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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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沉湎于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这就更可说明曹植政治上实在缺乏警惕，头脑太不清醒。这样的人，在政治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遭遇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继承王位之后。
曹植本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植与诸侯并就国。”这是继曹操杀害杨修之后，曹丕进一步剪除曹植的亲信党羽。这对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面临这样的打击，曹植实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继承王位不久，于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献帝禅让，自己取而代之，是为文帝。他这时身为帝王，对于曹植便实行了进一步的迫害。曹植本传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书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这一年便改封曹植为鄄城侯。
曹植这时有《谢初封安乡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悯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从这样的言辞看来，曹植此时的处境和心境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风希指，枉加之罪，他对此竟无所申辩，而诚惶诚恐，感恩称谢。由此可知，曹植这个“任性而行”的人，到这时已经颇知戒惧了。
黄初三年（222），植又封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
曹植这时又有《封鄄城王谢表》，继续表示认罪，说自己“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奉诏之日，悲喜参至。”曹植本来无罪，而竟如此认罪，则当时刑宪之严酷，曹植处境之险恶，也就可想而知。
黄初四年，曹植曾与诸侯王被召同朝京师，会节气。这时他又上有《责躬》诗，继续检讨罪过。其上表有云：“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谓“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称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于是“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拜表献诗。辞之凄惋，无以复加了。史称“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恭逊，终于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这期间，曹植虽得苟全性命，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特别是当诸侯王朝京师而后归藩之际，曹章暴卒，死于非命；而曹植与曹彪同路东归，又遭到有司干预，这使他气愤填膺，形于文字。《赠白马王彪》一诗便抒发了难以掩抑的情感。此诗有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此诗对于任城王之死别、白马王之生离，表示了极大的怨忿。诗中有云：“鸱枭鸣衡杌，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这里对于有司进行了愤怒的指斥，但对于那最高统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谗巧令亲疏”，说得相当含蓄。
在这期间，曹植还写了一篇《洛神赋》。这是写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赋有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丁晏据此申论云：“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现在看来，曹植在黄初年间自洛还国，心绪极恶，确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赋《洛神》，亦实有《离骚》托之宓妃佚女之意。世传感甄为赋，恐非其实。丁晏申论，似有道理。不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几个赋篇无不如此。例如《九愁赋》云：“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九咏》云：“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鹦鹉赋》云：“岂余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离缴雁赋》云：“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如此等等，都是骚人之遗。只是《洛神》一赋，写得幽而不露，难于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录·自序》所说的“摛藻也如春葩”。于是说诗者遂不免以辞害意，坐实以感甄一事。其实，只要细吟篇末所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诸语，仍是不难索解的。
“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幻想黄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继位，是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
曹睿虽然仍旧推行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缓和。其对待曹植，也有一些宽大的姿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即《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说曹睿亲征之时，京师讹言，有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对此，竟不加究问。若在曹丕，对于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则曹植当为祸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植的处境相当危险。虽然曹睿暂不究问，却也难免把他看作危险之源。为曹植计，他在这时应该更加收敛，尽力韬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实在缺乏政治头脑，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却上了一篇《求自试表》。表中大讲“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勋济国，辅世惠民”，而自己却“无德可述，无功可纪”。因此，希望得到一个军职，以便效忠疆场，为国立功。他说：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固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这样的言辞是相当激切、这样的感情也是相当诚挚的。曹植在这里表白的建功立业之心，本来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许因为他是发于至诚，毫无虚饰，所以此表上后，曹睿对他依旧优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东阿。在这期间，曹植的处境比前时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转。虽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说话却比较随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亲亲表》中，曹植继续请求任用，为国建功。话说得更加激切。他甚至说：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
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像他这样的人材，如果身为异姓，确实可被重用；但正是因为不是“异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并不真懂。严防同姓篡权，这是曹魏政权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定的决策。在历代的统治者中，这样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见其然而未识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陈审举表》也是曹植此时写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 与之合，窃窥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这一段话说得更加随便了。作为诸侯王，最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而曹植竟说自己熟知兵法，“行师用兵之要”，能与孙吴
合。不但不自韬晦，反而露才扬己。这正是他以前曾说的“道家之明忌”，他这时竟明知而犯之。
但曹植这时如此放言无忌，居然未遭杀身之祸，这不能不说曹睿为人确比曹丕温厚，对于诸侯王的政策也确实比较温和。
在这篇《陈审举表》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站在“公族”的立场，曹植这话是说得中肯的。从当时曹魏政权面临的局势看，这话也是说得适时的。曹植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虽然缺乏政治头脑；而对于“豪右执政”，对于异姓“当权”，却很有政治眼光。没过几年，曹魏政权即为异姓所代，他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了。
但可惜的是，曹睿当时对于这一番话似乎并未重视，只是“优文答报”
而已。
与此同时，曹植还曾要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而“终不能得”。于是“怅然绝望”，怀忧而死。
“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命运曹植一生所志，本来是要“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但现在看来，他的勋绩，却仍在翰墨、辞赋之中。当汉魏之际，他是个才华特出的作者，诗赋杂文都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贵公子，达到这样高的文学造诣，是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天赋的才华，也不仅因为“生乎乱、长乎军”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处在名为王侯、实为囚虏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写出了骚体的篇章。丁晏誉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虽然不免溢美，但从骚人创作的传统看来，曹植和屈原的处境确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诗赋杂文也确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点。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曹植也是遭到谴黜，才写出了“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后，景初中有诏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乃令“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有传本。
第二节阮籍生平与著作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为曹操的丞相掾。阮家与曹氏的关系较深，对阮籍的政治立场有很深的影响。
阮籍的传记，在《晋书》当中，但在晋朝建立前夕，他已逝世，他始终只是魏人。他和嵇康都是魏晋之际的人物。
阮籍的生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从建安十五年到景初三年（210—239），为青少年时代。阮籍三岁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其兄阮熙，官至武都太守。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字仲容），即阮熙之子①。族兄阮武，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亲阮谌，官至侍中②。显然，由于阮瑀的早卒，他这一支家境中落。但诸阮仍聚居在一起。《世说·任诞》云：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
北阮富而南阮贫的情况，在阮籍少年时代恐怕更要突出，伏义给阮籍的信说：“行己无立德之身，报门无慕业之客。”“贫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大体上与《世说》的记载相符。但是年轻的阮籍，却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①。儒家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梦想建功立业，一试身手。这时与阮籍有关系的人是他叔父阮熙和王昶。他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的修养，在此时已经基本上成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异之，以为胜己。”魏晋的名士风流，在阮籍身上表现比较突出。二是从正始元年到九年（240—248），为第二阶段。竹林诸人的聚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何晏、王弼之流，在洛阳大畅玄风，竹林七贤在野与之互相呼应，形成一代思潮。但这时发表的文章还很少涉及政治。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