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 全集-第2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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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做人处世上，她却显得有些苛刻。她不容易与别人要好或友好，除非她欣赏的人。
而一旦欣赏也全盘接受，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如：苏青。苏青是以写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而闻名上海四十年代文坛的女作家。因离了婚而又下笔大胆坦率，颇得一些世间俗人的非议和喜好。一时间骂苏青性饥渴的有之，喜好看她性隐私的亦有之。张爱玲却能读懂苏青的漫无心机却又争强好胜的双重性格。对发生于苏青身上的所有事情不感意外。并公允地评判苏青人和文，有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比喻苏青像喜庆人家雪白馒头上那喜气洋洋的红点，但对文坛的某些文人，张爱玲却能在一照眼中便看出此人的不干净和不聪明，她绝不以俗人的价值接人待友，严格恪守自己的处世原则，尤其是时间观念。张爱玲的时间观念很强，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即使是她自己开门，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若是迟到于约定时间。她又会请人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如果是接待朋友，包括很熟悉的朋友，她也正正式式，浓装艳抹，可见她对约定之事的重视与责任感。她对讨厌的人可以熟视无睹，并坦然地说，我不认识她；但对自己敬爱的人或帮助过她的人，她却是自有一番情意在心头。当年柯灵为了她的《倾城之恋》的上演而奔走，张爱玲感激在心，并送了柯灵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也曾在柯灵遇难时去他家探问，并设法营救。
张爱玲喜欢青年女子的一切嗜好，逛商店，吃冰淇淋，购买布料，看日场电影。尤其是看电影，碰上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她可以刚到杭州游玩就马上返回上海连看两场。她也酷爱中国戏剧，京戏里的许多剧名引出她无限的赞叹。如越剧《借红灯》的名字，就引发出她的许多感慨，并也成就了她一篇美好的散文。但同其他女孩子不同的是，她不喜欢小狗小猫，连对小天使亦没有好感。一次，她搬印书的白报纸回来，到了公寓门口要付车夫小帐，她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那车夫的脸。她亦不认路不会女红，服装也仅是在理论上很有研究，款式上自己设计，却并不会做。由于她的个子高大，走路也给人跌跌撞撞之感。像一个长得太快但营养却没跟上的孩子。张爱玲亦并不多愁善感。从来不悲天悯人，她是实实在在地享用着自己的那份所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是分外分明。当年《流言》问世时，用的纸张是她自己“屯积”的白报纸。因为上海在沦陷时，纸币不值钱，家家户户都屯积物品。晚上张爱玲也睡在白报纸上，使她有着一种空前的实在，她的人生态度是实际的，无害于他人的自私的。
因此她能清醒地去观赏落日黄昏，体味出兵营喇叭声中的人生苍凉，并于绵绵细雨中获得一种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体味、观赏，与她来自稿费的愉悦，对甜点，冰淇淋的品味，和各种五色绸缎的观赏的愉悦性质是一致的。张爱玲的审美标准里，没有雅俗之分，很雅的东西经她透视也能见其俗；很俗的东西经她的把玩却能品出无限风情。比如小报，张爱玲因有一段时期同父亲住，父亲的房间里皆是各种各样的小报。
她从小报中看到生活的具体和颜色，体味出生命的律动和鲜活。张爱玲是属于大雅即俗，大土即洋的风格的。
张爱玲成名后，由于经济富足，精神欢畅，声名成功，使她能够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做人。而这些令平常人看起来不免要吃惊的意愿，却是她用自己不幸的童年打磨、织就的。因此，这里面既有天性的成分，也有后天陶冶的成分。这种先天与后天的因素合成，使张爱玲首先是一个“传奇”性的人，并有“传奇”式的故事，才用生命写出了一本连贯着历史与现代文化的文学精品《传奇》。
在张爱玲走红的时候，一位特殊的读者因读了她的小说而起仰慕之情，并随后结下了一段奇世姻缘。这位读者并非一般的小说爱好者，而是在当时的汪精卫政府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张爱玲看人看事有独到的清醒与深刻，而对自己的情感，却身陷其中无力自拔。也许就是因为她与胡兰成的这段姻缘，使误解者对她一再误解，使遗忘者将她坦然遗忘，胡兰成给予她的，也是伤害多于幸福。她为这段婚姻不仅付出感情代价，也付出了政治代价，使她的政治生命一直处于不清不白之中。以后她去美国的深居简出，也与这段经历的影响有关系。
胡兰成，又名张嘉仪，浙江嵊县人。生于一九○六年。２１岁时，到北京，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抄写文书工作，也曾旁听过几门功课。北伐战争时回到家乡，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两年后又转到萧山湘湖师范教书。后发妻玉凤病殁，后来去广西，走百色，下柳州，总共做了五年教员。
一九三七年三月，胡兰成到上海任《中华日报》主笔，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时期，他先是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主笔，用流沙的笔名写社论，同时还供职“蔚蓝书店”。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历来亲日并激烈，从此得以与汪精卫政府里的人接近，并曾得到过汪精卫亲信的慰问。汪精卫组织伪政权时，便把胡兰成做为干部重用，被人称为“公馆派”分子，胡兰成曾任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该报设“社论委员会”，委员为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人。
从政治倾向上看胡兰成，此人系职员出身的文人，政治观点一贯亲日主降。但因其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并舞文弄墨，故而性情风流，并有“名士派”作风。当他在《天地》月刊读到张爱玲的文章时，便不由得称声叫好，耳目为之一新，马上向苏青要了地址，前去拜访张爱玲，并一见倾心，双双落入情网。
胡兰成长张爱玲一十五岁，又经历人事沧桑，略有才华，加之性情别致又别趣，因此颇能读懂张爱玲的人和文。后来，胡兰成为张爱玲写了一首诗，此诗颇能道中张爱玲的心事，于是张爱玲也回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从此信始，两人关系日渐亲近，天天坐谈文学艺术。
胡兰成此时尚在南京伪政府，但每月总要回上海住上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不回家，却先去看爱玲，踏进房门便会自然地说：“我回来了。”要到黄昏尽，才从爱玲家走出，回自己居住的美丽园家里。其实，无论是年龄、经历、观念，甚至审美观，胡兰成都有别于张爱玲。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区别和不同，如张爱玲的自私、冷漠，不多愁善感，恰与胡兰成悲天悯人、恃才傲气，形成对比，有时竟如冰炭般鲜明。两人的交谈轮回转换，日月风云，由历史到戏文，由艺术到起居，呈万花筒般在两人的对话里旋转。这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爱玲是第一次恋爱，胡兰成是第一次与一个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女才子恋恋有情，因此新鲜与欢快充溢在两人的交谈之间。张爱玲其实是将其小女孩般的玩物及其老年人样的成熟全搬出来给胡兰成看，使胡兰成在选看时常要觉着诧异与不安：如此幼稚又如此老道，如此零碎又如此庄严。他完全被张爱玲奇人奇事所迷住。此时的胡兰成已是有家室之人，但胡兰成从来是没有是非界线的，他只是任情与张爱玲发挥他的小聪明，使张爱玲愈来愈沉浸在对胡兰成的好奇与喜欢中。后来，胡兰成的夫人因此而与胡离婚。
一九四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张爱玲与胡兰成签订婚约，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上两句是张爱玲撰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撰，由炎樱旁写为媒证。
结婚后的生活亦如从前般浪漫而又平实。胡兰成与张爱玲的最大享乐便是夫妻双双享用着文学与艺术。他们滋滋有味地品尝诗词佳句，西洋华章。他们并坐看《诗经》，闻佳句而举座皆喜；黄昏看晚景，谈时局而惜良辰。两人在谈完古诗篇章后，照样喜孜孜地去西洋糕店铺实在地品尝点心，具体地生活着。
这样的短暂相处，确实曾经激发过张爱玲的想象力。在两人相处言谈的日子里，张爱玲论事论物，皆有回春妙语，精奇譬喻。有一回，胡兰成想要形容张爱玲行坐走路，总是没有好句。张爱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说“淹然”两字好，要张爱玲细说，张爱玲又道：“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又有一回，两人谈到张爱玲的文坛好友苏青，张爱玲又做了形容：“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市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上面点有胭脂。”
由于当时抗战节节胜利，沦陷区的上海眼看可见收复，为汪精卫政府做事的胡兰成预感到末日将至，便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张爱玲又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因时局发展，胡兰成到武汉，创办《大楚报》并撰社论，还拟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创立“大楚国”，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很快投降，没有办成，而成为文化汉奸，政府通缉的战犯。在此期间，他曾与一医院护士周氏女子往来频繁，关系暧昧。此为一个契机，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存下小隙。
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胡兰成成为政府通缉的要犯，改名为张嘉仪，逃避于杭州、温州一带，每日以闲适度日。张爱玲曾来温州探望胡兰成。胡兰成对此也略有不快。胡兰成在张爱玲住温州期间，常携已在温州同居的女子范秀美前去探望爱玲。张爱玲在温州期间，胡兰成也并不掩饰他与范秀美之亲近，只因爱玲心事正大，从不往小处想，故尔也没发觉。这次张爱玲是想与胡兰成谈他与武汉小周的事情。她提出要胡兰成在她与小周之间有个选择，胡兰成不允，在此时，他仍旧想保持他的名士风度，想要别致地平两地之情，身拥秀美，做三方元首。而张爱玲却第一次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言他与小周相见无期。张爱玲因叹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后来，胡兰成也回上海看望过爱玲。但从此两人便有了口角。最初仍是为武汉的小周，后来胡兰成又告之了范秀美之事，张爱玲伤心之极，与胡兰成语言成牾，轻易不肯流泪的她也为此伤心落泪。送走胡兰成又几月，张爱玲给胡兰成去一信，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
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
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信中”小吉“是”小劫“的意思，由此可见张爱玲在这种时候仍重夫妻情份。从此便了结了一段奇世姻缘。不久后，胡兰成与范秀美结婚。后又逃亡日本，在日本撰写回忆录《今生今世》，又在日本与大汉奸胡世宝的遗孀余爱珍结婚。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恰发生于国土沦陷的乱世。
正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婚姻，是成就于一个城市的毁灭一样。张胡之恋，亦如乱世佳人般虽透着奇迹般的传奇性，但终会因其根基的沙砾之散而不能长久。所以，一旦天下太平，这样的奇世姻缘也随之瓦解，只留下一段不够醒目的“传奇”。人们对张爱玲的政治态度，也常常追究于这一段婚史，这当然是个人感情的私事。但在平时的活动中，张爱玲还是守住了一条界线，一九四五年当“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在报纸上登出张爱玲的名单后，很少受舆论影响的张爱玲也特此登报声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这段文字足以见出张爱玲对此事的郑重其事。这说明，她对自己参加的活动具有什么性质是清醒的，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条是非界线，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胡兰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