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秘密议定书-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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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打了电话并在那儿的食堂吃了饭。
　　同一时间，比勒陀利亚的一位档案馆工作人员牺牲了自己的午休时间，查阅着
　　档案。值得庆幸是，所有的档案都存在电脑中，档案号很快就出来了。工作人员抽
　　出档案，打了一份简历，附到电传中。
　　在东伦敦，普雷斯顿和维尔扬正喝咖啡时，电传送来了。维尔扬逐字逐句地译
　　过来。
　　“天啊，”他译完后，说，“谁能想得到呢？”
　　普雷斯顿似乎在沉思。他站起来走到在另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司机旁。“在东伦
　　敦有犹太教堂吗？”
　　“有。在花园巷，离这儿20分钟路。”
　　这所犹太教堂漆成白色，黑圆顶，上面装着大卫之星。在这星期四的下午，里
　　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黑人守门人。他穿着一身旧军大衣，戴着绒线帽。他告诉了
　　他们布鲁姆教士在郊区的地址。刚过3　点，他们便来到教士的门口。
　　教士本人开了门。他50多岁、身高体壮、蓄着胡子、铁灰头发。看一眼就行了，
　　他太年轻。
　　普雷斯顿作了自我介绍。“你能告诉我你的前任教士是谁吗？”
　　“当然可以，是沙皮罗教士。”
　　“他还活着吗？到哪儿能找到他？”
　　“你最好还是进来吧！”布鲁姆教士说。
　　他领他们进了屋，穿过一条走廊，打开尽头的门。里边是一间卧室，房间里，
　　一位老人坐在煤气火炉前，呷着红茶。
　　“所罗门叔叔，有人来找你。”他说。
　　一个小时以后，普雷斯顿离开了这家，去找维尔扬。维尔扬已经先回到了车里。
　　“去机场。”普雷斯顿告诉司机，转而对维尔扬说：“明早能安排我与皮埃纳
　　尔将军见面吗？”
　　那天下午，苏联军队中又有两个人被抽出来执行特殊任务。
　　在莫斯科以西100　英里处，刚好在通向明斯克公路边的一片树林里，有一片综
　　合大楼和一些盘形天线，这是苏联的一个监听站，接收华沙条约军事单位的电波和
　　外国电波，也接收苏联国土以外其他政党之间的通讯信号。综合大楼有一个部分被
　　隔离开来，这是克格勃专用的。
　　被调出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准尉无线电操作手。
　　中央委员会的人离去后，主管的上校对他的副职埋怨道：“这个人是我这儿最
　　棒的，真是好样的，给他设备的话，他连加利福尼亚的蟑螂搔屁股的声音都能收来。”
　　另一个被调离的人是苏军的一名少校。他很少穿军装，如果他穿军装的话，他
　　的领章可以表明他是炮兵的，与其说他是个军人，还不如说他是个科学家。他在研
　　究部军械处工作。
　　大家在皮椅中坐下后，皮埃纳尔将军问道：“那么，我们的简·马雷大使有罪
　　没有啊？”
　　“有罪，”普雷斯顿说，“很严重。”
　　“普雷斯顿先生，我想，最好还是让我听听证据。他在哪儿犯的错？在什么地
　　方背叛的？”
　　“哪儿也没有，”普雷斯顿说，“他一步也没走错。你看过他写的自传吗？”
　　“看过，像维尔扬上尉说的那样，从他出生到现在，每一件事我们都查过了。
　　我们没有发现不符合的地方。”
　　“没有不符合的地方，”普雷斯顿说，“他那些童年时代的故事的每个细节都
　　是真的。我相信他今天也能把他的童年时代说上五个钟头，不会有重复的地方，也
　　不会错一个细节。”
　　“这是真的，经得起推敲的都是真的。”将军说。
　　“对，都经得起推敲，直到两个年轻战士在西里西亚从德国卡车车尾逃走为止，
　　在这以前都是真的。从那以后就全是谎言了。让我从另一角度从头解释一下，就是
　　和简·马雷一起逃的那个人——弗利基·布兰特的故事。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1935年，在德国有一名叫乔·布兰特
　　的人来到柏林的南非公使馆，要求给以同情并恩准签证。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面临
　　着被杀害的危险。听了他的请求后，公使馆便给他们全家签发了移居南非的签证。
　　你们的档案馆证明，确实有他的申请和签发的签证。”
　　“是这样的，”皮埃纳尔将军点头，“在希特勒时代，有好多犹太人移居南非。
　　南非在这方面的记录是很好的，比一些国家要强一些。
　　“1935年9　月，”普雷斯顿继续说，“乔·布兰特带着妻子伊尔丝、10岁的儿
　　子弗利基在不来梅港上了船，六周以后抵达东伦敦。那时，那里有许多德国人，犹
　　太人很少。他决定定居下来并在铁路上找了个工作。一位好心的移民官员把这一家
　　的情况通知了当时的犹太教士。
　　“当时的教士叫所罗门·沙皮罗。沙皮罗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他拜访了
　　这一家并竭力劝导他们参加当地的犹太社会生活。他们拒绝了，教士估计，他们想
　　过着非犹太人的生活。他感到很扫兴，但并不怀疑他们。
　　“后来，1938年，那个孩子，即已经南非化了的弗利基13岁了，该行成人礼了，
　　即一个犹太儿童到了长大成人的年龄了。可是，由于布兰特想非犹太化，这对只有
　　一个儿子的犹太家庭来说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虽然他们没参加犹太社团，沙
　　皮罗教士还是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是否让他来主持弗利基的成人礼。他们说了
　　一句刺耳的话，于是，沙皮罗产生了怀疑。”
　　“产生了什么怀疑？”将军不解地问。
　　“他怀疑他们不是犹太人，”普雷斯顿说，“昨天晚上他对我说了。在行成人
　　礼时，孩子要受教士的祝福，但首先要使教士相信孩子是犹太人。按犹太人的信条，
　　这要取决于母亲，而不是父亲。母亲必须出示一份文件，叫做血统书，证明她是犹
　　太人。伊尔丝·布兰特没有血统书。这就没有必要行成人礼了。”
　　“这么说来，他们是靠伪证来南非的？”皮埃纳尔将军说，“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仅如此，”普雷斯顿说，“我还不能证实这点，但我相信我是对的。乔·
　　布兰特告诉你们的公使馆说，他正面临着被盖世太保杀害的危险，这话是真的。但
　　不是因为犹太人，而是因为他是个军人，是德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知道，如果
　　他讲了真话，他是得不到签证的。”
　　“说下去。”将军郁郁不快地说。
　　“他的儿子弗利基18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他父亲的隐蔽思想所灌输，成了一
　　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共产国际而奋斗。
　　“1943年，这两个年轻人加入南非军去打仗。杜威尔斯克鲁弗的简·马雷是为
　　了南非和英联邦而战；然而弗利基却是为了他的信仰的祖国——苏联而战的。
　　“在基本训练中、在部队转移中、或者在意大利或在穆斯伯格，他们都从来没
　　有见过面。但他们在344　号集中营见了面。我不知道弗利基是否精心策划了他的逃
　　跑计划，但他挑了一个年轻的同伴，这个人也是黄头发，个头和他一样高。我认为，
　　在卡车出毛病时。不是马雷，而是他先开始暗示向森林逃走的。”
　　“那么，肺炎又怎么解释呢？”维尔扬问。
　　“根本就没有什么肺炎，”普雷斯顿说，“他们也没有落入波兰基督教游击队
　　手里。他们是落入共产党的游击队手里。布兰特可以跟他们用流利的德语进行交谈。
　　他们便会把他领到红军那里，于是，把他和仍然蒙在鼓里的马雷一起，交给了苏联
　　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在1945年3　月到8　月间，事情发生了变化。所有关于冰冷的牢房的话都是扯
　　淡。马雷一定是把他的童年和读书的每一个细节都跟他讲过，而他都记住了。尽管
　　他的笔头英语不好，但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把那个简历写出来。
　　“他们大概也让布兰特快速进修了一下英语，给他整了整容，将马雷的身份识
　　别牌挂到他的脖子上。这样，一切就给了。而后，由于马雷的用处使完了，他可能
　　就被消灭了。
　　“他们将布兰特弄得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样子，又给他一点化学药品使他显
　　得身染重病，在波茨坦移交过来。在比勒菲尔德医院待了一段，并在格拉斯哥郊外
　　的医院待了更长一段时间。1945年冬，所有的南非士兵都应该回家了，他没有碰到
　　任何德拉雷团维茨营的人。12月，他乘船回开普敦。1946年1　月抵达那里。
　　“有一件麻烦事。他不能到杜威尔斯克鲁弗去，他也不愿去。而后，国防部总
　　部有人给农场主老马雷发了一个电报，说过去误认为他那‘失踪，可能死亡’的儿
　　子，现在终于回来了。老马雷恩儿心切，就按照国防部提供的地址，给‘儿子’发
　　了一份电报。布兰特收到了电报，大为震惊（这里我承认是猜测，但似乎合情合理），
　　电报催他回家。他又装病了，住进了温伯格军医院。
　　“老父亲等不了啦，又发了一封电报，说要到开普敦来。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
　　布兰特向共产国际里的朋友求援，于是策划了一个阴谋。他们在穆赛基山谷的偏僻
　　道路上撞了老人，并用半个车轮轧坏了他的车，使现场像一场撞车后又逃走了的样
　　子。然后，就一切顺利了。年轻人不能回去参加葬礼，这一点，杜威尔斯克鲁弗的
　　人都可以理解。而且他请求本森律师代理变卖田地产并将款汇到开普敦时，律师也
　　毫不怀疑。”
　　将军的办公室里一片沉默，只能听到窗户上苍蝇的嗡嗡声。将军连连点头。
　　“有道理，”他终于承认说，“但没有证据。我们不能证明布兰特家不是犹太
　　人，更甭说是共产党了。你能给我一些证据而不是怀疑吗？”
　　普雷斯顿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照片，放到皮埃纳尔将军的桌上。“这是一
　　张照片，真正的简·马雷的最后一张照片。你们瞧，他小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板球运
　　动员。他是投球手。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他的手指握球的姿势是一个旋转球手。你
　　们也可以看出，他是左撇子。
　　“我在伦敦曾花了一周时间研究简·马雷，用双筒望远镜仔细地研究。他开车、
　　吸烟、吃饭、喝什么，都是用右手。将军，你可以把一个人从各方面进行改变——
　　改变头发、语声、脸型、举止，但你不能把一个左手投球手改成一个右撇子。”
　　皮埃纳尔将军打了半辈子板球，他盯着看照片。“这么说来，普雷斯顿先生，
　　我们在伦敦的是什么人呢？”
　　“将军，你们有一个共产党的代理人，他在南非外事局工作，却为苏联效了40
　　多年的劳。”
　　皮埃纳尔将军的目光从桌上移开，望着峡谷对面的沃尔特莱卡纪念碑。“我要
　　劈了他，我要把他劈得粉身碎骨扔到大草原里去。”
　　普雷斯顿咳嗽一声。“问题是跟这个人相关的还有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忍耐一
　　个阶段，等你亲自与奈杰尔·欧文爵士谈谈再说？”
　　“很好，普雷斯顿先生，”皮埃纳尔将军点头说，“我先跟奈杰尔爵士谈谈。
　　那么，你的计划如何？”
　　“今晚有一次回伦敦的航班，我想坐它走。”
　　皮埃纳尔将军站起身来，伸出了手。“再见，普雷斯顿先生。维尔扬上尉会送
　　你到飞机上。谢谢你的帮助。”
　　普雷斯顿收拾东西时，又从旅馆给把他从约翰内斯堡接来的丹尼斯·格雷打了
　　个电话，让他向伦敦转发一封密码电报。两小时以后，他收到回电。伯纳德·亨明
　　斯爵士将在第二天，星期六，来办公室与他会面。
　　当晚快到8　点时，最后一次吁请旅客登上飞往伦敦的南非航班后，普雷斯顿和
　　维尔扬站在离港厅中，普雷斯顿出示了登机牌，维尔扬出示了万能通行证，他们一
　　起来到凉爽、黑暗的机场上。
　　“听我说，英国佬，你真是一个贾格洪德。”
　　“谢谢你的好意。”普雷斯顿说。
　　“你知道贾格洪德是什么吗？”
　　“我想，”普雷斯顿谨慎地说，“是南非的猎狗，虽然跑得快，而且笨拙，但
　　有穷追不舍的精神。”
　　维尔扬上尉一周来头一次仰面大笑起来。然后，他又变得一本正经地问：“我
　　可以问个问题吗？”
　　“请吧。”
　　“你为什么要给老人的坟献花呢？”
　　普雷斯顿凝视着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