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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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能够联合纳贡国暹罗发起对缅甸的攻击。１６１５ 年，即努尔哈赤公开和明
朝廷决裂的前一年，他派了他最后到北京的贡使。但是，把外援和接受者对
天朝的自愿臣服联系起来的政策是有限度的。这类安排可能加强武装和平，
但它不能代替武装力量。这一点被努尔哈赤所充分证明，而安南（越南）提
供了另一个适当的例子。当明朝廷不能对黎和莫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执进行仲
裁时，它对安南的支配地位便消失了。
欧洲人的到来引起一个新问题。明帝国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不让沿海贸易
扰乱其农业社会的社会生活。葡萄牙人被允许在澳门继续居住；这个殖民地
的合法地位从来没有提出，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发生争执。实际上，葡萄
牙人向香山县知县缴纳一笔规定的租金，而中国在澳门的市舶司征收进出口
税和吨税，对葡萄牙人用特惠税率。１５７４ 年，一道界墙被建立起来以封闭这
个殖民地，把外国人限制在里面。但是，葡萄牙人在这个殖民地内享受自治。
在腓力二世占有葡萄牙王位后，澳门居民决定在其本国所承认的市民权的基
础上成立一种议院行政机构，最后是从印度总督获得批准的。因此，虽然口
头承认腓力是他们的国王，殖民者设法使他们的港口城市摆脱了西班牙的干
预。
这些详情和中国人无关。尽管官员们承认不能禁止对外贸易，他们却被
指望制止中国人出洋，因为他们不能处理由混杂的中外人口造成的问题。按
照外国法律管理的侨民区因而符合他们的意向。对外贸易的关税和吨税并不
作为国家的收入。未经仔细稽核的收益用来支付地方的用项。中国的资料证
明，在征收了他们自己向来的税以后，官吏们很少提出问题便让关税申报得
到批准。
１５６７ 年，明朝廷解除中国人参与对外贸易的禁令，还指定靠近现在厦门
的月港为这种海上贸易应当通过的港口。这是对参加海盗活动和武装起义的
福建居民的特殊让步。当地居民现在被允许出海。这项政策实际上支持移居
国外，说明了许多福建人的村社这时在东南亚出现的原因。
贸易由澳门向上游转移到广州似乎已于 １５７８ 年开始。在这一年澳门的葡
萄牙人被允许到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去购买中国货物。在整个 １６ 世纪，广州间
断地禁止和开放对外贸易，决定其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律和秩序。广东的地
方官员们拟定了一套详细办法来控制他们管辖之下的对外贸易。外国人必须
在指定的地区内居住。他们由一个同业组织的管理人所指定的一些富有中国
商人“担保”。贸易期限于一年一次（后来是两次）。中国人还发展了强制
的方法。他们不给不遵守这些办法的外国人提供服务和生活用品。当征收关
税从澳门移往广州时，所有 １９ 世纪公行制度（实际上这是朝贡制度的变体）
的因素都已经有了适当的位置。
中国人在菲律宾群岛
在澳门葡萄牙人获得他的殖民地的同时，西班牙人也试图通过外交谈判
在中国取得一个类似的立足点。这一计划的前景暂时似乎是良好的：中国官
员们在肃清海盗首领林凤（在西方资料中也叫 Ｌｉｎ Ａ－ｆｅｎｇ、Ｌｉｍａｈｏｎｇ〔林阿
凤〕，或 Ｄｉｍ Ｍｈｏｎ〔李马奔〕）方面也共享好处。
西班牙人于 １５７０ 年到达一小批中国人已在那里长久居住的马尼拉，并建
立了一个殖民地。１５７４ 年晚期，林投降中国当局的提议被拒绝，他带领 ６２
艘船只进入马尼拉湾，装载着男人和妇女、武器、农具，目的显然在于开拓
殖民地。林的士兵在他们的路上并不困难地打败了一艘西班牙船，但他们和
西班牙人在陆地上的战斗却失败了。这伙海盗于是转向北方，最后在仁牙湾
的邦阿西楠建造了一个要塞。１５７５ 年 ３ 月西班牙人组织一支远征队，突然袭
击这批中国人。他们摧毁大部分海盗船只后，围攻这个要塞。围攻继续了四
个月。当战斗在继续进行时，正在寻找林凤的指挥两艘战舰的中国舟师军官
王望高，也到了吕宋。他应邀到马尼拉，并受到热情接待。王反过来同意随
他带回以这个传教区的创建者拉达修士为首的西班牙使团。
很明显，中国官员们这时想要西班牙人为他们打仗。而西班牙人，除了
得到吕宋岛以外，为了贸易和传统事业还谋求打开中国大门。当西班牙使团
到达福州时，它的成员受到热诚的招待；中国巡抚答应把他们的要求转呈北
京。意外的是，当这个使团仍在福州的客馆时，林凤率领的海盗（西班牙人
认为他们已被包围）已秘密地建造了 ３０ 多艘船，并挖了一条水道逃到海里。
把事情搞得更糟的是，一度在公海上自由行动的他们回到了台湾海峡，给福
建官员们造成了一些问题。于是这些官员对促进西班牙人的事情的热情减低
了。拉达使团空着手回去了；进一步的争论只能加剧双方的恶感。这些情况
激起马尼拉的总督和拉达修士提出军事征服中国的建议。①
建议的这次远征没有具体化，因为腓力二世不接受这个建议。①但是大规
模的流血还是发生了，遭难者是在吕宋海岸上的中国平民。在西班牙人于
１５７１ 年在马尼拉立定脚根以后，中国移民大批拥到这里，很使西班牙殖民者
沮丧。１６０２ 年，根据一个叫张嶷的人的建议，福建矿税使得到万历皇帝的准
许在一个偏僻海上小岛的机易山上开采贵金属。没有证据表明，皇帝了解这
个岛在哪里，或者他知道即将和西班牙人发生的冲突。他是不顾他的科道官
员的强烈抗议而给予准许的。事实上，“机易”山很可能是吕宋岛上的甲米
地城。
当一个中国代表团（包括张嶷）到来调查这种可能性时，西班牙当局被
激怒，代表团被赶了回去。但是总督唐佩德？布拉沃？德阿库尼亚怀疑这是
某种中国阴谋。就在九年以前，由西班牙人统率的新应征入伍的中国人的叛
乱要了一个总督的命。谣传中国即将入侵，中国移民将帮助入侵者。当西班
牙当局采取预防措施，搜查中国居民的武器甚至铁器时，恐慌蔓延开来。
中国人的村社马上开始设法自卫。跟着发生的 １６０３ 年 １０ 月的大屠杀很
可能因水冲突而被引发。但是，由于已经取得势头，它变成了一场西班牙军
队和中国人村社之间的名副其实的战争。追击从马尼拉开始；被打败了的中
国人被赶到八打雁，在那里土著的菲律宾人也袭击他们。据说，死亡总数按
中国人的计算超过 ２００００，据西班牙的记载是 １５０００。这一事件直到一年以后
才上报皇帝。万历皇帝处死了张嶷，他的不实报告引起了西班牙的暴行。除
此以外，什么也不能做。１６０５ 年，新任福建巡抚向西班牙人送去一份照会，
只要求将寡妇和孤儿送回本国。兵部提出“逐内洋红夷”①，这个建议和自称
天朝是一致的，却是完全做不到的。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5017 页。
① 参见下文《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① 但是王图的吏部侍郎头衔没有给予他吏部内的实权。1611 年考核期间在孙丕扬手下实际负责的吏部侍郎
是萧雲举。不过王图接近孙丕扬，并被认为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两人都是陕西人，且被他们的敌人
叫做“秦党”。
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士
这样大量的流血只能增加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建立联系的工
作，通过一些非暴力的方法应当可以获得成功，耶稣会的会士们正朝这个方
向前进。自从方济各？沙勿略于 １５５１ 年在上川岛死后，在 １／４ 个世纪的时间
里，人数日渐增多的基督教徒鼓吹有力地打开中国对基督教的大门。１５５７
年，范礼安到达澳门时，给传教事业定了一个新方向。他作为东印度耶稣会
布道团的新视察员，制定了文化顺应的政策；他要求到中国的传教士首先中
国化。范礼安自己从未涉足中国；他留在葡萄牙在澳门的殖民地。但是他的
努力产生了效果。他的追随者罗明坚和利玛窦很起作用。从肇庆的小教堂（在
今高要，广州以西 ５０ 英里）于 １５８３ 年建立起，利玛窦终于设法到了两个直
隶地区，１５９５ 年到南京，１５９８ 年又到北京。在他 １６０２ 年第二次到北京的时
候，他在那里永久地定居下来。这使他能够把他生命最后的繁忙的 １０ 年，致
力于在帝国朝廷的成员中宣讲基督教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他在北京的成功
使在其他城市的传教工作成为可能。
利玛窦赢得信任的才能是很出名的。他有无穷无尽的耐性和一种直接学
会关于中国的东西的才能，他是一个理想的使节。他不但被中国受过教育的
精英所接受，他实际上把他们吸引住了。尽管他获得了成功，他并没有消除
文化的壁垒。他只在上面开了一个孔，从孔中挤了进去。这个耶稣会神父自
己的日志透露，他没有把他的工作看成令人惊奇的成就，尽管他使一些人皈
依，其中有几个中国的显贵。利玛窦抱怨说，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寻求自身的
教化，而不是确定他们的信仰。另一方面，下层阶级又沉迷于偶像崇拜和迷
信。这是不难理解的；他所描述的一分为二的情况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结构的
反映，为数众多的有文化的官僚统治着无数农民，两个集团都不是深切地关
心一种外国宗教的争端和教义。在裁决者的作用因超越认识的原因而由国家
首领承担的时代，真主和耶和华是没有多少余地的。这样，中国并不需要打
一场宗教战争以解决争端。所有信条都由它们的相对价值来评价，但没有一
种自以为是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只留给对国家的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在 １８
世纪终于使中国皇帝反对罗马教皇的“礼仪之争”是不足为怪的。
文化顺应的政策已经在教会内引起某些曲解。利玛窦的指定的继任者龙
华民，在这位能人 １６１０ 年死后没有等待多久便表示了不同意见。１６１７ 年，
在万历皇帝（他不是一个宗教上固执的人）的统治行将结束之前，在中国的
新教会遭到第一次迫害，虽然是一次轻微的迫害。
万历朝晚期的三大征
“三大征”是晚明史学家们编史工作的一种杜撰说法。没有什么历史上
的正当理由把在西南扑灭一个土著首领的战役、在西北镇压中国人－蒙古人兵
变的战役和在朝鲜半岛上和日本的战争，当作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事件而凑在
一起。这三次战役，规模和范围不同，它们的历史根源也无相似之处。这三
次战役也都不是像明代作家们所断言的那样以明显的胜利而结束。朝鲜战役
是一次奇怪的战争，双方都处理不好，发展成了僵局。丰臣秀吉的意外死亡
才导致了有利于明帝国的解决。举行了胜利庆典；战俘被献给皇帝，后来被
处死。①
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这一切差异，这三次战役传统上都被当作相互关联的
一组事件。明史学家谷应泰在他的条分缕析的明史中，用了连续三个部分来
记这三次战役；这些事件的当代人冯梦龙，在万历朝结束后不出 １０ 年内发表
的短篇小说集中，也在他的一个故事的引言中把这三次战役组合在一起。①
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这种组合的含义。历史学家们试图夸大晚明帝国的军事
威力以颂扬一个衰落中的王朝，自觉或不自觉地赞许那样一种思想状态，即
使是以牺牲真实性作为代价。
西南的播州战役
防御杨应龙的战役可以被看作少数民族集团居住的西南地区中国化的一
个方面，这种中国化整个明代都在进行。杨本人以中国血统而为人所知，尽
管这实际上是说他出身于混血世家，他所控制的地区和时代是不合拍的。他
的最早的知名的祖先，一个唐代的将军，征服了 ９ 世纪叫做播州这个地区的
土著民族，能够把它当作这个国家之内的一个自主的国来控制，并在以后的
七个世纪中传给他的子孙。几个朝代兴起又衰落，而杨氏接受了不同形式的
分封和任命；但这个家族对于邻接湖广、四川和贵州三省多山地区（这个区
域东西延伸 ２００ 多英里，南北略短）的控制，在杨应龙死亡之前从未遭受一
个帝国政府的破坏。
在这个土著居民社会特有的一种分封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中，杨氏的封建
领主权力是通过七个有势力的家庭行使的，这七个家庭还组成了他的议事机
构。情况表明，这些附庸家庭在它们对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