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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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缘模�我们不是已经过来了吗？”。①生动形象的话语，引起了朱德、刘伯承的哈哈大笑。　
　　①杨国宇等：《刘伯承军事生涯》第91页。　

“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中央红军巧度金沙江后，蒋介石于1935年5月12日急匆匆飞到昆明。龙云向他献计，建议象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太平军石达开那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向大渡河前进，深人四川腹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制定了一个把中央红军封锁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在大渡河畔予以“聚歼”的计划。他命令薛岳部渡过金沙江尾追，命令四川军问刘湘派兵堵截，以杨森率20军及21军一部在大度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将24军大渡河以南约五个旅堵截红军北上，并掩护薛岳部北进，以24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与杨森部协同防堵。蒋介石纠集了15万至20万重兵进行大渡河会战，妄图“叫朱、毛做石达开第二。”蒋介石致电刘文辉进行打气，称“大渡河天险，共军断难飞渡。”又给大渡河南北各军去电，吹嘘“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①刘文辉力图保存地盘，他严令所属各旅长：　
　　“不能成功、即当成仁”，“与城共存亡”。　
　　蒋介石图谋在大渡河边歼灭中央红军的方针已经定了，大渡河战役的战鼓即将擂响了。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中央红军怎么办？5月8日，红三军到达会理城郊，9日，干部团也到达会理郊外，即与红三军团共同围攻会理。红军围攻会理的目的，在于能打开则打开之，不能打开就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休整，掩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刘少奇、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三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李德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二是确定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当前任务，以统一领导核心和高级干部的认识。　
　　会前，对遵义会议以后的战略方针有不同意见。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指挥下，取得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许多胜利，部队士气大振。但因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有时难免多走一些路，有的人就对毛泽东表示不满。聂荣臻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创议的一个。”①　
　　在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红军到达会理地区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拒绝了。林彪打电话时，聂荣臻、　
　　①《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404页。　
　　①《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2页。　
　　左权、罗瑞卿、朱瑞都在场。聂荣臻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他警告林彪：“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拒绝了聂荣臻的批评，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下台，主要是要求毛泽东下台。林彪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遭到聂荣臻的严词拒绝，他就一个人单独签字上送了。　
　　鉴于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不同意见，召开会议来统一认识就是非常必要的了。会理会议集中批评了林彪的错误，同时也批评了彭德怀。会议开始，张闻天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针对林彪所谓“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的错误意见，批评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他还说，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这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对林彪的信，彭德怀也表示了态度。他写道：“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①　
　　关于与林彪信的关系问题，彭德怀后来写道：“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曰‘会理会议’。？？有林彪写给中央写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①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严肃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议指出，林彪的活动，不仅在军事路线上是机会主义的，而且在政治路线上与组织路线上都是机会主义的。会议一致认为，大家都有义务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　
　　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当前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红军抢渡金沙江成功是战略上的一个决定性胜利，证明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实行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他建议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会议最后由张闻天做结论，他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决定中央红军向川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陕甘边建立新苏区。会议决定组织先遣队，由熟悉四川地理民情的刘伯承总参谋长任先遣队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①《彭德怀自述》第199页。　
　　①《彭德怀自述》第198—199页。　
　　会理会议是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批评了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确定了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对实现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战胜张国煮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彝族区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于5月16日从会理出发北进。从会理到大渡河计程约500公里。从沪沽到大渡河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帯�（今越西）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富林（今汉源），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路；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小路，而且要经过彝族聚居区。蒋介石判断红军必走第一条路，因而把兵力重点部署在富林方向。　
　　军委组成了两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一军团第一师一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力政委；第二先遣队由一军团第二师五团组成，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两支先遣队均经越西向大树保前进。　
　　正当先遣队整装待发之时，中共冕宁地下党主动派人到沪沽，向刘、聂首长汇报敌情，红一团侦察组亦汇报了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居民、给养和敌军布防情况。刘伯承认为，敌人显然已判定我军将走西昌玉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小路。聂荣臻同意刘伯承的意见，并提出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和钳制敌人。当即由刘伯承起草电报，发给军委。因军委在行军中，电台联络不上。刘、聂果断决定，红一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军委联络。　
　　21日凌晨，红一团到达冕宁，与军委取得联络，军委和毛泽东完全同意刘、聂的正确建议，红一团和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小路向大渡河前进，红五团则继续经越西北进，以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军委强调必须“绝对保持改道秘密”，“严密搜捕敌探”。　
　　这次红军改道走小路向安顺场前进，充分体现了红军高级指挥员实事求是、主动创造的精神，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一贯的民主作风。将师协和、机动专行，团结一致，集思广益，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　
　　要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最重要的是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过去由于汉族统治阶级对彝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彝民对国民党军极端仇恨，国戾党军通过彝族区时，必须大队人马，一团以下人员通过，即被缴械。彝汉民族隔阂很深。　
　　为顺利通过彝族区，1935年5月20日，毛泽东召集冕宁地下党的廖志高、黄映龙、陈荣檀等了解彝族的情况，他指出：形势是前后都有敌人，前面是川军拦阻，后面是薛岳追兵，我们要在这里同敌人周旋是不容易的。但还是有办法，那就是通过彝族区，所以最要紧的是团结好彝族。毛泽东要求先遣队对彝族风俗习惯进行调查，并对红军全体指战员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朱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详细说明了党对彝族同胞的政策。刘伯承、聂荣臻、左权、刘亚楼亲自对部队进行党的民族教育，然后率两支先遣队分路前进。　
　　部队在行进中不时受到彝民的袭击，有的同志负了伤。第一先遣队工兵连进入彝族区后，全部武器、工具均被彝民抢走，衣服全被扒光。消息传来，各部队普遍产生了急躁情绪，都来向毛泽东和红军总部请示怎么办？毛泽东指示说：“一定要尊重彝族同胞，不准打枪，不准伤害彝族群众。”又说：“早晨，刘伯承总参谋长带领的先遣队已进入彝族区。他是四川人，又带了通司（翻译）。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　
　　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成友好。”他告诫说：“目前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就一定会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这样，彝民不但不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顺利通过彝族区争取时间，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抢先渡过大渡河。”①　
　　毛泽东又亲自对战士们进行教育，他说：“四川的彝族人和广西的苗族人都一样，他们都是受白军压迫最厉害的民族，所以他们也最痛恨白军。可是他们对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尊重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弟兄，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白军的压迫。”又说：“我们朱总司令和刘参谋长都是四川人，他们最了解彝族人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高兴的。”　
　　毛泽东要求部队准备一些酒、绸缎、衣服、枪支等，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彝族同胞。还要求每个指战员也给彝族同胞准备一件礼物。　
　　在冕宁，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与总部请来的一位彝族通司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位彝族同胞30多岁，头缠厚厚的灰布，上披一件披肩，下穿宽大的裤子，打着赤脚，长得非常剽悍，会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朱德、刘伯承与他亲切握手，并叫他“老根”（即“老乡”）时，他放声开怀大笑。毛泽东了解彝民酷爱喝酒，就让拿酒来给他喝，他毫不推辞，把大碗白酒一饮而尽。一边喝酒，毛、朱、刘一边对他讲红军的政策，讲红军反对军阀，北上抗日，借彝民区通过的道理。这位彝族同胞认真听讲，频频点头，豪爽地说：“皮娃子的事格老子去说通，大军不要放在心上，你们会‘龙快，过去的。”这样，这位彝族同胞成为红军通过彝族区的得力通司。　
　　在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