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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余秋雨借我一生-第4部分

小说: 余秋雨借我一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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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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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才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回到本题,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反共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混进去的?”祖母问。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去了。”爸爸说。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时候?”祖母问。  爸爸想了想,说:“差不多那时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为入党,是为了做人民陪审员,坐在法院里像样一点。”  对那套制服大家都还有点印象。爸爸穿上的头一天,经过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门口,就被头顶修屋工程队的油漆浇着了。油漆为深棕色,浇在深蓝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显眼。当时没有专业洗衣店,爸爸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酒精擦过一遍,油漆没擦掉,反把边上的深蓝色擦得泛白了。因此,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湾岛形状的棕色漆渍。  “阿坚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     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搂”,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革命行动”。这时所谓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这本来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的,但各校之间的摹仿和传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  我与班内的同学们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伴。经顾泽民、曹畏同学的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叫乔林的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经李婴宁、惠小砚同学介绍,见到了交通大学反对造反的一些同学。但主要还是在校内联络同道,讨论对策。大家谋划了一阵,设计出一个反败为胜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让我们失败得更彻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动员我们学院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来对抗造反派。他们都是贫苦出身,到上海来读大学,觉得是上了天堂,充满了感恩之情,又都纯净而善良,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派把这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打倒呢?如果他们站了出来,学院的形势一定会扭转。第一次会议确实开得很好,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学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会议,情况全然倒逆。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抵制复辟,只有造反才能开辟新世界,他们把怒吼转向了学院的领导,把拳头伸向了可怜的老师。这种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为既无可争辩,也无可阻挡,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造反派彻底掌权后,原先跟随我们的一些同学也后悔了,重新学习报刊社论、上级讲话,重新站队。中央号召,大势所趋,怎么能要求这些同学有更正确的选择呢?在当时,更正确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掌了权的造反派欢迎同学们转变立场,但必须把我和少数几个带头对抗的同学放在一边。他们当时都习惯把小事想成大事,觉得如果把我这样的人也团结进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就失去了对立面的代表。  这种看法很可笑,却正好成全了我,让我产生了一种英雄气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转营,堂堂将帅岂能变节,于是干脆仿效起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撑成一身傲骨,把一脸茫然装扮成一脸冷然。至于心中还在坚持什么,天晓得,自己也不知道。  当时一直陪着我不离左右的,是同班同学吕兆康。  那时的校园,人头攒动,忙忙颠颠,我们两人每天六次从宿舍到食堂,又从食堂到宿舍来回行走,走得很慢,旁若无人,用筷子敲着碗。穿行在标语丛中,无所见,穿行在高音喇叭底下,无所听。几十年后外系同学说起对我当时的印象,都还记得我手里必有一个空碗,身后必有一个同学,走过时必有一阵木然而又高傲的敲击声。     真正让我产生傲气的,倒是后来看到的一些事情。  说起来,我对学院造反派的首领们虽然没有好感,却也不强烈厌恶,因为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事,上了当,后来又遭了难。尽管他们当时从来不愿正眼瞧我一下,而我却从旁仔仔细细地看过他们。他们天天想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想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因此所发表的言论都空洞而狂热,却不会针对某个具体的老师、某件具体的事情。对于他们,我也有两点瞧不起:一是他们在校园里时时皱着眉头装成思考者的模样,却从来没有独立地思考过什么,因为他们的造反是按照上级文件的指示进行的;二是他们要打倒的人在当时早已是弱者,并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打倒的举动一点儿也不英勇。相反,在当时的情况下保护可怜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倒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  最叫人瞧不起的,是泛涌在这些造反派首领背后的一大堆浑浊的泡沫。如果说,几十年后时过境迁,我还能与当年的造反派首领握手叫声“老同学”,甚至成为朋友,却绝不可能对那堆泡沫这样做。学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凶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反戈一击”者,他们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后来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师。更让人恶心的是老师队伍中的某些人物,起先也许是以揭发别人来自保,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揭发对象全是同事。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干部,三天两头从档案里抛出几条没头没尾的材料,变成大字报公开张贴,于是“专案组”林立,“批斗会”不断,任何最不可能成为斗争对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胆,全院终于陷入了一种彻底的混乱。  据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绝大多数高校,情况基本相同。  什么是“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提请研究者们注意这样一些场面,而这些场面并不仅仅出自我们学院——  一位文质彬彬的老者站起来,指着另一位站着的老者柔柔地说 :“我希望你好好回忆一下与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关系。那年他来这儿,你离他只有一步之遥,他与你随意说笑,我虽然听不见,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临走时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难道能否认,这不是一种责任的交托?”  一位中年女子对着另一位也是中年女子的负责人喊一声“你无耻!”让全场吓了一跳。接下去的愤怒话语是:“你居然当着那么多干部的面公然说,你年轻时翻过那本书!作为一个干部,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女人,你居然说得出口!广大革命同志,你们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书吗?我实在说不出口,但今天只能红着脸说出来了:金——瓶——梅!”说完她似乎要立即晕倒在台上,好像猛烈的怒火已经烧干她的精力,好像她说出那三个字已经使她丧失了全部贞操。一位惊慌不已的女学生把她扶了起来。  这次飘然上台的是一位副教授。当时评个教授很难,因此副教授已经满头白发。他在规劝他的一位好朋友:“只要放下包袱,再大的错误也能得到革命同志的原谅。作为老朋友我请你回忆一下,一年前你曾经在教研室提议,开一个毛主席诗词讨论会。毛主席诗词只能学习,怎么能讨论呢?难道你心中觉得还有争议的余地?因此你提出这个议案后,我沉默。我只是沉默,没有斗争,这是我的问题,我今天应该向毛主席请罪,但是,你呢?”  一位记性好得出奇的先生又抢过了话筒:“忘了?你可以健忘,却不可以抵赖。我提醒你吧,是在十三年前,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二十分左右,你说了一句有关刘少奇的奉承话。在第二会议室,你坐向朝南,左边三个人,右边两个人,名字我就不一一点出来了,由他们自己站出来揭发。你说那句话之前还清了两次嗓子,讲完后喝了一口水,茶杯是蓝色的,你真的忘了?”  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搬着五六本书、一大堆杂志、教材上台了,这种情况很少见,像是当场要公布什么罪证,全场立即安静下来。其中一个皱着眉头说:“‘文革’以来,大家热衷于批判走资派,但是大学和其他单位不同,最需要批判的是反动学术权威!”这话初一听有一点逻辑,发言者感觉到大家的注意力已被调动,口气更加昂扬起来:“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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