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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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中，张发奎数访台湾，曾违禁约访幽居中之张少帅。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联欢，一笑泯恩仇。当年驻马店一带的数万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老帅升级为国家元首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的第二项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挟天子、令诸侯’了。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调整；再做点姿态以赢得列强驻华‘公使团’的承认（这是那时军阀政府的必要条件），他就可正位作‘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国民党‘清共’运动蓄势待发之时，张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团’的支持，一举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搜查之后，逮捕了国共两党地下领袖六十余人。略经审判，竟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二十余人判处‘绞刑’，并将所搜得的中俄文资料编纂成‘苏联侵华阴谋文证汇编’的钜帙，公诸世界，赢得苏联以外各帝国主义驻华公使的一致喝采。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张作霖便正位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元首了。
六月十八日原在‘劝进’人士继续劝进之下，张作霖公布‘军政府组织令’，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且出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原摄政内阁总理顾维钧呈请辞职，由潘复继组‘军政府内阁’，诏告世界。
张作霖以中国元首之尊，在就职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总统旧例驾莅‘天坛’祭天。正当大元帅手捧金爵向苍天喃喃祝祷之时，不意失手，金爵坠地，爵扁酒流。闻者咸认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为当时卸任总理的顾维钧先生六十年代初在纽约告我者，当非虚语。
国共两党的内讧
在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之后，北方的军阀中国，尚能粗安，而同时一时期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则天翻地覆。
原来国民党在北伐初期占领武汉取得相当胜利之后，党中部分军政领袖便认为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权力过重，为防止军人独裁，应设法加以抑制，乃发生了‘倒蒋’的暗潮。迨革命军于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沪宁以后，此一暗潮则逐渐蜕变成国共之争。盖共产党原亦在‘倒蒋’阵营之中，而上海一带之金融界所谓‘江浙财团’者，则由于社会性质上之反共，乃转而‘拥蒋’。致使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势成水火。而共产党乃成为左派之左派；蒋氏则成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势所难免。迨汪精卫于四月初自苏联归来──汪蒋原有‘中山舰事件’之宿怨，至此旧恨新仇，一时俱发。加以苏联之第三国际及上海的江浙财团各自暗中助阵，乃演成‘宁汉分立’。蒋氏在右翼军头桂系将领公开协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发动‘四？一二事变’之‘清共运动’。一时人头滚滚，国共合作期中之‘跨党’菁英，一时俱荆即上海一地跨党分子之死难者即不下万人。共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在上海亦几遭不测。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绩，至此全付东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汉以汪精卫为首之左派国民党，为争夺上海财源，亦继之以‘分共’（见陈公博自述）。国民党既全部右转，而共产党亦一不做、二不休索兴向极左发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动’和继之而来的‘秋收起义’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广州公社’。卒使广州闹市，顿成灰烬，死人如麻。
中国革命之流产亦导致苏联斯大林与扥洛斯基之争。于‘一九二七年之中国’，摆在读者面前的有‘国共之争’；亦有国民党内汪蒋桂唐之内争；更有共产党斯派、扥派之内争。
党纲解纽，则枪杆至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吾见桂系‘逼宫’、蒋介石‘下野’、龙潭血战、李宗仁讨唐、张发奎讨桂、李济琛讨张、‘铁军’自杀、汪精卫逃亡……一连串数不尽的事变。国共两党皆自顾不暇，‘北伐’也就无形中断了。北伐中断，也使北京的张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帅。
阎锡山估计错误、傅作仪死守涿州
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虽自戕太过，毕竟改组未几、党员年轻，腐化未透而冲劲犹存。它经过半年的折腾，至一九二八年初蒋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龄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行二次北伐。
在二次北伐中他虽失去猛将张发奎、唐生智、贺龙和叶挺，但是却增加两支北洋军──冯玉祥和阎锡山。
玉祥于一九二六年自苏联返国后乃整饬旧部国民一二三军为‘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于九月十七日‘誓师’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义，效忠国民党；旋即率部入陜。一九二七年夏当奉军战败撤出河南，武汉部队亦自郑州班师企图‘东征’蒋介石之时，冯军乃重入河南。六月十日冯氏与汪精卫、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接防郑州。旋即奉蒋总司令电召，于六月十九日东去徐州与蒋中正、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斯时宁汉之战已箭在弦上，双方班师，无暇北顾，陇海西段乃重入冯军掌握。至一九二八年初，蒋总司令复职，北伐军改组时，冯已拥众四十万，虎距中原，乃受命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遵命北上讨奉。
至于阎锡山，他原为安国军中劝进分子之一，并荣任安国军副司令，然见北伐军势盛，阎亦于一九二六年底遣密使赵戴文往南昌见蒋，愿加入革命军。惟迟至一九二七年春阎氏仍不敢表态，以南蒋北张，胜负莫卜也。代张学良败于郾城，撤出郑州，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阎锡山迫不及待，乃易帜自称‘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遣猛将商震北入绥远，进据张家口；傅作仪东进直隶，占领涿州。阎氏原来腹案是配合北伐军，抄奉军后路，先入关者为王，乘机占领北京，而国民党内讧，革命军两路班师，回长江两岸，另打内战，则非阎氏始料所及也。
张学良斯时虽败于革命军，而晋军则远非其敌手。学良乃回师围傅作仪于涿州；邀击商震于察绥之间。商震败绩，奉军尾追入晋。阎老西偷鸡不着蚀把米，一时救援无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仪坚守涿州为三晋屏障。涿州不失则山西可保无恙。学良乃调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时弹下如雨，全城进毁。古人所谓‘负户而汲，掘鼠煮筋’，莫过于此。守城晋军与涿州居民，伤亡几尽，而作义坚守不降。奉军积愤乃至动用毒瓦斯炮弹，亦不能奏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作仪一守三阅月，实是今之所无，古之鲜有。作义一战成名，中外舆论均为之喝采。迨弹尽援绝，最后接受奉军和平条件时，国内政局已面目全非──蒋总司令复职，二次北伐正整军待发。未几阎锡山便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总司令’，与白崇禧、冯玉祥两军比翼前进。奉张已寡敌众，力有不胜，老少帅便要考虑退路了。
皇姑屯事变
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八年春继续北伐时，原分四路出师直指京津。何应钦率‘第一军团’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济南为日军所阻，引发‘济南惨案’之外，‘直鲁联军’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隶（旋改名‘河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则于津浦、平汉两铁路之间自新乡向北推进。白崇禧则率‘第四集团军’之一部（原唐生智旧部，经桂系收编者），循津浦线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后改名‘北平’）。阎锡山之‘第三集团军’则循年前旧路，东出娘子关，北出大同，拊奉军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围。在此军力悬殊，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奉张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逊位让贤，回师东北，再作打算了。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诉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绝对不能再打了。至于后来的涿州之围，也实在是晋闽投机所惹出来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结果。
在学良力劝之下，老帅也迫于现实，他父子乃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决定全师出关。可是他父子这一决策，却忽视了那把他们家乡早已视作禁脔的日本帝国主义了。当时日本田中内阁对我东北的侵略设计，则为增建五条有战略价值和经济利益的铁路。为此‘五路建设权’，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张作霖正式签约，而张是个爱国的硬汉子。对日本这项要求，始终‘软磨、硬泡、死拖’，永不立于文字。
可日本在华的‘关东驻屯军’对我东北的阴谋那就更进一步了──他们要设立个傀儡政权，使东北永远脱离中国。如果张作霖不是个适当的傀儡，那就杀张而另选之。所以张作霖出关之前，媒体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张作霖做‘大辽帝国皇帝’的传闻。不幸的是我们这对父子档老少帅，都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终不敢把日本阴谋看得太严重，并有一种‘谅他不敢’的糊涂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当老帅于六月三日在北京专车返奉时，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专列，堂而皇之，浩浩荡荡地开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杀他，那就是插标卖首了。果然于六月四日清晨五时卅分，皇姑屯一声爆炸，张老帅就应声殉国了。
从以美为师到以俄为师
张作霖之死，不用说在近代中国也写完军阀混战史的最后一页。笔者作此长文底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变前三四年之间，最复杂的军阀混战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读者对军阀故事略知始末，也可为‘九？一八事变’铺陈点历史的背景，以乞教于方家。
拙篇若有余事足纪者，则是对‘军阀’这一万恶名辞，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结无亏，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谓‘军阀’者，固不可一概而论。盖我国近代史的发展，从中古社会走向现在社会实有其极显著的‘阶段性’。舜犹人也，各阶段的英雄豪杰，都是各该阶段的特殊产品。各阶段有各阶段的通性；各阶段亦各有其贤与不肖。非此阶段人物多属圣贤，而彼阶段（如军阀时代）所产者，尽属不肖也。治史者‘秉笔直书’，绝不可先有成见而一竿打翻一条船也。
再者，各民族国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国者），均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发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于‘通性’。我国所特有的‘国家强于社会’和‘中央集权’的帝王专政制度，自秦汉以降，虽算不得是个‘好’制度，然亦不失为农业社会中‘有效用’（functional）的制度，故能一拖两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制度在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中则失其‘效用’。以故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寻找另一个‘有效用’的新制度，为长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会’至民初‘国民党’，吾民族所向往之新制度，实为‘议会政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制’等等之美国模式也。一切以美国为师。然二十世纪初年（甚至中期以后）之中国，却无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因此‘总统’也，‘国会’也，搞了十来年，至张作霖组织‘军政府’，即证明早年‘美国模式’在中国的澈底破产。‘军阀政治’（Warlordism）者，此一美国模式破产之并发症也。
孙中山先生圣之时者也。民六（一九一七）以后，见列宁革命成功之新经验而‘顿悟’，而‘大彻大悟’。他深知‘中国革命若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自此我们寻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转向‘俄国模式’了。
长话短说，中山逝世后的六十年来，‘中国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遗教，‘以俄为师’之结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发展，是有其显明的‘阶段性’。各阶段有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