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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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胶妥⒁馐占窦溲榉健⒚胤降幕∩希伞队窈健�100 卷（《晋书·葛洪传》称《金匮药方》）。此书已佚，内容难以详知，但其篇幅宏大，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同时，他考虑到以往的一些备急之作，“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③，对于“贫家野店”来说，是难以立办的，因而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编选和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撰成《肘后备急方》3 卷。《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可供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检索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医疗救急手册”。由于该书选方精良，用药也多价廉易得之品，正如葛洪自序所说，方中“卒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其灸法也是“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具有非常可贵的实用性和群众性，这也是它一直为后世所重而能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肘后备急方》，经南朝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整理修订，并改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明洪武年间，赵宜真（原阳子）又将外科医方增入杨氏附方内。全书后被收入《道藏》，名为《肘后备急方》，8 卷。
《肘后备急方》的内容主要是各种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内科杂病，以及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急症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体例大体上是先简略叙述病源，再较详细地介绍病症，以便对照症候即可处方用药。葛洪在《肘后方》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和非常突出的，特别是他对一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症状、预防和治疗作了正确的论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他对一些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其中有些还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例如关于天花，葛洪说，近年来有一种疾病流行，发病时，先在头面和身上出疮，很快遍及全身，状如火疮，疮头上戴白浆，流出来后又产生脓浆。如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大多死亡。治好以后，留有紫黑色瘢痕，要一年多才会消退。这是一种恶毒之气引起的。用煮葵菜拌蒜末服下可治。大家都说在永嘉四年（310）此病由西方向东方流行起来，很快传遍全国。建武中（301）曾在南阳俘虏中发现此病，于是又叫“虏疮”。对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如何传入中国和流行情况、发病的症状、传染性质、治疗及预后等整个过程，都作了相当确切的描述和记载。这一记载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天花的明确记录。又如关于恙虫病，葛洪提到一种沙虱病，其病状是：初起时，皮肤上出现赤红色皮疹，大小如豆黍米粟粒，用手摸之其痛如刺。三天后，全身骨节剧痛，发烧，以后皮肤上的病变结痂，严重的可致人于死。这一记载包括发热、皮疹、焦痂及其发病经过，均与恙虫病相同。《肘后方》中还提出了用沙虱幼虫虫屑内服或外敷以防治恙虫病的措施。恙虫病一般认为是日本桥本伯寿于1810 年最早报道的，但较葛洪的描述已晚了千年以上。葛洪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创造性贡献更加突出的体现在疾病治疗学方面，对于医学尚不发达的古代来说，这些贡献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 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篇》。
② 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③ 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 年。
例如在治疗狂犬咬伤时，他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即杀死狂犬，用狂犬脑髓外敷被咬伤伤口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这些方法是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思想提出来的，是否真能达到“后不复发”的效果，尚未证实，但其中所包含的免疫思想的萌芽却是十分可贵的。在免疫学史上，16 世纪我国发明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19 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从狂犬脑提取狂犬病毒制备狂犬病疫苗，20 世纪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从恙虫体分离出立克次体并制备防治恙虫病疫苗，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创造发明，为人类战胜天花、狂犬病、恙虫病，保护人类健康，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①。追本溯源，葛洪早在公元4 世纪就已提出的创见和记述，就不能不更令人备加赞叹。对于危害人类健康的疟疾，《肘后方》中对其种类和症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开列30 多首方剂，其中多次用到的“常山”，已被现代证实是一种抗疟特效药。葛洪还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现代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发明了一种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此外，葛洪对其他多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如出血热、黄疸性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痢疾、马鼻疽等，也都有精彩的和很有价值的记载。他对脚气病的症状描述也很简练精当，所开列的大豆、牛乳、蜀椒和松叶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都是治疗脚气病效果较理想的药物。欧洲直到17 世纪才有治疗脚气病的办法。他所强调的灸法，他所载录的捏脊疗法、食道异物疗法、食物和药物中毒疗法，也都简便有效，至今仍是在医院里特别是在民间常用的独特的治疗技术和急救方法。葛洪在医学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疠气”概念，指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由于《肘后方》重在医方，并非论述医理，所以他并未对“疠气”概念有所发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把所有热性传染病都归入伤寒，并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已成为葛洪之前的经典观点。“疠气”并不是“寒邪”。这一概念连同“鬼毒”、“相注”（传染），在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突破了“伤寒”的藩篱，成为后世温病学派的先声。
葛洪的科学工作除化学和医学外，还涉及了一些别的领域，例如，他注意研究过天文学，支持浑天学派的观点，并撰有《浑天论》；他还探讨过潮汐涨落的问题，撰有《潮说》；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杂应篇》中还记述了一种叫做“飞车”的飞行器。他写道：“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由于这种“飞车”能升上空中，所以这段文字是螺旋浆和直升飞机发明以前，中国有关利用空气反作用力托升重物的最早历史记载。①① 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见《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 年。
① 参见王振铎：《葛洪中飞车的复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6 期，1984 年。该文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 年。
第二节陶弘景生平与著述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世称陶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生于刘宋孝建三年（456），卒于萧梁大同二年（536）①。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有养生之志。及长，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二十岁时，得南齐高帝之器重，引为诸王侍读，“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永明十年（492）辞官，于句容之句曲山隐居，从孙游岳受符图经法。此期，他遍历名山，寻访仙药。东阳郡守沈约高其志节，每书邀之不至。永元初（499），于隐居处更建楼三层，自居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只家僮可侍其旁，几与世事隔绝。然性好著述，尚奇异，惜光景，老而弥笃。对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尤有研讨。梁武帝萧衍与弘景素有交往，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一时誉之为“山中宰相”。天监四年（505）移居积金，更以辟谷导引之法求养生长寿为好。卒年八十一岁，遗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②陶弘景从小即迷恋于葛洪的神仙、炼丹之术，但观其一生之学术研究，前半生或即隐居前，其著述多为古书之诠释以及天文、地理、历算之类；而后半生或即隐居后，则更侧重于医药学研究和炼丹、导引养生等。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绩也多在其后半生。
化学、医药学及其他科技成就陶弘景在炼丹术中积累和认识了许多化学知识和科学技术。陶氏的炼丹生涯深受葛洪的影响，有许多可贵记述都与葛氏有着密切的联系，或继承其法，或弘扬其术，或发展其长，或获新的认识，几乎无不息息相关。例如：葛氏明确指出：胡粉和黄丹（四氧化三铅）都是“化铅所作”①。陶弘景则进而特别指出：黄丹是“熬铅所作”，胡粉是“化铅所作”②，说明这两种铅化合物都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人工制造的。又如：葛氏通过炼丹实验，观察到“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③。陶弘景在其认识的基础上，扩大了这一认识范围，他进而指出：“鸡屎矾不入药，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④，使葛氏在铁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使铁表面与铜发生置换反应的方法扩大，而且不只限于此，这一反应的发现，奠定了宋元时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⑤。
我国战国时已发现有鎏金器物，据检验有残汞，可能使用了金汞齐。汞齐的制作也是炼丹术中一项重要内容。陶弘景的记述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指① 李鼎：《陶弘景的生卒年份考》，载《上海中医药杂志》1963 年4 期。② 姚思廉：《梁书》卷51《陶弘景传》。
① 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② 曹孝忠校勘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矾石等条引用陶弘景语。③ 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
④ 曹孝忠校勘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矾石等条引用陶弘景语。⑤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出：“水银有生熟。。今烧粗末朱砂所得，色小白浊，不及生者，甚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⑥。说明当时金汞齐、银汞齐已在生产、生活中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关于钢铁冶炼技术，也在陶弘景的炼丹实践中涉及并有所论述：“铁落是染皂铁浆，生铁是不破琛ㄒ羧幔觯ㄒ麸＃⒏啵痔窃恿渡㈠堊鞯读摺雹摺Ｕ馐侵泄萍际飞献钤缂窃赜蒙褪焯狭冻筛郑ü喔郑┑奈南鬃柿希得魑夜诤捍锤趾桶倭陡值幕∩希媳背逼谥聘旨际跻殉鱿至诵碌耐黄脾佟Ｍü兜せ疃蘸刖盎乖谑业纳罩萍跋跏募鸺际醯确矫孀鞒隽诵碌墓毕住Ｈ缢鞘觯骸笆选＝缴喟咨髟钌站梗运种慈日舳狻雹凇Ｋ得魉坏允业脑弦延姓啡鲜叮叶允业纳罩萍际鹾头椒ü鄄煜钢拢鞘鋈非锌尚拧Ｔ谙跏ㄏ跛峒兀┑募鸱椒ㄉ希鞒隽俗吭降墓毕祝康鳎骸扒可罩锨嘌唐穑猿苫遥煌７腥缙酉剖钦嫦病薄Ｊ褂萌忌盏姆椒ɡ醇鹣跏私в没鹧娣鸺匮蔚南群印Ｌ帐显谥圃旎胩煜蟆⒍怂薅仁⑵哧仔械赖幕杳鞯忍煳摹⒗愕难芯康确矫妫幸欢ǖ某删停叶嘤凶胖鳌�
陶弘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医药学的研究上，上述化学乃至炼钢技术成就，都记述在他的药学著作里。他在医药学方面的贡献，约可分为药物学研究、老年保健及医疗方剂整理等三个方面。
编著《本草经集注》：陶氏自序云：“于茅山岩岭之上，以吐纳余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魏晋已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不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虽未足追踵前良，盖亦一家撰制，吾去世之后，可贻诸知音尔”①。考之《神农本草经》诸家辑本和《神农本草经集注》残卷之研究，陶氏对药物学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首先，他淡化了方士服石炼丹以求长生不老术给予编撰《神农本草经》的影响，改变其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创造性采用药物自然来源和性质，将730 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等七大类。陶氏新的药物分类法，在我国药物学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唐《新修本草》、宋《经史证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