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 全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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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人活得到有任性的权利的高年。
因为这种心理教育的深入，分析中国人的行为，很难辩认什么是训练，什么是本性。夏天施送痧药水的捐款，没有人敢吞没，然而石菩萨的头，一个个给砍下来拿去卖给外国人，却不算一回事。对于无智识的群众，抽象的道德观念竟比具体的偶像崇拜有力，是颇为特殊的现象。
孔教为不求甚解的读书人安排好了一切，但是好奇心重的愚民不由地要向宇宙的秘密里窥探窥探。本土的，舶来的传说的碎片被系统化、人情化之后，孔教的制裁就伸展到中国人的幻想最辽阔的边疆。这宗教虽然不成体统，全亏它给了孔教一点颜色与体质。中国的超自然的世界是荒芜苍白的，对照之下，更显出了人生的丰富与自足。
外教在中国天主教的上帝，圣母，耶稣，中国人很容易懂得他们的血统关系与统治权，而圣母更有一种辽远的艳异，比本地的神多点吸引力。但是由于她的黄头发，究竟有些隔膜，虽然有圣诞卡片试着为她穿上中国古装，黄头发上罩了披风，还是不行。并且在这三位之下还有许多小圣。各有各的难记的名字、历史背景、特点与事迹。用一群神来代替另一群，还是用虚无或是单独的一个神来代替，比较容易。所以天主教在中国，虽然组织精严，仍然敌不过基督教。
基督教的神与信徒发生个人关系，而且是爱的关系。中国的神向来公事公办，谈不到爱。你前生犯的罪，今生茫然不知的，他也要你负责。天罚的执行有时候是刁恶的骗局。譬如像那七个女婿中的一个，梦见七个人被红绳拴在一起，疑心是凶兆，从此见了他的连襟就躲开。恶作剧的亲戚偏逼着你们在一间房里吃酒，把门锁了。屋子失火，七个女婿一齐烧死。
原来这梦是神特地遣来引诱他的。
现代中国电影与文学表现肯定的善的时候，这善永远带有基督教传教师的气氛，可见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模范中国人镇静地微笑着，勇敢地愉快着，穿着二年前的时装，称太太为师母，女的结绒线，孩子在钢琴上弹奏《一百零一只最好的歌》。女作家们很快就抓到了礼拜堂晚钟与跪在床前做祷告的抒情的美。流行杂志上小说里常常有个女主角建立孤儿院来纪念她过去的爱人。这些故事该是有兴趣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般受过教育的妻与母亲的灵的飞翔。
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惯于把赞美诗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结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年之后，即使他们始终没受洗礼。年青的革命者仇视着固有的宗教，倒不反对基督教，因为跟着它来的是医院、化学实验室。
《人海慈航》影片里有一夫一妻，丈夫在交易所里浪掷钱财精力，而妻子做医生为人群服务，空下来还陪着小孩喜孜孜在地窖里从事化学试验。《人海慈航》是唯一的一出中国电影，这样不断地贤德下去，贤德到二十分钟以上。普通电影里的善只是匆匆一瞥，当作黑暗面的对照。
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食粮与治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近代的中国人突然悟到家庭是封建余孽，父亲是专制魔王，母亲是好意的傻子，时髦的妻是玩物，乡气的妻是祭桌上的肉。一切基本关系经过这许多攻击，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地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格外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
所以也难怪现代的中国人描写善的时候如此感到困难。
小说戏剧做到男女主角出了迷津，走向光明去，即刻就完了——任是批评家怎样鞭笞责骂，也不得不完。
因为生活本身不够好的，现在我们要在生活之外另有个生活的目标。去年《新闻报》上就有个前进的基督徒这样可怜地说了：就算是利用基督教为工具，问他们借一个目标来也好。
但是基督教在中国也有它不可忽视的弱点。基督教感谢上帝在七天之内（或是经过亿万年的进化程序）为我们创造了宇宙。中国人则说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没有多大关系——中国人仅仅上溯到第五代，五代之上的先人在祭祖的筵席上就没有他们的份。因为中国人对于亲疏的细致区别，虽然讲究宗谱，却不大关心到生命最初的泉源。第一爱父母，轮到父母的远代祖先的创造者，那爱当然是冲淡了又冲淡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达尔文一定是对的，既然他有欧洲学术中心的拥护。假使一旦消息传来，他的理论被证实是错的，中国人立即毫无痛苦地放弃了它。他们从来没认真把猴子当祖宗，况且这一切都发生在时间的黎明之前，世界开始的时候，黄帝统治着与我们一般无二，只有比我们文明些的人民。中国人臆想中的历史是一段悠长平均的退化，而不是进化；所以他们评论圣贤，也以时代先后为标准，地位越古越高。
对于生命的起源既不感兴趣，而世界末日又是不能想象的。欧洲黑暗时代，末日审判的画面在大众的幻想中是鲜明亲切的，也许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神经上受到打击，都以为世界末们将在纪元一○○○年来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经过这样断然的摧折，因此中国人觉得历史走的是竹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
中国宗教衡人的标准向来是行为而不是信仰，因为社会上最高级的分子几乎全是不信教的，同时因为刑罚不甚重而赏额不甚动人，信徒多半采取消极态度，只求避免责罚。中国人积习相沿，对于责任总是一味地设法推卸；出于他们意料之外，基督教献给他们一只“赎罪的羔羊”，无代价地负担一切责任，你只要相信就行了。这样，惯于讨价还价的中国人反倒大大地动了疑。
但是中国人信基督教最大的困难还是：它所描画的来生不是中国人所要的。较旧式的耶教天堂，在里面无休无歇弹着金的竖琴，歌颂上天之德，那个我们且不去说它。较前进的理想，把地球看作一个道德的操场，让我们在这里经过训练之后，到另一个渺茫的世界里去大献身手，对于自满的、保守性的中国人，一向视人生为宇宙的中心的，这也不能被接受。至于说人生是大我的潮流里一个暂时的泡沫，这样无个性的永生也没多大意思。基督教给我们很少的安慰，所以本土的传说，对抗着新旧耶教的高压传教，还是站得住脚，虽然它没有反攻，没有大量资本的支持，没有宣传文学，优美和平的布景，连一本经书都没有——佛经极少人懂，等于不存在。
不可捉摸的中国的心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虔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是谎话，也无妨，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督教的地狱里，举目无亲，那就要吃亏了。
但是无论怎样模棱两可。在宗教里有时候不能用外交辞令含糊过去，必须回答“是”或“否”。
譬如有人失去了一切，惟有靠了内在的支持才能够振作起来，创造另一个前途。可是在中国，这样的事很少见。虽然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做了人上人再跌下来，就再也不会爬起来。因为这缘故，中国报纸上的副刊差不多每隔两天总要转载一次爱迪生或是富兰克林的教训：“失败为成功之母。”
中国人认输的时候，也许自信心还是有的，他要做的事许是好的，可是不合时宜。天从来不帮着失败的一边。中国智识分子的“天”与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相吻合，伟大，走着它自己无情的路，与基督教慈爱的上帝无关。在这里，平民的宗教也受了士人的天的影响：有罪必罚，因为犯罪是阻碍了自然的推行，而孤独的一件善却不一定得到奖赏。
虽说“天无绝人之路”，真的沦为乞丐的时候，是很少翻身的机会的。在绝境中的中国人，可有一点什么来支持他们呢？宗教除了告诉他们这是前世作孽的报应，此外任何安慰也不给么？
乞丐不是人，因为在孔教里，人生的范围很有限。人的资格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人与人的关系；就连这些关系也被限制到五伦之内。太穷的人无法奉行孔教，因为它先假定了一个人总得有点钱或田地，可以养家活口，适应社会的要求。
乞丐不能有家庭或是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除掉乞怜于人的这一种，而这又是有损于个人道德的，于是乞丐被逐出宗教的保护之外。
穷人又与赤贫的不同。世界各国向来都以下层阶级为最虔诚，因为他们比较热心相信来生的补报。而中国的下层阶级，因为住得挤，有更繁多的人的关系、限制、责任，更亲切地体验到中国宗教背景中神鬼人拥挤的，刻刻被侦察的境况。
将死的人也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缺少同情，临终的病人的心境在中国始终没有被发掘。所有的文学，涉及这一点，总限于旁观者的反应，因此常常流为毫无心肝的讽刺滑稽，像那名唤“无常”的鬼警察，一个白衣丑角，高帽子上写着“对我生财”。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到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常漂流到人性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入，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所说：“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蹋。”
必也正名乎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到兴趣的。
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叫他光楣，他就得努力光大门楣；叫他祖荫，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记起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里就多了一点六月的池塘的颜色。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符其实的，（往往适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种需要，一种缺乏。穷人十有九个叫金贵、阿富、大有）。但是无论如何，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
我喜欢替人取名字，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实行过。似乎只有做父母的和岁下的塾师有这权利。除了他们，就数买丫头的老爷太太与舞女大班了。可惜这些人每每敷衍塞责；因为有例可援，小孩该叫毛头，二毛头、三毛头，丫头该叫如意，舞女该叫曼娜。
天主教的神父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
习俗相沿，不得不从那有限的民间传说与宗教史中选择名字，以致于到处碰见同名的人，那是多么厌烦的事！有个老笑话：
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扬扬告诉牧师，决定用一个从来没人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
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的王云五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字来代表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静、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
适当的名字并不一定是新奇、渊雅、大方，好处全在造成一种恰配身份的明晰的意境。
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譬如说“柴凤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柴凤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我能够写篇小说，用柴凤英作主角。
有人说，名字不过符号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在纸面上拥护这一说者颇多，可是他们自己也还是使用着精心结构的笔名。当然这不过是人情之常。谁不愿意出众一点？即使在理想化的未来世界里，公民全都像囚犯一般编上号码，除了号码之外没有其他的名字，每一个数目字还是脱不了它独特的韵味。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显得老实。张恨水的《秦淮世家》里，调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的朴讷的姊姊。《夜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