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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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情况，我们多少也知道一点，中央来过电报，会议的正式文件，在长征中过草地的时候，我才看到。”②张国焘闹分裂召开阿坝会议围攻朱德时，朱德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当面质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曾电告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了吗？”又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成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
伟大的遵义会议，也引起了敌人的关注。蒋介石嫡系将领薛岳率部队从江西一直尾迫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他对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一向畏惧。1935年2月他获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情报。他对此极为重视，一面迅速上报蒋介石，一面通报所属部队要谨慎行动。蒋介石从重庆参谋团贺国光和薛岳送来的情报中，得悉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的情况，他喜优参半。喜的是，他认为遵义会议表明中共和红军内部有分歧，意见不统一，幻想红军发生分裂，便于他各个击破。他企图利用红军长征遭到削弱，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的机会，加紧围攻，聚歼红军。忧的是，他领教过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强大威力，怕他的部下不是毛
①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388页。
泽东的对手，因此他告诫他的部下千万“不可轻敌”，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薛岳，叮嘱他：“今后作战，务必谨慎小心，稳扎稳打。”①
地球转动了五十个春秋。在长征过去了半个世纪的1985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在谈到遵义会议时说：“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②
中共中央的调整经历了一个过程，不是遵义会议一次完成的。
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决定一切，是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这就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而周恩来仍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博古仍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博古的领导发生了困难，继续领导没有人服气了：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又对政治局其他成员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赞同。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庄子——水田寨宿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开会分工，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洛甫就成了中央的总负责人。在洛甫负总责期间，毛泽东积极支持他的工作，而他在领导工作中能够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保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尊重和实行。他曾说：“我们党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洛甫这一时期的出色工作，生动地比喻说，洛甫是个“明君”。遵义会议后进行的另一项重大调整，就是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亦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和长征初期，在军事指挥上是李德擅权，独断专行。猴场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限制了李德的擅权，使党的集体领导与军事民主得到了发扬，红军也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个规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仍然处于强敌围追堵截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为了讨论作战问题，洛甫每天要召开20余人的中央会议，实行集体决策。这种情况，是与紧急军情不相适应的，为了及时抓住战机，并保证毛泽东能够实施及时的指挥，急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于是三人军事小组就应运而生了。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遵义大捷之后，来到鸭溪、苟坝一带。在这里中央召开会议，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开始被否决，后来又得到尊重。有鉴于此，洛甫提议以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则提议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的提议被通过了。1972年周恩来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遵
①李以劻：《薛岳部蒋军追堵红军经过》。
②《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38、146页。
义会议开了以后，打仗如何打法问题引起了争论，“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城）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象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①
1935年3月11日前后，三人军事小组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正式成立，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三人军事小组是党中央当时最重要的领导机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参加三人军事小组，表明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
神来之笔
遵义会议之后，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敌情仍然是非常严重的，仍然处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如何粉碎强敌的进攻，争取主动？这是摆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也是时刻萦绕在毛泽东脑海里的问题。
当时，敌我力量非常悬殊。蒋介石调集了中央军和湘、桂、川、黔、滇地方军阀部队约150个团三四十万人的庞大兵力，他们拥有比较先进的武器，有空军助威，有全国政权作后盾，粮食被眼弹药供应充足，运输比较方便。而中央红军仅有三万多人，武器落后，弹药不足，粮食被服给养缺乏，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没有空军，没有汽车。敌我兵力对比为10：1，敌强我弱形势非常明显。为了克服被强敌围追堵截的困境，毛泽东运用其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发动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
这次战役，敌方的最高统帅是蒋介石，中央红军方面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这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战场上的第二次直接较量。第一次是1931年进行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统帅30万大军向红军大举进攻，被毛泽东指挥的仅有3万人的弱小红军打得大败而归，损兵折将3万余人，蒋介石亲自品尝了毛泽东指挥艺术的厉害。
这次四渡赤水之战，蒋介石飞重庆，奔贵阳，自任统帅，亲督三四十万重兵，又以十倍的优势兵力运用第五次“围剿”中获胜的堡垒政策，从四面八方向中央红军追堵而来。蒋介石并不是白痴，而是一个有很强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的人物。1938年毛泽东曾说：“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代、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①蒋介石的学习是广泛的，他读过《四书》、《春秋左传》、《尚书》、《易经》、《纲鉴》、《礼记》、学过周、秦诸子的学说和宋理学，还学了《孙子兵法》、《曾文正公集》，这为他打下了国学的基础。他很关心时事，爱读报纸，学习过英文、日文、俄文。
蒋介石酷爱军事。他曾东渡扶桑，入振武学校学习，并到驻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入伍，先当二等兵，后升为士官候补生。一年的高田士兵生活，对蒋介石影响很大，他体会最深的是“军队的基础是班长”这一原则，他认为一国军队如要做到精强和富于战力，就要有三个要素：绝对服从命令；军队官兵要有中心信仰；军队为士兵最优良的职业学校。他很重视阅读与军事有关的各种著作，他看过《防海纪略》、《平浙纪略》、《定夷丛刊》、《太平天国外略》、《地形学》《蒲鲁美战略论》、《初级战术》、《西洋通史》、《拿破伦本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巴克尔战术》、《军事常识》、《日本军制学》、《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大演习战况地图》、《世界大战史》、《统率学》等。其中，对《战争论》和《巴克尔战术》（德国人著）两本书，他随身携带，经常阅读，对后一本书尤为重视，看过六遍以上。“尤喜读王阳明、曾文正、故文忠三集，手未暂释。”①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10—511页，第一版。
①王俯民：《蒋介石传》第45页。
1923年，蒋介石奉孙中山命令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任团长。在三个月时间内，他对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苏联党政军机关进行考察了解，参加了第三国际的会议，了解苏联的政治制度、革命史和党建情况，尤其重视对苏联红军的考察，参观了苏联海军、步兵一一四团和各类军事技术学校，回国后，在建立黄埔军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又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指挥作战，他对苏联军队的建制和战略战术有相当的了解。
尽管蒋介石留过洋，进过军事学校，熟读兵书战法，讲起军事来头头是道，在军阀混战中爬上了权力的顶峰。然而，军事韬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在四渡赤水的战场上，能否实现聚歼中央红军的梦想呢？在与毛泽东比军事韬略、比指挥艺术的交锋中能否致胜呢？
作为红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他没有留过洋，没有进过军事学校，没有军事方面的“学历证书”。然而他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了解中国的优秀军事传统，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创造了一套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他是集军事理论家和军事统帅于一身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决定以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来战胜敌人，他说：“国民党的士兵有两条腿，我们的战士也有两条腿，可是他们的两条腿，走不过我们的两条腿。”①
现在，毛泽东指挥的三万余红军与蒋介石统率的三四十万大军进行的四渡赤水之战即将拉开战幕。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后，蒋介石判断红军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东去湘西与贺龙、肖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红回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蒋介石估计第一、二种可能性较大，第三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后一条路线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绝路。蒋介石在这三个方向都作了布防，而以主力部署在防堵红军东去湘西与北渡长江道上。
东面，以湘军刘建绪的四个师进至乌江东岸沿河、思南一带布防，并渡乌江参加“追剿”。西面，以滇军参谋长孙渡率步兵、炮兵六个旅十二个团二万四千人的兵力，布防于黔西毕节一带堵剿。
南面，以中央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部署于贵阳、清镇、修文、贵定地区，以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以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以桂军廖磊两个师进至黔南都匀地区；粤军三个师于1月11日从广州出发，准备经广西进入贵州参加追剿。
北面，蒋介石令其驻川参谋主任贺国光和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以潘文华为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国民党二十一军可能抽集的兵力，在川南叙永、古蔺和赤水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