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件 收获 2009年第4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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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杨小翼放学回家，如果看到刘伯伯的吉普车停在门口，她的心便会飞起来，她会冲进去，爬到刘伯伯的大腿上。刘伯伯微笑着低下头，亲她的脸。她的小脸被他硬硬的胡子扎痛。　
　　杨小翼通常会缠着刘伯伯讲故事。刘伯伯大都讲打仗的故事，革命的故事，但这些革命故事和干部子弟学校老师讲的不一样，刘伯伯的革命故事有着更多的人间烟火气，好像战争只不过是日常生活。　
　　杨小翼仔细观察妈妈对刘伯伯的态度。妈妈往往在刘伯伯到来之前回家，回来后就开始擦洗家里的一切，好像这一天是她的打扫日。有时候，妈妈也会让杨小翼帮忙。她当然很乐意。家里有一套用来沏茶的景德镇瓷器，每次妈妈都会用这套瓷器招待刘伯伯。瓷器在妈妈的擦拭下，上面那些精美的线条和菊花图案变得鲜艳夺目。杨小翼最喜欢擦洗的就是这套茶具。她想象着刘伯伯捧着茶具喝茶的样子，心里便喜欢得不得了。　
　　在杨小翼的感觉里，刘伯伯像一个温暖的太阳。刘伯伯经常会给她带来一些小甜点或小礼物。小礼物真的很小，是一根头绳或一根橡皮筋，但那时候物质匮乏，要找到这样的小东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杨小翼很满足了。只是这些小礼物从高大的刘伯伯的手中出现，她感到有些滑稽。她看重这些礼物，把它们收集起来珍藏着。有空的时候，她会翻出来把玩。　
　　杨小翼不再去想“爸爸是谁”这样的问题了。刘伯伯的形象牢牢占据了她的心。有时候，这个和蔼的形象还到她的梦里来。她感到她的生活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她和所有人一样，什么也不缺。那段日子，她觉得自己拥有生活赐予的全部快乐和幸福。　
　　多年以后，杨小翼回忆这段时光，有一种太阳重升的明亮的感觉。这种感觉同刘伯伯有关，也同“革命”这个词语有关。“革命”把一个时代一分为二，过去的叫做旧社会，现在是新中国。时间开始了。新这个词让眼前的一切明亮起来，让世界放射出光芒来。街景还像过去一样破旧，由于连年战争，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但现在灰暗的气息不复存在，到处阳光灿烂，充满了生气。　
　　在干部子弟学校里，杨小翼感到一种自由的喜悦。刘世军和刘世晨都在干部子弟学校，刘世军已是三年级学生，刘世晨和杨小翼同班。有他们在，杨小翼感到新的环境不那么陌生。　
　　同慈恩学堂比，这里简直像天堂。在干部子弟学校，不用再做那么多宗教仪式了，不用在一日三餐时感谢主赐予食物，也不需要晨课祷告了。这是多么好！就像范嬷嬷所说，天堂里什么都不用干，天堂的河里流着蜜汁，食物随处可得。范嬷嬷说得多好多准确。在干部子弟学校，每天中午都可以喝一杯热热的牛奶，还可以吃上一个白白的馒头。　
　　当然，这里的孩子可没有慈恩学堂那么规矩，那么听话。虽说天堂流着蜜汁，但这些孩子有本事把河里的蜜汁变成臭水沟。如果你没管住牛奶杯，那么很有可能牛奶杯里已撒上了小便或吐上了唾沫。他们糟蹋起上帝的食物来，一点敬畏也没有。他们对恶作剧的热爱胜过读书。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杨小翼发现自己穿在脚上的一只皮鞋不见了。一定是谁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爬到桌下，把她的鞋子脱了去。她非常奇怪，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她会感觉不到丢了皮鞋呢？难道是谁给她施了魔法吗？大概是老师讲得太生动了吧。老师讲的是关于革命及其理想问题，老实说她不怎么听得懂，那是一种她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这语言和最近在收音机里出现的语言是一样的，这些语言里有一束光芒，能把她的眼睛刺痛，然后让她小小的心脏跳动起来。　
　　大概是因为这个城市刘伯伯的官最大，老师叫刘世晨当班长。刘世晨虽是个女孩儿，但她当班长孩子们都服。孩子们在一起时，经常相互比较谁的父母官儿大。杨小翼从来不参与这样的比较，这方面她是自卑的。有一个孩子问杨小翼父母的情况。她有点儿心虚，脸涨得通红。她想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刘书记向我妈妈敬军礼。这话传到刘世晨那儿，刘世晨带着一帮孩子围住了她，冷笑着说，你竟敢说我爸向你妈敬礼？你妈算个什么东西？在刘世晨的气势面前，杨小翼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低头。不过，她心里是不服气的，刘伯伯确实向妈妈行了军礼。　
　　刘世晨冷冷地看了看杨小翼的脚，指了指她脚上的皮鞋，冷冷地说：“你瞧瞧，这班上谁穿皮鞋的？只有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　
　　说完刘世晨带着人走出了教室。　
　　杨小翼感到无地自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剥削。暴力。专政。这些都是她刚刚在干部子弟学校学的词汇，虽然似懂非懂，但她清楚“资产阶级小姐”是不好的，这个词代表电影里面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令人作呕的女人。　
　　春天的时候，新政权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　
　　杨小翼一星期前已知道了这消息。是刘世军告诉她的，刘世军说，那将是一次公判大会，解放军会当着老百姓的面，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地枪决。　
　　刘世军说这话时非常兴奋。他用手当枪，对着远处，叭叭地打了几枪。他说：　
　　“一颗子弹击中脑子，你想想，脑袋会是什么样子？”　
　　杨小翼看过一些电影，电影里经常有死人的场面。根据这些经验，她的眼前浮现出脑袋被子弹击中后血流如注的想象。奇怪的是，她竟然没有感到害怕，好像这一切也如电影一样是不真实的，只是一出戏。　
　　“脑袋会从中间裂开来，然后脑浆飞进而出。”刘世军的脸上有某种奇怪的幸福的表情，“也许开裂的脑袋会在空中飞一段路程。”　
　　杨小翼傻笑起来。她觉得刘世军像在说书。城隍庙的说书先生说的都是历朝历代英雄好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经常出现这样的细节。她记得范嬷嬷不让孩子们去听那些故事，她说，那是魔鬼的故事。　
　　公判大会那天，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一起去观看。那天，原三民主义广场——现在叫民主广场前面人山人海，场面沸腾，其盛况比过年看烟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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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还多。那些队伍排得整齐的观众是由政府各部门和学校组织来的。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是自己偷偷跑来的。他们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刘伯伯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左右都是军官。那些“反革命分子”低着头，挂着写有他们名字的巨大的牌子，牌子把他们的上半身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名字上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子。　
　　一会儿，刘伯伯开始讲话，他讲述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和伟大意义。台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脸上毫无表情，他们的脸像是蜡做的，显得脆弱而虚假，好像灵魂早已不在他们的身体里。只有他们的眼睛才透着活气，因为他们的眼睛里面遍布着惊恐，惊恐让他们有了一种遥远的气息，好像他们早已置身于这欢乐的现场之外。　
　　有人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人群屏息倾听，现场一下子安静得出奇。这些“反革命分子”大都是特务，或蒋介石政府的高官，或地方权绅，或战犯。他们的罪行是触目惊心的，罪状大都涉及到杀人等种种霸行。那个宣读的人在一些细节上描述得十分仔细。这些可怕的细节像一把刀子一样戳破了眼前的和平气息，让杨小翼害怕。　
　　这时，杨小翼认出了他。他是个医生，经常受范嬷嬷的邀请到慈恩医院来出诊。他站在第一排的最左边。她不知道他的名字，每次做弥撒，他都会来。做弥撒的时候，慈恩学堂的孩子就成了唱诗班的成员，他们站在教堂的讲台上，随着仪式的进行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演唱。他总是坐在教堂最前排的左侧，就像他此刻在审判席上的位置。只要唱诗班唱到“因他降世，亲历死地，现今荣耀无比”时，他就会流下泪水，然后，跪在地上进行祈祷。他是最热心的教友，每次仪式完毕，他都会走上台给唱诗班的孩子分发糖果，或拥抱他们。那时候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仁慈，好像他就是上帝的化身。孩子们看到他都很高兴，因为他总是那么慷慨。　
　　杨小翼久久地凝视着他。此刻，他的眼神同他们一样，暗淡无光。杨小翼不知道他因何站在那里。那人开始宣读他的罪状：革命期间曾有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受伤后到他所在的医院救治，被他出卖了，领导人不幸被国民党枪决。宣判书还说，那人的儿子是国民党军官，现已逃往台湾。这样的指控令杨小翼心惊肉跳，他竟然是一个干出如此险恶之事的坏蛋。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小小的心灵被某个奇怪的梦境所控制。　
　　她不知道那个宣读的人是何时结束的，当她回过神来时，广场上的人正在欢呼。枪决已正式开始。一排军人已站在那些罪犯的身后，端起了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勺。刘世军描述的情形真的出现了。但语言和现场是有区别的。当看到脑袋被击碎时，杨小翼感到恶心直冲喉咙。　
　　那天，刘世军一直在同她谈清算问题。刘世军说，新社会就是要把旧社会的坏蛋一个个抓出来，得到应有的惩罚。只要在旧社会做过坏事的人。人民就不会放过他，就要把他放到人民的审判席上审判。说这些话时，十三岁的刘世军的口气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在握的。　
　　杨小翼对此不是太懂，但她却因此对自己的身世担忧起来。她想起外公，他也是个医生，并且还开了一家医院，他算好人还是坏人？妈妈也曾是教会的医生，和革命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一想，她开始感到恐慌，如果要清算的话，她也将深陷其中。　
　　那天，刘世军带着杨小翼在西门口的郊外闲逛。杨小翼看到春天的农田开满了细小的野花，或黄色或浅紫色地点缀在杂草间，但她无心欣赏春天的美景，她忐忑不安地问刘世军，开了一家医院的医生是什么成分？刘世军想也没想，便铿锵有力地回答：　
　　“是资本家。”　
　　杨小翼大吃一惊。她有点不敢相信。在她那时候的意识里，资本家面目丑陋，都躲藏在阴暗角落瑟瑟发抖。她不能想象外公和资本家联系在一起。她着急地问：　
　　“你在同我开玩笑吗？”　
　　“千真万确。”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她突然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外公肯定不是革命者，她唯一能希望的是妈妈是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似乎无权追究一个革命者的出身。她曾问过妈妈，你是革命者吗？妈妈不理她。妈妈总是这样，习惯于在这样的问题前沉默，说出的往往只是事实的，极小部分。她不指望妈妈会告诉她什么。　
　　刘世军曾告诉她很多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她觉得妈妈的形象完全可以演义成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妈妈一个人带着她。妈妈有时候经常外出，一个月不归。妈妈身上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神秘的东西。也许妈妈真的是革命者。　
　　然而，她心里清楚妈妈不是革命者，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普通的医生。她进入干部子弟学校完全是因为刘伯伯的帮助。　
　　那天，杨小翼回家的时候，看到刘伯伯的吉普车停在家门口。看到吉普车，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她真的就哭了。这哭是踏实的哭，这哭让她顿觉轻松，刚才的压力一下子消失了，就好像她重新出生了一次，变得干净而纯正。这种自我想象让她如饮甘泉，无比美妙。　
　　邻居对杨小翼侧目而视。她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目光。杨小翼哭完后，没有马上进屋，而是爬到了吉普车上。刘伯伯的驾驶员是一个和善的胖子，姓伍，黑脸，肿眼泡，不说话时十分严肃，但一说话整张脸就笑得打皱，那皱纹像水波一样一圈圈地荡开来，蔚为壮观。他从战争年代起一直跟着刘伯伯，是刘伯伯的专职驾驶员。他穿着军装，但军装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英武之气，倒像个和善的农民。伍师傅见杨小翼上车，问她想不想去附近兜一圈。她点点头。伍师傅发动汽车，缓缓向小巷口开去。在那一刻，她的心里有一种泰山一样的安稳感，好像她生命的根基因为刘伯伯而更加扎实。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血统纯正。　
　　那天晚上，杨小翼噩梦连连。她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个被枪毙的男人的脸，后来那张脸像一只鸟一样飞翔而去。从噩梦中醒来，她的意识里还留着对那人的同情的残痕，她因此很迷惑，坐在床上，双手合十，像过去对上帝所做的那样，为那男人的灵魂祈祷。　
　　有一天晚上，好久没来的范嬷嬷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