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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

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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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病死在项城,其党羽王衍奉丧还葬东海。被司马越留在洛阳防察宫省的何伦等人也离城东走,许多达官贵人纷纷追随而行。不久,困守孤城的晋怀帝接受青州都督苟晞的邀请,准备迁都仓垣。一时间,洛阳上下,人心惶惶,出现了人口外流的狂潮。到怀帝准备动身之时,竟然连个卫队也找不到了,朝廷的官员更是十不存一。不久,洛阳为汉军攻陷,怀帝被俘。王衍等人也被石勒抓住杀死。
  逃出洛阳的司徒傅祗、司空荀藩分别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和密县(今河南密县)建置了行台。与此同时,大将军苟晞、大司马王浚也在仓垣和幽州等地建立行台。他们各奉一位西晋皇室成员代表中央政府,布告天下。其中以荀藩奉立的秦王司马邺的行台影响较大,他们传檄四方,要求各地方镇出兵勤王。由于对司马睿的期望最大,遂推举司马睿为盟主。在司马越死后,怀帝曾重新对各方镇进行过任命,司马睿被委任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的职务。司马睿对于西晋朝廷的重视不以为意,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江南方面,根本无心北顾。
  由洛阳外流的官僚和士族以及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口,为逃避胡人的杀戮,除一部分以坞堡自守外,一部分北迁辽东、西亡凉州,余者皆纷纷南下。“是时,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江淮”(《晋书·食货志》)。人口的南迁,往往是以一个大族为中心的集体迁徙,这些北方来的士庶侨民集团具有强大的势力。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司马睿接受了王导的建议,大量吸收这些人参与政权。他先后委任了很多人担任内外主要官职,并使北方侨人士族在江南政权中明显地居于优势地位。同时,司马睿还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对于北来侨民,为了照顾他们暂寓江左日后还乡的情绪,司马睿也没有把他们编入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黄籍之中,而是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白籍侨户受到优待,可以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比较快地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但是,司马睿的上述作法也带来了一定的恶果,它造成了江南地区郡县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混乱,并为大族侵吞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不过也有一部分南迁的北方大族名士对司马睿势力的孤弱表示失望。汝南大族周f 曾发牢骚地说:“我是因为中原地区不安定来此避难的,而这里如此单弱,怎么能保证安全呢!”为此,王导做了大量的拢络工作,逐渐稳固了他们的情绪。
  扬州的西部地区属于江州,这是晋惠帝元康年间政府分割扬、荆十郡而设置的新州。司马睿的势力向西发展,必须要实现对江州的控制。而当时江州刺史华轶自认为受朝廷任命,不愿意服从司马睿以都督江州军事的名义所发布的命令,因此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司马睿接受盟主的称号以后,没有理睬北方的求援,却对华轶加紧了行动。永嘉五年六月,他先把部将周访调至彭泽(今江西鄱阳湖北),对江州的治所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构成军事压力,继而强令江州改易长吏。遭到华轶的拒绝后,司马睿命令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以及周访等人合兵攻打江州。由于下属的叛变,华轶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司马睿还派兵赶走了豫州刺史裴宪,从而将势力范围接近了长江的中游地区。
  永嘉六年(312)二月,从北方传来石勒准备兴兵南下的消息,建邺震动。石勒在苦县宁平(今河南郸城东)屠戮王衍等西晋大臣后占据许昌。不久,他引军骚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兵于葛陂。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北,是周围三十里的大湖。它上承澺水(今洪河),东出■水、富水连结淮河。石勒在葛陂修堰筑垒,课农造舟,确实有由此渡淮入江,夺取建邺的打算。司马睿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在寿春,任命熟悉水势的南士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由于连降三个月的大雨,石勒的军队饥疾并臻。石勒听从谋士张宾的建议,取消南下计划,撤军北上。纪瞻乘势追击一百余里,江东形势才化险为夷。
  永嘉六年十二月(313 年1 月),司马睿写信给流窜到沌口(今湖北汉阳东南)的荆州刺史王澄,要他到建邺担任军谘祭酒。王澄为王衍的胞弟。六年前,王衍曾为家族的长远利益作过一些规划,以王澄为荆州刺史就是他替自家安排的一条退路。王澄到任后,纵酒博弈,昏庸残暴。他在派部将镇压李骧领导的流民起义时,曾用欺骗手法将投降的八千多人尽沉江中,可谓凶残至极。杜彛鹨宸⑸螅杆俨熬O嬷钪荩醭吻鬃越ゴ颍绰盼艔|所败。不久,荆益诸州都督山简的部将王冲又自称荆州刺史,把王澄打得四处奔逸,立足无所。正在仓皇之际,司马睿请柬的到来,对于王澄来说好象救星一般。他立即答应奔赴建邺,但途经豫章时,王澄因得罪王敦,被杀。王澄死后,司马睿派周f 接替王澄的职务,企图进占荆州。但由于受到流民军的攻击,周f 无法在荆州立脚。
  永嘉七年(313)二月,刘聪将俘获的晋怀帝司马炽杀死。当年四月,凶信传到长安。已经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开始称帝,这就是晋愍帝。晋愍帝即位后改永嘉为建兴,并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以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西诸军事。这是愍帝借用历史上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挟辅天子”的典故,对司马睿等人实行的重封。愍帝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拉拢他们,以调动各地晋军对刘聪、石勒进行一次军事反击,以期达到缓解汉将刘曜对长安的围困,并进而收复洛阳的目的。但是,司马睿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资治通鉴》卷八八)为由,拒不执行愍帝要他进攻洛阳的诏令。
  在司马睿的下属中,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的军谘祭酒祖逖上书给司马睿,坚决要求出师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马睿左右为难。因为在江南建立起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是司马睿和王导的共同理想,所以他们无意于北方。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因直接拒绝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着光复中原志向的南渡北人。最后,司马睿只得对祖逖采取敷衍的态度,一方面同意祖逖北伐,并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则既不供给武器铠甲,也不调拨士兵,只给一千人的粮廪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军队。
  激烈的内部冲突司马睿无暇北顾并非完全是托词。在当时的南方,不仅荆州的动乱一直未平,就连腹心的扬州地区也出现了麻烦。义兴大族周f 曾因平定钱 有功被封为吴兴太守,但是在“三定江南”中周氏宗族所显示出的强大武力,已引起司马睿的疑虑和惧怕。所以尽管周f 治理吴兴颇有成效,却一直得不到建邺的信任。同时,周f 还要承受着司马睿心腹刁协等人轻视的压力,这就使得他羞愤万端,决意反抗。周f 联合东莱大族王恢,企图发动兵变把北方的大族赶下台,由南士取而代之。密谋不慎暴露,周f 将逃到他那里的王恢杀掉灭口。司马睿知道后不动声色,下令征调周f 入建康(愍帝称帝后为避讳由建邺改名)任镇东司马,行至中途,又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当周f 南行到达芜湖,司马睿复命他返回建康,改任军谘祭酒。周f 终于明白司马睿是在故意戏弄他,忧愤而死。临死前,他对儿子周勰讲,杀死他的是掌权的北方人,并要求周勰为他报仇。
  周勰对于父仇刻骨铭心。建兴二年(314)年底,他利用吴人对司马睿政权的不满情绪,与父亲生前旧属吴兴功曹徐馥通谋,假借奉在家养病的叔叔丞相从事中郎周札之命,声言起兵进讨执政的王导、刁协。他到处收集兵力,当地土著豪强闻讯翕然响应,连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起兵配合。次年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开始行动,周札之子周绩随即聚众响应徐馥。徐馥欲奉周札为主,但遭拒绝。由于叔父反对,周勰未敢冒然动作。司马睿闻变,准备发兵进讨。王导反对用兵。他说,多发兵容易给建康造成空虚,少发兵则不易平乱,不如利用周氏家族内部矛盾,派周札的侄子周莚去处理。周莚到达义兴后,设计将从弟周绩杀死,并迅速平定了事变。摄于周氏宗族在江南地区的门望和武力,司马睿既没有惩办周勰,也没有深究此事。为安抚吴人,他改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并提升了周莚的官职。
  同在建兴三年(315),杜彛斓嫉牧髅衿鹨寰沼诒凰韭眍5木V荽淌诽召┐虬堋A侥昵埃V荽淌分躥 被杜彛г阡彼渴比挝洳氐奶召┑木仍裴栊彝严铡K韭眍5骰刂躥 ,改任陶侃主管荆州。陶侃经过与杜彛氖渭ふ街螅胖鸾フ季萆戏濉A髅窬捎谏送龉兀α坎恢А6艔|被迫向司马睿请降,但遭拒绝。他复写信给南平太守应詹乞降。在应詹的建议之下,司马睿同意受降。但陶侃等人仍不肯停止对杜彛墓セ鳎艔|只得再反。陶侃乘势将其击溃,杜彛芩烙诘馈2痪茫嬷菀猜淙胩召┲帧
  陶侃的成功,引起了王敦的嫉妒。王敦自永嘉五年击灭华轶后,一直坐镇江州,主管西线的军事。由于部属陶侃平定荆湘地区流民起义有功,司马睿封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加封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之职。王敦开始自行选置刺史以下的官吏,日益骄横跋扈。他乘陶侃在返回荆州的治所江陵之前辞行之机,将陶侃扣留。王敦改任陶侃为广州刺史,另派其从弟王廙去荆州出任刺史。但是荆州的将吏拒不接受王廙,而要求陶佩返回。王敦欲杀死陶侃,但顾虑与陶侃有姻亲关系的豫章太守周访干涉,故终未动手。陶侃被迫赴广州。到任后,他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能,使那里长期动乱的局面迅速得到安定,切实巩固了江东政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自称帝时起,晋愍帝一直陷于困境之中。史称“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行。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缺,运馈不继”(《晋书·愍帝纪》),甚至连盗发汉帝陵所剩的劫余物资也尽纳内府。而汉主刘聪对长安的攻势一直未减,晋愍帝司马邺虽然又进封司马睿为丞相,并多次乞师救援,但始终未能盼到江南发来的一兵一卒。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晋愍帝司马邺在汉军的重围之下,内外断绝,兵疲粮竭,被迫出降。长安不守,汉将虏愍帝北去的消息传至建康,司马睿如果再没有表示,则无法向世人交待。于是,他装模作样地带领将士露宿野营,向四方发布檄文,声称要立即北伐救回愍帝。然而数天之后仍不见有真正的军事行动。为了收场,给自己解脱塞责,司马睿给丞相府的督运令淳于伯栽上“漕运稽期”的罪名,将其斩首。但这种拙劣的欺骗手法很难彰世人耳目,一时“百姓喧哗,士女纵观,咸曰其冤”(《晋书·刘隗传》),连司马睿的心腹刘隗也出面为淳于伯鸣不平,要求惩办与此事有关的周莚、刘胤等人。事情闹到了不好收场的地步,幕后主谋王导被迫出面承担责任,请求免职。司马睿终于承认,冤杀淳于伯是他的过失,但又表示对此案有牵连的人不再追究。
  王与马共天下次年二月,弘农太守宋哲逃至建康。宋哲带来了愍帝临降前所写的诏书。诏书同意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但对司马睿的称帝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是要他带兵北伐收复旧都,报仇雪耻。诏书含蓄地表露了愍帝对司马睿坐视危亡不救的怨恚和谴责。对此,司马睿的心情十分矛盾与不安。他哭着拒绝了下属要他上尊号的建议,并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过,在经过一番忸怩之后,他还是接受了晋王的名号。司马睿按照魏晋丞相称王的惯例,“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晋书·元帝纪》)。从这时起,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政权已成为晋王朝的唯一代表。
  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名北方将领怀着各样的目的联名上书给司马睿,进行劝进。司马睿拒而不受,一则由于愍帝未死,二是愍帝的附加条件对他有很大的压力。恰巧这时,祖逖在收复大片北方领土之后,又在谯县(今安徽毫县)打败石勒大军。司马睿借势传檄天下,声称要派遣其子司马裒统率三万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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