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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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新（新疆）大局面的更好条件。”①这次讲话，给两军会师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
晚上，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了当地出产的青稞酒。这一天张国焘的无礼态度，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很有意见。毛泽东看在眼里，想在心中，听到大家的反应后，皱了皱眉，默不作声，他已经觉察到即将到来的斗争的复杂和艰辛。
这期间，陈昌浩也来看张闻天，畅叙旧谊。谈到过去，津津乐道，然而当张闻天一问到四方面军的现有兵力、装备和今后的打算时，善于言词的陈昌浩却闪烁其词，不肯吐露真情了。
张闻天在和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很多情况。他及时地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他谈到，到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后的思想状况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他自恃兵强马壮，瞧不起中央红军；他轻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保守退却思想浓厚，害怕损失实力，想在这一带按兵不动，并有退向川西北、过草原的打算，缺乏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观念。针对张国焘的思想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如何维持和发展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有利形势，如何搞好两军的团结，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商讨。他们研究确定要张闻天写一篇阐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的文章。6月24日，张闻天就在他的住处——两河口关帝庙里很快写出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并在油印的《前进报》上发表。文章深刻论述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根据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
①莫休：《大雨滂沱中》，《党中资料》1954年第一期。
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工农红军目前的紧急任务。”①文章还提出了“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张国焘、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会议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召开，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记录，王首道也参加了会议的秘书工作。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攻打松潘来讨论，从战略上讲这是关系向北还是向南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就是由哪个部队担任攻打松潘的先锋问题。
会议在张闻天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报告，他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他提出，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首先必须有利于我们的作战，其次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的主力。在地区选择上，应是：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条件比较优裕，能解决红军给养的地方。他说，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具有上述优良条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首先占领甘南。并强调两个方面军应集中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这是最高原则。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指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他要求“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因为他们是打成都”。他强调应迅速北出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解决。
其他同志在发言中也赞同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张国焘原来认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他曾宣传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这时他得知中央红军长途征战仅剩两万余人的情况后，顿时变了脸色，野心膨胀。在这次会议上，他明里不好反对攻打松潘，心中不愿攻打松潘，不愿承担攻打松潘的重任。他意在保存实力，不愿同胡宗南部战斗。他讲话不紧不慢，不阴不阳，绕圈子，不直接了当，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他摆出各种困难，反对北上，理由是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部20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由于大多数同志同意中央意见，他最后不得不表面上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看透了张国焘的心理，很耐心很诚恳的讲道理，说得他理屈词穷、最后也同意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攻打松潘。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
①《张闻天文集》（一）第546页
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还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决议，以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张国焘的错误方针而载入史册。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谈到两河口会议时，不得不承认：
“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
对于张国焘到两河口以来的无礼态度和争权野心，政治局的同志都反对，有的同志非常气愤，说他要夺中央的权。毛泽东进行了慎重的考虑，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毛泽东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商定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张国焘对于这个决定“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但他又攻击这个决定是出自“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①
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主力北进，保障后方安全；红军主力兵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迅速消灭松潘地区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
随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向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前进，于7月10日克哈龙，16日攻占毛和盖。其他部队进至卓克基、黑水、党坝地区。
张国焘是个两面派，他时两河口会议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会议一结束，他就采取政客手腕，在背后进行拉人活动。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他的手首先伸向这两个军团。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就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去吃饭，对聂、彭二人表示关怀，说他俩“很疲劳”，“干劲很大”，并说他准备拨两个团给聂、彭补充部队，实际上是相当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张国焘的“关心”，引起了他二人的警惕。
张国焘特别在彭德怀身上下功夫。《彭德怀自述》中对这一点写得很清楚：“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国焘）主席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希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三）第235、246页。
“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滑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①
张国焘的幕后活动没有奏效，聂荣臻和彭德怀他都没有拉动。
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在下东门见到了徐向前。本来，同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应该向徐向前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的，但是张国焘却不愿多谈两河口会议情况，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又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徐向前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②张国焘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他并要徐向前第二天直去懋功，当面向中央陈述他的意见。徐向前因战局紧张，无法脱身，没有去成。张国焘回到茂县后，又给徐向前来电话，要求按照中央决定，攻打松潘。于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主力于7月6日分别从理县、茂县出发北上。
中共中央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精神，派出了由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同志的慰问团，到杂谷脑去慰问红四方面军，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红四方面军的后方。张国焘也赶忙去杂谷脑，迎接慰问团。实际上，他是去限制慰问团的，他对慰问团表面上很客气，派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陪同，吃得很好，但就是不让慰问团接近红四方同军的指战员。他还背着慰问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以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为名，大肆散布他反对北上的主张。他歪曲事实真相，诋毁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人“右倾逃跑”。他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他还把他所领导的地区当成了“独立王国”，不接受中央派去的干部。开始，洛甫与李维汉谈话，要他参加慰问团后，就留在那里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如果做不成，就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然而张国焘不欢迎，他派人陪着李维汉，实际上把李维汉软禁了。不让他出去与人接触。后来，中央打电报要李维汉在红四方面军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他因了解到张国焘反对中央的底细，感到无法担任这一职务，即向中央发报，陈述自己不懂军事，无法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职务。中央明白他的处境不妙，立即回电要他回中央机关工作。党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去工作的一个重要干部，就这样被张国焘软顶了回去。
张国焘对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并不满足，还加紧向中共中央伸手要权。7月1日，他致电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他煽动一些同志，向中共中央建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提出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任总参谋长。7月16日、18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边电中革军委，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