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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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难以忍受的负担，是他的同僚们所不欢迎的。和承认他的政策中的基本
原理相比，他们更多地注意这个要人私人生活的“违法”和“不道德”方面。
张居正的做法一旦被废除，朝廷对其广布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就更进一步衰落
了。科道官员、编撰－教育部门的官员和吏部官员的一些小党派这时不受大学
士们的控制，并意识到他们自己在朝廷中的影响。他们忙于争论和尽力清洗
张的党羽，而不是忙于恢复和复兴的尝试。皇帝不够果断无疑无益于这种局
面。他不能达到他的官僚们的有德之君的理想，但他也缺乏个人才干像有力
的专制君主或暴君那样行事。
他笨拙地处理时间拖得很长的继位问题，排除了内阁作为复兴帝国施政
根基的可以性——已由高拱和张居正着手的一项工作。为了促成他个人所希
求的事，万历皇帝试图把几个大学士引为心腹，但没有成功。更糟的是，他
这样做在其他官僚眼中玷污了他们，其他官僚怀疑他们与皇帝共谋，反对他
们的愿望。当这几个大学士不能在文官和皇帝之间充当斡旋者时，便再也没
有任何办法利用他们的机构来监督整个帝国的行政。
税矿中使
当皇帝于 １５６９ 年派遣一些太监到各省当税使和矿监时，他进一步疏远了
官僚们。皇帝委派太监们去监督各省的行政工作到这时已成惯例。这些中使
自己接办行政工作，把原来主管的文官降到机构属员的地位，这也是常见的。
而且，在 １６ 世纪末年，城市工业、内地贸易和矿业无疑被看作可能的税收来
源。因此，这种政策既有实效，又是有例可援的。
在 １５６９ 年第一批督察太监被派遣时，他们与文官们协力工作，同时他们
的工作限于局部地区。１５９９ 年，规模扩大了。到了这时，所有重要的口岸都
有大珰驻守；他们逐渐扩展权力，终于开始和当地文官政府的正常职责发生
了冲突。没有商事法规和周到的检查程序，文官们本身在工商资源的税收管
理方面过去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①地方官员们习惯于按照不变的定额掌握收
入和支出，总的来说，在按变动的数额予以管理方面却是无能的和未经训练
的。有效的查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官僚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管理的技术上的
限制，对营业税按不变定额实行控制。预定的收入来自由商业行会首领办理
并征收的某种形式的摊派份额。如果地方官员们不能强使商业税以定得很高
的定额缴纳，收入就将减少而不是增加，那末整个工作和他们自己的仕途都
将陷入危险。他们对采矿工作的嫌恶甚至叫嚷得更凶，因为采矿企业的倒闭，
除了极少数例外，使处于困境的采矿工人变成了盗匪。
官僚们办坏了的事太监们也没有希望办得好一些。他们不能补法定的空
缺职位。他们因他们的同事们而负较小的责任。并且没有设立正式工作班子
的先例和传统的做法，他们只能把一伙伙地方上的恶棍和投机分子搜罗在他
们的周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活动受到文官对手的阻挠，他们还引起了很
多城市骚乱事件。矿税实际上常常是一种敲诈的形式。太监管事们威胁要在
房屋和祖坟下挖地采矿，只有他们从业主勒索到若干报酬后才发善心。
１６０６ 年，一伙军官联合骚乱者杀了云南的矿监杨荣。这个消息令人不
安，甚至足以使得肥胖的、放纵的万历皇帝倒了胃口。可是这样做已经延续
了很长时间，他不能完全废除他的政策。当受到催逼时，他在这个问题上作
了让步。尽管在太监管理之下的税矿工作以信誉的极大损失为代价，只带来
极少的收入，然而整个万历统治时期都在继续。这个问题分裂了官僚们。产
生了一个毫不变通的英雄李三才，他作为淮安巡抚逮捕了他地区内许多太监
的追随者，并将其中的一些人处死。这还使加之于大学士沈一贯的责骂增多
了。这位大学士被他的同僚们认为，他曾有机会要求皇帝停止矿税使的活动，
但他敦促皇帝不够卖力。
① 冈田英弘：《16 和 17 世纪的外蒙古》＇409＇，《亚洲语言和文化研究》，5（1972 年），第 69—85 页。
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
东林党
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
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
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
东林书院的主要人物始终包括在这个集团内，但是这个党从来没有一种排他
的成员资格。因为朋党之争在发展，任何知名人物仅仅由于他政治上的同感
乃至他的社会联系，就能取得成员资格，有时是在死后。最后，这个称号终
于被看作一种光荣的标记。
作为一个集团，东林党人以他们坚持儒家正统和他们严格遵守真正的道
德行为而闻名。当张居正谋求义务性质的服丧期的一个例外时，他在他们的
眼中被评定为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在他们看来，万历皇帝对他长子的偏见（这
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也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礼仪的。他们
不能说服皇帝同意他们的看法，便支持那些敢于在这个问题上毫无顾忌地表
示意见的人，并以很深的猜疑看待那些有矛盾心理的人。这种态度有时简直
成了深仇大恨的挑剔。
开创东林运动的人是地位低下的年轻官员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以这
种身份公然反对皇帝的权威，并因这种反对遭受酷烈的惩罚而赢得了正直的
名声。快到明末时，在押的和被放逐的东林支持者比在职的多。因为他们把
个人品德置于其他一切事物之上，他们也就容易因个人的行为而出名。作为
一个集团，他们逐渐在攻击下互相援助，并在任职时采取一致行动清洗官僚
机构中的他们的敌人。由于这个缘故，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显得好争论和起
破坏性作用。张居正预料到他们的敌对行动，于 １５７９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发布命令
关闭所有私人书院。万历皇帝本人对东林党人强烈反感。当东林支持者的朋
友上疏皇帝为他们辩护时，他照例将给予他们的不重的惩罚改成较重的惩
罚。皇帝一点也不了解，他自己感情上的憎恶有助于激起这场运动的狂潮，
而不是使它平息下去。
东林运动的成员有一种共同的思想上的假定：一个学者－官员真正的毕生
事业是修养他的品性。简洁地表现这种观点的《大学》的教导，在个人道德
和公共道德之间没有做出区分。自我修养始于自心，扩大到家庭，然后到社
会交往，最后到公共事业。这种生活方式由高攀龙（１５６２—１６２６ 年）作出了
最好的范例。在禅宗式的顿悟中找到一种个人自由（如许多著名的明代新儒
家那样）之后，高从未期待一种平静的退隐生活。几十年中无论在职或去职，
他始终都深深地卷入了北京的朝廷政治斗争中。东林党人在被放逐中从来没
有想组织一个“忠君的反对党”。正是他们被迫去职的事实意味着邪恶势力
在进行统治，他们必须想办法通过谋略和发表议论以“救正”局势和恢复职
位。这种不实际的态度使他们不能被叫做“自由主义者”（他们有时被贴以
这样的标签），当然，他们也不是革命者。
尽管对政府机构中的合乎道德的行为的宣扬代替了任何特定的政治原理
本身，东林运动在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上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东林的代言
人有力地说出了关于内阁机构中“擅权”的担扰。徐阶和高拱的不法行为以
及张居正的失败无疑加强了这种确信。为了抵消内阁的权势，他们维护科道
人员的独立性，科道人员能够抑制政府中的编撰－教育人员的势力和吏部的自
主权，并对太监的活动限制在宫廷范围进行检查。从他们的观点看，这些制
约的实现将意味着一种“清明”之治，比较接近于王朝建立时所树立的榜样。
这些改革的方案并不图谋改进帝国行政的体制或改变其权力的结构；它
们完全是以道德的考虑为基础。新近的经验使他们确信，以集权机构（如张
居正当政时的内阁）的命令为基础的行政管理，没有以牺牲正直的人为代价
而使无节操的投机分子得利的卑劣的个人行为，是不能实现的。
他们向往一种组织上松散的政府（具有向皇帝直接报告的各自独立的各
种机关，并具有独立的报告途径），有时达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１５８３ 年，
后来都和东林发生了联系的魏允贞和李三才，冒着触怒皇帝的风险争论说，
应当规定大学士们的儿子没有资格参加文官考试。这个建议的两个发起人想
使内阁这个机构减少吸引力而降低其权势。１０ 年以后，东林运动的主要创始
人顾宪成（１５５０—１６１２ 年），作为吏部的高级官员，成功地阻挠了任命一个
翰林学士来领导他自己的部，理由是，所有大学士已是翰林成员，由这样一
个排他的内廷集团控制外廷的一些主要职位将有损于健全的政府的利益。
东林党人保持一种组织相对松散的文职官僚等级制度的倾向，对现代的
读者来说是不易看出的。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事实：１６ 世纪晚期，
帝国的官僚机构已经用尽它的技术能量通过系统的、有条不紊的方法以解决
行政问题。它对太大的领土和太多的人民负有责任；它的活动太程式化，也
太表面。此外，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
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
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
和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的退却。
但是在 １６ 世纪晚期，正统的儒家道德价值具有的吸引力比我们可能或乐
意了解的要大得多。在注重实行方面，它们弥补了体制上的缺陷。孔子本人
曾经详细阐明这样的原则，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应当为了仁爱随时准备献出生
命。孟子曾经要求个人放弃自身利益以服从公共福利。经史中不懈地提出的、
农村塾师和更高层次的学官不断重复的对于自我牺牲和坚毅的号召，被这些
正统的儒家认为提供了令人畏惧的蓄积起来的精神力量，比任何体制的或正
在使用的力量都强。热心公益的精神，当其由承担了领导任务的学者－官员的
核心指导时，就会做出惊人的成就。它保证黄河溃决的堤堰将被修复，边境
游牧部落的入侵将被击退，无论有无所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在皇帝面前苦
谏的官员们的拚死的正直，是明代所特有的，表明了对人生目的的同样理想
化了的态度。宋代的新儒家学者已经解释过，所有这种道德上的训导和实践
都和他们所认为的天理是一致的。赴义所隐含的吸引力满足了那些东林追随
者，他们喜欢这个在失败和挫折的时代不公正地被迫害的高尚的运动。
此外，儒家对亲属关系和家长权威的崇敬已被吸收进法典，把明代的国
家和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东林支持者对这些原则的紧密依附，带来了这
样的希望：统治方式的实践和理论彼此可能更接近一些——这种一致是张居
正执政以来所缺少的。地方政府直到这时是作为间接的、防范性的管理机构
而发挥作用。农村精英在引导未受教育的群众在社会习俗的范围内谋生方
面，其有效性对于这种最低限度的管理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一种体
制下，技术的效力是不相干的；法律和命令必须置根于男人的无上权威、对
长者的尊敬，以及对社会差别的严格遵守。整个行政机构都建立在这些前提
上。当中央政府将其重点转移到征税和刑事诉讼时，它造成了一种不能再被
简单地叫做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学术争论的局面；倒不如说是，上层建筑以一
种下部基础不能跟上的方式重新认定它的活动方向。农村村社从来不能提供
所需人员和专门技术的支持来实现像张居正当政时所宣布的那种改革。
张试图严格管理帝国的徒劳无益，东林领袖们甚至在他们把注意力转向
道德和精神问题之前已经预见到。１５８１ 年，当仍在张的管理之下时，户部尚
书张学颜曾上呈皇帝《万历会计录》，这是到那为止关于帝国资源的最全面
的会计概要，编辑这部概要占用了 １４ 个工作人员，费时两年多。可是它表明，
承认了很多有所改变的财务单位和特殊的会计手续，暴露出可悲的现实，即
整个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