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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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南，却几乎同时开火，平行发展！因此看图（‘图二’）不必识字，我们也就容易记住了。
袁氏当国（一九一二年四月─一九一六年五月）这四年一框来说，袁世凯是这段历史时空的重心。在这一框框之内所发生的史实，无一不是围绕着袁世凯这个历史重心打转的。抓住袁氏一人在这四年中的政治行为，然后顺藤摸瓜，则这一阶段的史事皆在其中矣。且看：一、民初代议政府之实验与失败（一九一二─一三）二、‘宋’案与‘二次革命’（一九一三。三─九）三、袁世凯在朝搞个人专制，终身总统（一九一三─一五）四、孙中山在野搞党魁独大，以党冶国（一九一四。七─）五、日本提‘二十一条要求’（一九一五。一─五）六、袁氏帝制始末与‘护国运动’（一九一五──一九三二）七、袁氏暴卒（一九一六。六。六）在这第一面方框之内所列举的前六条，是有其刀割不断的因果关系，条条也都与袁氏的政治行为血肉相连的。但是他们的内容却可简可繁。治史、读史，老师学生，乃至立监委国大代，红黄蓝白黑五色族群的职业人士，都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随心所欲。
对一个非洲来的大一新生，他如能记住，中华民国头四年（一九一二─一六）是‘袁氏当国’这一条，掌握了这一阶层的知识；那么他将来回到他的祖国衣索匹亚去，也可做个不大不小的‘中国问题专家’了。
至于那些从事恶补的中学教师们，他们如能了解上述六条确切的涵义与连续性，那么他们回到自己的课室里，搞点‘现炒现卖’，也就不难应付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就看各人的学养与责任心了。
为着扎扎实实的史学训练，一位长春藤盟校的研究生，也可以上述六条为起点来钻研‘袁氏当国’这段历史的真实内涵。上述六条每一条都可扩展成五千言的‘期终作业’（Term Paper），五万言的‘硕士论文’（MA Thesis）或二十万言的‘博士论文’（Doctoral Dissertation），甚或是‘博士后’的专题，那就龙潭没底了。
简言之，画一个小方框，在框内罗列合乎史学发展逻辑的几项简短的编年命题，它便可解说一段自成单元的历史事实，而解说的语言，只要能提纲挈领把主旨（plot）说清楚，则五个字（如‘袁世凯当国’）不嫌其少，五十万言不嫌其多。剪裁之道，则看自己的目的，和听众、读者的需要，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
段祺瑞也可作四年历史的重心
以袁世凯一人的政治行为作为四年中国政治的枢纽，在那‘非袁不可’的年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其实在权力上接他班的所谓第一号‘北洋军阀’的头头段祺瑞，也照样适用。让我再画个方框框，把段氏的政治行为与影响编年一下：皖系段祺瑞当权时期（一九一六──一九二○）一、黎段接班（黎为总统，段为国务总理）、参战案起、府院争权（一九一六。六──一九一七。六）二、清帝复辟失败、段氏‘再造共和’、废除旧约法（一九一七。七。八）三、广州成立军政府、反段‘护法’（一九一七。九一）四、广州桂系排孙（一九一八。五）五、‘五四运动’爆发（一九一九。五）六、华南：粤桂战争、桂系战败、中山复出（一九二○。七）七、华北：直皖战争、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一九二○。七）段祺瑞在北京当权虽只四年，然政情复杂影响深远。第一段因力主‘参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孙中山反参战，结果闹出‘府院之争’。地方军阀拥段反黎，张勋入京调解，反搞出国会解散、约法废除、宣统复辟的闹剧。段氏回京驱走张勋，‘再造共和’，并要另选国会，因而引起孙中山和南方军阀的‘护法运动’。这时德国为支持孙中山反参战，乃私赠中山两百万马克（孙实收百万）为秘密活动费。中山骤得厚赠，遂能说动海军与八十位国会议员随他去广州开‘非常国会’；并成立‘军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搞出‘一国两府’的局面。一国两府的怪事至今已七十七年，还没有解决的希望呢！
第二、段氏为镇压护法运动，高唱其‘武力统一’；大打其南北战争。结果武力统一不了，反招致南北军阀的大分裂，弄得全国皆兵，枪声不绝。其后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毛泽东，最大兴趣，也都是武力统一。民无噍类矣，而始作俑者段棋瑞也。
第三、老段为著「参战’向日本借款练兵，秘密许下辱国条件。巴黎和会时东窗事发，惹起了扭转民族命运的‘五四运动’；其后布尔什维克也随之而来。寻根究柢，都离不开老段刚愎自用的政治行为也。上述三段，任何一段都可写出百万言的钜着，然读者听众但一窥本框框中胪列之七条编年大纲，则可繁可简，经纬皆在其中矣。段祺瑞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独立单元。老段一旦被逐下野，我们的军阀故事，就进入另一单元，看曹吴当权了。
政学系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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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国民党掌握大陆政权的后期，派系纷立的局面之下，‘政学系’实是炙手可热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这些小派系中，‘政学系’的资格也是最老的，因为国民党当政时的派系，除它之外，其余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后才产生的，而‘政学系’却是一个‘齿与党齐’的元老组织。但是他和另一个‘元老组织’的西山派又有不同。虽然西山派的成员，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组织却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现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台之后，死灰也不再复燃，‘新陈代谢’就更谈不到了。它虽然始则有形，继则无形，但是它自始至终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团体。抗战胜利初期，其中野心领袖们（据一位深知内幕老前辈告诉笔者），曾酝酿组织新党掌握中央政权呢！
这一着虽未实现，而‘政学系’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内其力量至少可与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颉顽。
可是CC系在许多方面却难与政学系相抗衡。盖CC系虽然干部遍天下，包办甚或把持了无数个政党小单位，但它却是个‘有兵无将’的团体。它的散兵游勇，虽然到处树敌惹忌，但是‘大官’实少得可怜，就是陈立夫先生自己只在最后才做了几个月的立法院副院长。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个命，一定要说它缺乏‘正官正盈！
政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领袖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正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事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厨房内阁’为止，它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论断国民党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实在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如果认为国民党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实在不能只算是‘胁从’！但是政学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要研究‘政学系’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的历史、人物、组织、政治权术；它代表了什么利益；甚至它的‘阶级性’都太复杂了。笔者也断不敢以‘二手资料’冒昧来作一项”Case Study”，只想就书本知识，来一探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国民党当政中所活动的大略而已。但愿我们沾‘言论自由’的光，先为这个问题画个轮廓，好让其他专家或‘个中人’来以事实填补罢！
（二）
讨论‘政学系’似应从‘同盟会’谈起：‘同盟会’原是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国革命分子在东京所组织的革命大同盟。盖斯时中国留日学生共有两万多人。真正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谈革命却是一时的风气；革命的小团体如雨后春笋，个别的革命家更不计其数。大家都认为有联合组织之必要，刚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在这一年载誉东归，成为国际新闻人物，大家乃公推中山为首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东京成立同盟会。
虽然同盟会当时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是盟员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却只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多也只到‘建立民国’为止。因此，同盟会虽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个团体，但是一旦‘民国成立’了，奋斗目标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来了。
所谓‘民国’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解释便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个‘共和政体’──有总统、内阁，和上下两院──就够了。有才识的政治家，和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都应集中到‘国会’里去动口不动手。因此民国一旦成立，同盟会便‘盟’而不‘同’了。当宋教仁、黄兴一般人正式把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便在国会内以‘政党’姿态出现从事政争时，另一干与宋、黄不合的盟员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组党，甚至与前保皇党蜕变为北京政府中的政党──进步党等携手在国会之内与国民党对抗了。同盟会这分裂非关本题，权且按下不表。
再看这以宋、黄为首的新国民党，其内部也发生了细部分裂，形成激进与稳健两派。激进派以孙文为首，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与北洋派并存；稳健派则以宋教仁为首，主张政党政治，通过国会，掌握政权。这一派在民国元、二年间是国民党的多数。因此，宋教仁占尽锋头；孙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着国民党举兵讨袁（所谓‘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内激进派，又振振有词。孙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党形式的国民党，以一人为中心的‘中华革命党’。并于民国三年六月在东京正式成立。
这时以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已被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也成了非法组织，因而党内稳健与激进两派领袖同时在海外流浪。但是这两派的作风却大有不同。例如民国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件’要求时，全国震动，稳健分子，则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对日；而激进分子则不择手段，不惜暗中与日本联络共同对付袁氏。
由于这两派作风之不同，所以当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时，稳健分子多不愿参加。民初的国民党中真可说是人才济济，但吾人试一翻‘中华革命党’的盟书，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怜。新党中的‘知名人士’只是少数奉中山为神圣的‘死党’，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且多半是与中山有乡谊的。其外为辛亥前后，头角峥嵘军政两界著名的领袖如黄兴等则多半不愿参加这一个只服从个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组织。武人中原为辛亥军事中坚的所谓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简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绝参加。所以国民党的中坚人才，仍集中于稳健一派。
至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反袁各派在广东肇庆组织军务院，拥唐继尧、岑春煊为首，整军预备讨袁。而在这项运动中，所参加而对桂系实力派发生重大影响的国民党人却又是以李根源（任副都参谋）为首的国民党稳健派。
迨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旧国会，国民党籍的稳舰激进两派复与前反袁的研究系一派合作，共有议员四百余人，谋成立一大政党。因于是年在九月九日在北京合组‘宪政商榷会’作为当时段祺瑞内阁之反对党。而这一团体中又因背景与政见不同分为三派：（一）客庐派：以谷钟秀、张耀曾、王正廷等为首。拥有群众二百六十余人，多为前国民党稳健份子，为‘商榷会’中之主力。（二）丙辰俱乐部：以林森、居正、马君武等为首。多为前国民党激进派，后来加入‘中华革命党’者。（三）韬园派：多为前反袁之旧进步党人。未几谷钟秀、张耀曾二人因加入段祺瑞内阁的关系，乃率众脱离‘宪政商榷会’并于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组一政党，名之曰‘政学会’。这个‘政学会’便是本文所讨论的‘政学系’的起源！所以概括言之，‘政学系’与旧国民党稳健派实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政学会’虽以亲段起家，但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道路。因为‘政学会’毕竟是有反北洋派历史的。它和国民党其他派系，尤其是中华革命党一系的‘丙辰俱乐部’的渊源远深于它和段的关系。因此当民国六年‘参战案’发生，段祺瑞因主张参加欧战，而招致国民党的激烈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