佛法,有一整套看法。'47'因此,有些牵强附会之处,亦是其独特看法的表现。
  二、守培对新译唯识成见太深,“凡新译不同旧译者,皆无是处”,“印度大乘佛法至护法时间,满面玄黄,不见本来面目”'48'。如对新译的“五种性”,认为有情有五种不同,有高有下,不平不等,有成佛有不成佛,违佛言,亦违至理。从思想史的角度,一般认为无著建立三性以破空执。但是,守培引用《唯识三十颂》:“此诸法胜义,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识实性”'49',证明无著亦是以三无性为本;而且,世亲亦是于唯识性上刷洗得干干净净,不但所缘之境不容有,即能缘之智亦不容有,直得能所俱尽,二边全空,始许唯识义成。这样的话,由护法误谬唯识真空而谓之有,自立有宗,反对清辨,推尊世亲,这是“假世亲之名,破世亲之法”。'50'因此,守培强调依他性是空,而以新译谓依他性有为无根据的妄见。而且,更有甚者,守培认为,护法“说依圆是有,则违佛说三无性故;说遍计是无,则违佛说三自性有”'51',二边俱违。
  守培以护法违背世亲的本意,批判护法唯识思想的错误;而且,所谓世亲的本意亦只是他自己的“我意”理解。《唯识三十颂》说:“彼依识所变,此能变为三,谓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52',守培解释“彼依识所变”的“识”为本识,因为真谛主张能变唯有本识,能转变以下三种心色诸法,即异熟(第八识)、思量(第七识)、了别(第六识)。'53'守培以真如为“本识”,依真如生起种种法,亦可以归纳为八识。这样,守培是以“我意”诠释世亲的思想,然后再以此去批判护法。所以,印顺批判守培“然彼非真能知真谛者,第假真谛之名,欲以笼统之圆融,摧精微之法相耳”'54',是有一定道理的。
  印顺当时在闽南佛学院,他对守培的印象,受到当时闽院师生的影响。因为守培与象贤争辩唯识空有时,对唯识宗采取敌对的态度。守培在解说《八识规矩颂》时,依照自己的观点而强解一番,当时闽院师生都称他为知见不正的“外道”。”印顺正是在这种风气下,对守培进反驳。印顺批判守培《读唯识新旧两译不同论后的一点意见》,分为三个方面。一、“不顾史实”,这是批判守培以《起信论》为“纯清洁白”大乘、护法则“玄色满面”等印度佛教史的误解;二、“未穷教理”,批判守培在教义理解方面的不足;三、“成见太深”,批判守培将所有错误尽归于护法。
  印顺维护新译唯识的正确性,主张“约毕竟无性而说,则无佛性言,是究竟了义之说,非方便也”'56',批判旧译“若立真如名阿摩罗识,应有生灭,应是有为所摄,名为识故”。同时,印顺当时是从三论、唯识入门,1931年,他学习太虚的融贯方法,创作《抉择三时教》,对于智光的三时教,唯识宗的三时教,抉择而予以融贯。'57'因此,印顺在阐释唯识的思想时,则融贯中观的立场。印顺从诸法实相出发,一切诸法所知性相,离于言说及假智诠,法尔如是,绝待绝待,有尚不有,岂容言空,迥绝二边,归无所得,是则有空,皆戏论也。印顺说:

  依他起,即是法相;彼圆成实,即是法性。法性法相,二不相离,相不离体,体不离相,无相之体,世所无有。……依他起法,亦有亦空。云何名有?唯识所现性之相故。地上量智正所缘故,非惟俗有真不无故,毕竟空中宛然有故。云何名空?胜义谛中虚妄假故,法体离言非情有故,非有似有如幻事故,宛然有中毕竟空故。无著依初,龙树依后,有空虽别,无所争竞。若言定有,则堕小乘,执有相法。若言定空,有所得大,恶取空见。'58'

  印顺以法相与法性的关系,解释依他性与真实性。这样,依他性为毕竟空中宛然有,真实性为宛然有中毕竟空,真空不碍妙有,妙有不碍真空,最后落实到无著与龙树则无所竞争,二者都是从不同方面诠释了诸法实相。
  而且,印顺从中观的立场解释三性、三无性,二者体一而义二,非互相破,而是相互相成。三自性是表诠门,三无性是遮诠门。依他性、真实性是真实的法体,从理上自不可言,非有非无、非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性相具足,真实不虚而不是空花。但是,凡情不能正确理解,于是在依他性、真实性增益成分别性;所以,诸圣者慈悲,说三无性,遣除增益的邪见,显现诸法实相。
  所以,守培是“旧译无一非处,新译无一是处”,而印顺则“旧的都错,新的都对”。但是,二者的基本立场不同,守培是从《起信论》、《楞严经》等真常唯心思想出发,对旧译进行解释,对新译进行批判;印顺则是从中观的缘起性空出发,而且对唯识进行融贯与诠释。
  守培与印顺的论争,是重“信”与重“解”的论争,一位耆宿僧宝,见解独特;一位学界新秀,崭露头角,敢于挑战权威。这次论争的结果,引起印顺内心的反省:

  这是千百年来的老问题,旧译与新译的思想对立,难道都出於译者的意见?还是远源于印度论师的不同见解,或论师所依的经典不同呢?这是佛法中的大问题,我没有充分理解,又哪里能够决了!'59'

  印顺对守培的论争,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很大一部分出于意气。所以,这次论争让他反思到自己对旧译的不足,亦让他生起自求充实的愿望,所以才到普陀山阅藏。同时,这次论争引发了印顺对旧译的重视与同情。1941年,他为演培、妙钦、文慧讲《摄论》时,便渐渐树立了他的“中间路线”:

  尝以今之学者,多偏据奘传之说,於《摄论》本义多昧,乃亦乐为一谈。依《世亲释》通无著《论》,间取《中边》、《庄严》为之证。如种识辨三相,陀那即未那,染意缘种子,自心为本质,见相成唯识,遍计依他等如幻,依他具二分,镜智体常住:异义纷披,每异奘传之说。'60'

  印顺在《摄大乘论讲记》、《如来藏之研究》等书中表达了他对旧译的观点:真谛将如来藏学糅入瑜伽学,如《摄论释》;将瑜伽学糅入如来藏学,如《佛性论》:真谛存有调和二系的意图。调和二存的基本原理,是出于《摄大乘论》的,真谛是将《摄大乘论》的微言,引申而充分表显出来。'61'
  印顺出版《摄大乘论讲记》后,曾经请教于守培;守培亦回了一封信,表示他自己的意见。另外,守培亦曾经批评印顺《中观今论》为“中道的方法论”,并且引用了“不偏之为中”、“未发之为中”来解释中道。可见,法义的论争,互相发扬问难,使佛法的真义更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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