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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余秋雨借我一生-第10部分

小说: 余秋雨借我一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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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怔。  我为这个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中间:  父亲何去?娘亲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遗书付狂风。  记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笔写这副挽联的时候,身后已是同学们的一片呜咽。    我的父亲在何处,我倒是知道的。  下乡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人没救了,居然在关押期间盗窃上级的机密文件!  在隔离室见到爸爸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遗忘在厕所里的王少庸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王少庸是当时上海市的一个领导,被造反派“结合”进来的一个老干部。  我轻声对他说:“爸爸,只要事情还捏在他们手里,你的问题天天会增加,上一趟厕所也会升一个台阶,由它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全家养活,我听说我们在农场劳动每月会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贴,这就够了,我第一个月就会寄钱来把祖母送回老家。”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爸爸也一声不响,低头看着地面。有了一点津贴,可以支付祖母回乡的路费,但这是小事;此间真正的大事在于:怎么能让七十六岁的祖母一个人回乡!我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是一个足以使我们全家在乡亲间永世抬不起头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出的,而且那样坚定,全无说服的余地。  我在与祖母细细谈了几次之后,才知道她执意回乡的理由。  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眼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子一个屈死、一个被关之后,孙辈的前途都是远离上海。我要去外地军垦农场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场了,两个小弟弟也已不断地到农村去“学农”,根据当时趋势,以后必然也是上山下乡的命。既然全都发配到各地农村去了,为什么不一起回家乡呢?  她相信,只需经过几年努力,每个孩子都有可能七拐八弯地调回老家,重组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家庭,省得每个人分头在遥远的异地呼喊不应。  她还判断,我爸爸被批斗得那么厉害,即使以后放出来也不会给他一个像样的工作了,那还不如回到家乡与儿子们一起务农。  当这个蓝图在她脑海里慢慢形成,她就为家乡的老屋担忧起来。长年没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修理经费。惟一的办法全在她身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后动用亲族之情和辈分之威,请村里的后代热心人一点点地补砖、添瓦、换梁、塞漏,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个大家庭居住的处所。  祖母的这个计划,就我家内部而言,实在称得上雄才大略。她居然要把当初闯荡上海而终于散落远荒的余家子弟,全部召唤回来。然而当时要完成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做她的助手,原来有可能帮她一把的我妈妈,现在也为我的两个小弟弟的生计,到处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这个宏大计划,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岁老太太的这次回乡,气势非凡,似有旌旗马蹄相伴。  这也许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后一个灾难时刻吧?祖母要在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调动起她最后一点影响力,为余家寻找一条退路、筑造一个归巢。  她要用农耕伦理的大热闹,来弥补伤心都市的大荒唐。  当时的爸爸,思维能力一定远在祖母之下。这不能怪他,一则是,他被关晕了,已经无法作出整体思考;二则是,即使不关,他在这方面也历来赶不上祖母。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历来最怕冷的爸爸裹着那件我们送去的破棉袄,蜷缩在关押室里。破棉袄里边是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他本来是准备穿着这套制服自杀的。现在这个念头已经打消,制服还是穿着,我与他告别时还特地伸手进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盘算日子,不能为任何一个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后是我出发。等我寄回第一笔津贴,妈妈立即去买火车票,送祖母回乡。前后三次骨肉分离,都下大雪。  妈妈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车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买另一张火车票的钱。但是,七十六岁的老祖母为了余家前程在大雪天独自出行的壮举,肯定把上苍也感动了,妈妈在火车站见到了我中学的同学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车。曹文清是去杭州,却在杭州车站为我的祖母办完了转车手续,并一直搀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余姚车站要下车时,祖母又遇到了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劳动的远房亲戚朱云楚。为这事,祖母后来一直夸耀:“出门一路,好人一路!”  终于到了。吴石岭的半山以上都是积雪,上林湖的边沿结了薄冰,高地地村子里那间老屋,也正被大雪覆盖。打开冰冷的锁,屋内也是一片雪白,雪花正从梁间漏裂处纷纷飘入。  全村还不知道老太太回来,但邻居几个后生眼尖,先跟了进来。他们也是余姓同族,祖母都叫得出名字,便立即下令:  “志凡,拿笤帚来!”  “桂新,灶间生火!”   三天以后,她一拐一拐,由两个本家的孩子扶着,到吴石岭去上坟。脚下都是残雪,滑滑的;胸口棉袄里揣着一束香,暖暖的。

    关闭的窗户

    从农场回到上海,没见到爸爸。听妈妈说,他还是关关放放,没有定准。  第二天就去了学院。当年在《送瘟神》的乐曲中走得那么决绝,一再发誓此生不再跨进这个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于乱世,任何个人誓言都难以兑现。我在学院后门口迟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进去。     每个办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着,每个忙碌着的人我都不认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陌生人在办公室里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证明他们早已是这儿的主人。  天气挺热,但每一个窗户都关闭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运动材料。怕风把材料吹走?怕屋内的谈话声音传到窗外?都有可能。总之,办公楼在并非寒冷的季节把窗户都关闭起来了,政治气氛也就紧张了。  当时的运动,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闹了这么多年已经很难寻找新的清查对象,因此把我们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来,像一个“破烂仓库”那么搁着,什么事情牵连到谁了,便随时抽出来隔离审查。  但是,这个“破烂仓库”平日应该搁到哪里去呢?工宣队的一个小头目向我们宣布:挖防空洞。     挖防空洞,光这么说,后代读者一定无法理解这件事在当时的惊人规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一直担心着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会侵略中国,而且他也知道,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战争。核战争的主战场必然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须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万人的防空洞系统,其工程之大,难于想象。  没有那么多工兵,没有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和建筑材料,怎么办?用历来习惯的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都动手,凿开街道,掀起地板,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连通。洞壁所需的砖,也由大家分头烧制。整整几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楼不亮底,全是在干这个事。  说是男女老少都动手,其实还有一块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级领导和运动主力,都可以不参加。因此,在各所高校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体瘦弱的教师们浑身泥水地在壕沟下不停挖掘,年轻力壮的工宣队员却衣冠楚楚地叼着香烟在上面“观察”。  我们挖掘的地点是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什么地段。一栋栋花园洋房安静地排列在梧桐树阴里,每家花园都很大,推开花园铁门,便是清寂的巨鹿路。巨鹿路不行驶公共汽车和电车,只有极少的小汽车进出,几乎没有行人。偶尔走进去,都要认真收拾心境。走完花园洋房群,向东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里弄锦华里,也全是富贵宅第,我高中时候的同学张敏智就住在那里。穿过一条富民路,巨鹿路依然华屋相连,直到现在已经被工人造反派占领的作家协会。  我们眼前的两栋花园洋房,已经没有主人。其中一栋的门廊墙根堆着几本书,都是英文的,我随手拿起一本翻看,是一个英国旅行家写的非洲游记。  我很想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谁,现在到哪里去了。只见花园东侧辅楼上有一个关闭的窗户,窗户定时打开,总会伸出一个中年人的头。头发纷乱,穿着睡衣,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很长时间都是如此,好像是个精神病患者。     鹤嘴锄已经撬碎洋房前的花岗石路面,我手上的铁锹也开始挥动。但刚挥了几下,身边的唐乃祥、顾泽民同学停住了,很内行地对我说,我们这么挖下去,会把洋房两道受力墙的墙根掏空,房子就没救了。  我前后看了看说,其实可以稍稍改动一下防空洞的走向。于是我们三人就回复到在农场开垦时的习惯,认真谋划起来。     突然,我脚后跟被谁踢了一脚,耳边传来恶狠狠的声音:“只会偷懒,还不快干!”  我转身一看,只见一个穿着黑布中山装的男人,五十多岁,踢完我之后正准备踢唐乃祥。  “为什么踢人?”我放下铁锹,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么着?”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惊人的是,他跨出半个马步,摆出了一副准备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势,好像不是寻常之辈。  这让我犹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从“文革”开始以来,我很少看到五十多岁的老头那么嚣张。造反派都很年轻,年长一点的至多获得一个“反戈一击”的权利,大多小心谨慎。工宣队里有年纪大一点的工人,但他们只会说上海方言,即便勉强来几句普通话,也说不出这一口京腔。当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谁?  正在这时,那位给我们布置了任务的工宣队员不知从哪里蹿了过来。一把将他拉走了,边走边大声地向我们嚷嚷:“你们闹什么?这是我们工宣队的钱师傅!”  后来知道,这个钱师傅的出现,还有重大背景。  原来,随着工人进驻大学和文化单位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想在专业问题上对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欲望也越来越迫切。  他们发现,光说政治,不说文化,还是管不住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在作家协会那里似乎已经解决了,因为工人造反派里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万春治巴金,似乎治得住。但在戏剧学院不行,也派来过几个在工厂里喜欢唱歌、跳舞的年轻女工,以为有了一点“专业”,只是她们一见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颇失工人阶级的脸面,很快调了回去。  正在无奈之时,上海市工宣队配发中心的负责人听说铁路局有一个姓钱的工人是“革命样板戏剧团”某演员的父亲,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人阶级的戏剧老兵”,可以派到戏剧学院来实行专业领域的统治了。  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脚的黑衫男人。  他的儿子原是京剧团的一个武功演员,在“革命样板戏”中演了个反面角色。他本人早年据说也曾在一个流浪戏班子里学过几天,没有出道,后来到铁路局的一个部门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个低级职员。河北人,没什么文化,全部戏剧知识是知道一些江湖老戏的名目,但听他儿子说,现在这些老戏都不让说了,因此他到了戏剧学院就不知怎么开口了,只能时不时摆一个功架,用京腔说几个短句。多数时间,都一脸严肃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给人的感觉是,今天他所见到的事情,当晚就会告诉他儿子,他儿子明天就会告诉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泳,而于会泳后天就会告诉江青。因此,连工宣队的其他队员见到他过来,也会分外恭敬。  这种怪事,只有了解了“革命样板戏”在当时的地位,才会理解。    “革命样板戏”并不是现在年轻人经常可以在电视和舞台上看到的那几台戏,至少不仅仅是。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它们还算得上是几台戏,几台极左、高冗、简单,却又加入了一些不错的艺术技巧的革命剧目,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就不再是这样。当时在中国,所有的戏剧史、舞蹈史、音乐史、艺术史都被彻底否定,只剩下了这么几台戏,这几台戏又被抬到了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抬到了社会荣誉的最高峰,于是它们不再是戏,而是一个刀戟丛丛的禁苑,一个无理可讲的判殿。  我妻子很多年后在电视连续剧中塑造她的艺术前辈严凤英的形象时,曾仔细查证过这位杰出艺术家自杀的原因。最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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