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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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四百多里范围的土地上，五里设置一个军屯营。每营六十人，一面屯田，一面戍卫。同时，淮阳、百尺两条河渠也拓宽了，从黄河引水注入淮水和颍水，颍南、颍北修成了许多陂田。淮水流域挖掘了三百多里长的水渠，灌溉农田二万顷，从而使淮南、淮北连成一体。几年之后，从京都到寿春，沿途兵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出现了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东南边境一旦有事，魏国大军可以泛舟南下，直达江淮，而且再也不必动员大量人力运送军粮，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江淮军屯获得的巨大成功，初步显示了邓艾的政治才能。
立功淮南、陇右正始四年（243），邓艾出任征西将军府参军事之职，继迁南安太守。嘉平元年（249），蜀将姜维骚扰陇西，邓艾奉命配合征西将军郭淮出兵御敌。两军尚未交手，姜维就掉头撤兵。郭淮下令西击羌人，邓艾建议说：“姜维刚刚退兵，估计并没有走远，或许还可能再来，将军应当分兵驻守，以防不测。”郭淮留邓艾屯兵于白水北岸。不出所料，三天之后姜维部将廖化率军到达白水南岸，与魏军隔河相望。只是蜀军忙于安营扎寨，丝毫没有发动进攻的迹象，邓艾对诸将说：“敌军重来，我军人少，按理他们应该渡河作战，但是他们并不架桥。这是姜维设计牵制我们，使我们不便行动，而他们则乘机东袭洮城。”他果断挥师回援洮城，一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在姜维的前面进入洮城。当姜维兵临城下，才发觉魏军已经作好准备，因此不敢贸然发动进攻。朝廷以邓艾御敌有功，赐爵关内侯，加号讨寇将军。
此后，邓艾历任城阳太守、汝南太守，迁兖州刺史，进号振威将军。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进封方城亭侯。
这时，司马氏代魏的局面明朗化了。司马懿父子世袭中外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己，擅行废立，屠戮政敌，党附曹魏皇室的将领遂先后举兵反抗。嘉平四年（252），王凌首先发难，据扬州声讨司马懿，兵败自杀。正元二年（255），毋丘俭、文钦又据扬州起兵，佯称奉太后密诏，发布废黜司马师的檄文，率领六万大军渡过淮河，进抵项城。毋丘俭据守项城，文钦在外攻城略地。当毋、文使者送檄文到达兖州，邓艾斩杀来使，而遵奉司马师的命令发兵万余人占领乐嘉，故意摆出羸兵疲卒引诱文钦。与此同时，司马师统率中外诸军向乐嘉衔枚疾进。文钦不知底蕴，乘夜进攻乐嘉，结果大败而逃。邓艾乘胜追击，一口气追出一百多里，直到丘头才停了下来，就地待命。文钦降吴之后，引吴兵北上，吴大将军孙峻扬言将率十万余众渡江。魏镇东将军诸葛诞派遣邓艾据守肥阳，但邓艾以为肥阳距离敌人太远，不是要害之地，不利作战，果敢地移屯附亭，然后派泰山太守诸葛绪与敌人战于黎浆，赶跑了吴军。这一年，朝廷征召邓艾入京任长水校尉，又以功进封为方城乡侯。东南的动乱刚刚结束，陇右前线又传来警报。蜀将姜维率军迂回到枹罕，奔袭狄道。魏都督雍凉诸军事陈泰命雍州刺史王经先行进屯狄道，等待大军到达后一起行动，但是王经的军队在故关打了败仗，又擅自渡过洮水。陈泰见王经不坚守狄道，惟恐有失，急忙统率大军支援。这时王经在洮西再次战败，死亡数万人，只剩万余兵卒退保狄道城，被姜维团团围住。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诏邓艾暂行安西将军之职，协同陈泰救解狄道之围。邓艾火速进军陇右，与陈泰并力打败了姜维，姜维遁还钟提，陇右的局势才缓和下来。于是朝廷正式任命邓艾担任安西将军，加假节、领护东羌校尉。
早在城阳、汝南任职期间，邓艾就很注意农业生产，“艾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在陇右，他领兵军屯，加强备战。当时旱情严重，他推广区种法，曾经身穿士兵服装，手执耒耜，同大家一起种地。他的行动鼓舞了广大将士，全军上下，同心协力，军屯搞得有声有色。自从姜维退守钟提以后，许多人都觉得姜维力量衰竭，不敢再来，邓艾认为这种情绪十分有害，他说：“我军洮西之败损失很大，军破将亡，仓廪为之空虚，百姓流离失所，陇右几乎失守。因此就目前形势而言，其一，敌人有乘胜进攻的条件，我军实际上比较虚弱。其二，敌军上下熟悉，武器精良；而我军调兵易将，武器装备尚未修复。其三，敌军以船运兵，我军徒步行走，劳逸不同。其四，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地，我军必须分兵把守，而敌军则可集中兵力专攻一处。其五，敌军如攻南安、陇西，可得羌人粮食的支援；如进攻祁山，我千顷熟麦，顿时化作他们的粮仓。总之，敌人狡黠万分，发起进攻是确定无疑的。”甘露元年（256）七月，姜维果然进逼祁山，听说邓艾防守严密，企图回师由董亭进攻南安，没有料到邓艾早已占据武城山挡住去路，蜀军无法通过。当夜，姜维渡过渭水东进，顺着山势直趋上邽，但是半途中在段谷又遭到邓艾的堵截。两军展开一场激战，魏军以少胜多，蜀军死亡甚众。这是陇右一次重大的战役，蜀大将军姜维因兵败自求贬削为后将军；魏朝廷则下诏表彰邓艾说：“逆贼姜维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土不宁。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斩将十数，馘首千计；国威震于巴、蜀，武声扬于江岷。今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分五百户封子忠为亭侯。”此后，在甘露二年（257）和景元三年（262），邓艾又两次击退姜维的进攻，因而进号征西将军，增加封邑至六千六百户。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统率大军共十八万人分道伐蜀。钟会党附司马氏与邓艾不同，钟会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
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郡长社县人，出身世家大族，父钟繇，官至魏太傅。他幼年天资聪颖，深得其父的宠爱。当时，中护军蒋济号称有知人之鉴，著文说：“观其眸子，足以知人。”钟会刚五岁，钟繇有意让他去拜见蒋济，蒋济故作惊讶地说：“这孩子将来非同一般呀！”一方是为了沽名钓誉，另一方则作廉价吹捧，使一个五岁的幼童身价倍增。
名公之子自然少年得志。正始中，钟会入为秘书郎，以此为进身之阶。
不久，迁任尚书郎、中书侍郎。他党附于司马氏，得到司马师兄弟的信任。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以高贵乡公曹髦代之。曹髦即位时，司马师私下里问钟会：“皇上是什么样的帝王？”钟会意味深长地回答：“文才同于陈思王（曹植），武略类似魏太祖（曹操）。”外为颂扬，实际上是提醒司马师要对曹髦严加防范。
毋丘俭、文钦起兵扬州，司马师召集公卿大臣商议，多数人主张命将出师，而王肃、傅嘏和钟会劝司马师亲征，留司马昭守洛阳。司马师率军出发，用钟会参与军中谋议，典掌军事机密。平定毋丘俭之后，司马师在班师的归途中突然病死于许昌，原来留守洛阳的卫将军司马昭闻讯赶来继领大军，处理后事。这时，魏帝曹髦以东南新定，局势不稳为借口，诏命尚书仆射傅嘏，让司马昭暂时留镇许昌，大军则交傅嘏带还洛阳。这无疑是魏帝乘司马师之死企图向司马氏夺权。钟会不愧为司马氏的亲信，他当即与傅嘏密谋定策：由傅嘏上表，对诏命提出异议，同时请司马诏带兵返回洛阳，对魏帝施加压力。当司马昭率领大军驻屯在洛阳郊外的时候，魏帝曹髦慑于兵威，不得不以司马昭继任司马师原来的职务——大将军、录尚书事。钟会也因功迁任黄门侍郎，受封为东武亭侯，封邑三百户。他衣轻策肥，宾从如云，时时流露出得意洋洋的神色。傅嘏实在看不惯这副轻薄样子，告诫他说：“君虽志气远大，但建功立业艰难，怎么能不谨慎！”
甘露二年（257）五月，扬州爆发了第三次反叛司马氏的事件，主角是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诸葛诞亦曹魏党羽，夏侯玄、邓飏等被诛的时候，他庆幸没有受到诛连；王凌、毋丘俭反叛，他还积极参与镇压，但是兔死狐悲，王、毋的下场使他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他在扬州收买人心，阴养死士，扩充军队，修筑城防，采取一系列的应变措施。这年四月，司马昭为了防止养痈成患，发诏征召诸葛诞入为司空。当时，钟会在家服丧，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诸葛诞必不能奉诏，如此将激起叛乱，急忙驰马入见司马昭。然而诏命已经发出去了，司马昭以为成命不可复改，且注视事态进一步发展。
果然，诸葛诞接到诏书后，立刻举兵反叛。不过他的气魄还不如毋丘俭和文钦，拥十余万大军而画地为牢，死守寿春城。七月，司马昭挟持魏帝与皇太后统帅大军二十余万东征。钟会守丧不足五个月，也顾不上尽孝道了，匆匆随军出发，为司马昭筹谋画策。诸葛诞降吴，以其子靓为质，乞求吴兵援救。吴派出将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和降将文钦接应，他们乘魏军围城未合，突入了寿春。魏军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诸葛诞等突围不成，外救又不至，城内粮草渐渐不支。正在这个时候，全怿从子全辉、全仪因在建业与家里争讼，带着母亲和数十家部曲渡江降魏，钟会见机会来了，用全辉兄弟的名义给全怿写信，派全辉亲信家人送入寿春城中，信上说孙吴对全怿等人贻误军机不能及时救解寿春之围大发雷霆，下令诛杀诸将家属，所以他们才逃亡出来云云。全怿等人读了信又气又恨，遂领兵出东门投降。后来，城内互相猜忌，诸葛诞杀文钦，文钦二子又出降，诸葛诞也终于城破被诛灭了。这次胜利，计谋多出于钟会。人们把钟会比作张良，司马昭也对他更加信任了。
军还洛阳，朝廷擢升钟会为太仆，进爵陈侯，他一概谢绝，而就任大将军府从事中郎，管记室事。太仆，二千石，贵为九卿之一，但皇帝既为傀儡，九卿也就徒具虚名。而大将军府的记室，才是权轴所在，心腹之任，权欲极盛的钟会当然愿意屈尊而就了。
景元元年（260）末，钟会出任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时有社会名流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七人，世称“竹林七贤”，声名流于遐迩。其中，嵇康名气最大，他是曹氏的姻亲，思想上崇尚虚无，轻蔑礼法，政治上不肯与司马氏合作，拒绝出来做官。他生活困顿，依靠打铁自给；而名气不但不减，反而越来越大，引起了钟会的注意。有一天，钟会命驾造访嵇康，适逢嵇康和向秀在宅中一棵大柳树下打铁。嵇康见了这位达官贵人，一不施礼，二不让坐，自顾低头打铁。钟会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呆立良久，无比尴尬，想要悄悄溜走。这时嵇康说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悻悻然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①说罢，拂袖而去。这件事使钟会怀恨在心。同是“竹林七贤”的山涛，政治上站在司马氏一边，他担任吏部郎，期满之后推荐嵇康接任，嵇康听到这个消息，写信与山涛绝交，信中说他不出来做官，有“甚不可者二”：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②。司马昭听了非常恼火，钟会阴险地说：“嵇康是一条卧龙，不会出来的。明公可以无忧天下，然而嵇康却很使人忧虑。”不久，一场横祸把嵇康牵连进去了。嵇康的密友吕安受到其兄吕巽的诬告，以“不孝”的罪名锒铛入狱。嵇康站出来为吕安辩诬，钟会又乘机向司马昭进谗言说：“嵇康曾经图谋援助毋丘俭，因为山涛反对才没有得逞。历史上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是由于这些人危害时局，扰乱教化，所以圣贤抛弃他们。嵇康、吕安享有盛名，但言辞放肆，诽谤经典，是帝王所不能容忍的，应当乘此机会杀掉他。”于是司马昭把嵇康和吕安一起杀了。
钟会甘当司马昭的鹰犬，他到处搜寻政敌，陷人于非罪，往往不择手段。在司马氏和曹氏的斗争中，许多名士作了牺牲品。有些人接受了教训，或者缄口不言，或者纵酒自娱，“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就是一个。他喜怒不形于色，不问世事，终日酣饮。司马昭曾拟为子司马炎向他家求婚，而他大醉六十天，司马昭无法开口，只得作罢。这样明哲保身的人，钟会也不放过。钟会多次主动和阮籍搭讪，问以时事，只等阮籍开口，就可以加罪于他。但阮籍每每醉得不省人事，实在找不到口实。有人说见钟会“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①，大概不是过甚之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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