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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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６　年，皇帝要求礼部查明现在何处生长古代所用的神奇植物“灵芝”，
以及如何加以炮制，因为道教典籍中提到这类能够延年并使人变成神仙的植
物。尚书回复说，他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类植物，也不知道何处可以找到。他
仅仅呈上从有关神奇植物的古典著作中选摘的引文。皇帝不满意，命令所有
地方官员在偏远和多山地区寻找这类植物，和在百姓中打听这类植物。这类
植物显然是存在的。１５５８　年礼部呈献了从整个帝国收集来的　１８６０　株新鲜样
品，此后又数以百计地呈献。这类植物准确地包括哪些品种并不清楚，但皇
帝的确服用了，并继续寻找。它们的炮制被当作特殊的恩宠只托付给大学士
们。
在陶仲文于　１５６０　年　１１　月去世之后，皇帝开始寻找接替的人，但他没有
找到任何合意的其他道教名家。



严嵩掌权


皇帝在　１５３９　年　６　月第一次免除夏言的职务之前不久，开始批评夏怠慢不
恭，指出他原来是从低级职位被举荐提升的，他是随皇帝之意而取得高级地
位的。为了表明这一点，夏立即被解职。尽管他很快又受到恩宠，他还是一
再因为在执行他的职务中不够灵活而受到批评。
严嵩利用夏言和武定侯郭勋之间的长期敌视而获得他在内阁中的最初的
职位。１５４１　年　８　月，郭勋拒绝接受皇帝的一道诏令。他的傲慢激怒了皇帝，
皇帝从这时起便有意缩小他的权力。郭以前曾因非法行为和贪赃而被弹劾，
但皇帝总是原谅他。这次他却不这样。１０　月郭被弹劾并被捕。因为郭在皇帝
统治的最初几年里是皇帝极少几个助手之一，他不肯下令把他处死。郭在他
１５４２　年　１１　月去世之前一直留在牢里。夏言在病床上指挥了这次弹劾行动。
尽管夏言在　３０　年代参加了各式各样的道教仪式，１５４０　年以后他却开始
反对这类作法。１５４２　年　７　月在他随侍皇帝时，他率直地不肯穿戴道教的冠袍，
因为它不是官员的服装。皇帝把夏的态度看作对他的权威的一种冒犯和对他
本人不恭的一种表示。严嵩利用皇帝一心树立他本人的权威和尊严而迫使夏
言致仕。
严嵩是在夏言的赞助下晋升到礼部尚书的高级职位的，他从　１５３７　年至
１５４２　年担任这个职务。不过夏对他不以礼相待，尤其认为他没有能力，天赋
不高。在这方面他是错了，因为严嵩又机智又狡猾。严穿上皇帝赐给他的道
教冠服，并毫不走样地执行他的命令。当他终于被问及关于夏的缺点时，他
强调了一点：夏言主管言官。郭勋是在他的指导下被弹劾的；虽然关于夏本
人，什么也没有说。他盗用了皇帝的特权。皇帝于　１５４２　年　８　月免除夏的职务
时，强调了这一点。在　１５４５　年　１０　月之前夏一直没有职务，严嵩在这期间达
到了控制内阁的目的。
严嵩在　１５４２　年　９　月成为大学士时，已经　６０　多岁。他知道他完全是靠皇
帝的恩宠而任职，起初他非常小心谨慎，在所有事情上满足他，又把一切事
情呈请他裁决。同时，他利用他的新职务把他的那些敌人免职。
１５４３　年他首次耍了一次手腕，这使他后来得了一个坏名声。他使皇帝不
知不觉地为他报了仇。严早些时候因接受两个想提高俸禄的王的贿赂而被一
个御史弹劾。他好不容易才设法避开了责任，开始怨恨这个御史。１０　月，他
告诉皇帝，１５４３　年山东乡试关于边境政策的讽刺性策问实际上是这个御史拟
的。皇帝觉得这种行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妄自尊大。他将这个御史逮捕，并
下令予以杖责，谪戍边卫。这个御史没有被谪戍；他因异常猛烈的杖责而死。
在京官考绩期间，依照严的命令，出现了更多的例行降级事例。
１５４５　年　１０　月，为了抵消严嵩日益增长的权势，皇帝将夏言召回内阁。
夏刚回内阁便不理严嵩，不肯和他商议事情，将严任命的人免职，以支持他
自己的人接任。夏还攻击像陆炳这样有权势的皇帝的宠信者，陆炳于　１５３９
年救过皇帝的命。陆炳被控贪脏，夏只是在陆向他行贿、下跪、乞求宽恕以
后，才撤消了控告。严嵩曾经蒙受类似的羞辱，终于和这样的人勾结起来除
掉了夏言。
最后的对抗发生于　１５４８　年　２　月，表面上是关于在鄂尔多斯地区讨伐蒙古
人的一项建议。夏言曾经支持并指导实施这项建议，而没有和严嵩商议。他



对发生的事情单独负有责任。皇帝曾听到关于陕西骚乱的传言；扶乩预告了
不祥的结果。他改变主意，收回他对这项建议的支持，不过他无意处死夏言。
但是，既然陆炳提出了夏言牵连进掩盖战败的一次密谋并在别的方面保护其
下属的证件，严嵩提出了夏言曾经受贿的罪状，皇帝怀疑他是受了欺骗而赞
成军事行动的。这些罪行从未得到证实。实际上使皇帝不安的是夏言的傲慢。
尽管夏言表面上受到参与密谋的指控，他却是因不服从而被处死的。皇帝再
次于不知不觉中处死了严嵩的一个敌人。

严嵩控制下的朝廷

严嵩自　１５４９　年直至　１５６２　年他去位时为止，控制了内阁。他清楚，他的
同僚们没有多大权力；即使在最琐碎的事情上，他也顺从皇帝的心意。例如，
１５４９　年　３　月他把其他大学士的人选问题提交皇帝，说他不敢作出决定。皇帝
赏识这种姿态，而严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就尽力使自己迎合皇帝。
他在整个存在危机的　１０　年当中，靠让别人，要末是尚书们要未是皇帝本
人作出决定而设法保住他的位置。当　１５５０　年俺答包围北京，要求互市权利
时，严把这件事交付专管入贡事务的礼部尚书。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他让灾
难的责任落在兵部尚书头上，其实兵部尚书是按照他的指示而行事的。
虽然他装出要把行政权力归还给尚书们的样子，他却暗中努力以求掌管
政策和人事事务。１５５０　年　１１　月，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不久，严因保证升任和
任命令人艳羡的职位而接受作为报酬的贿赂，因压下奏议，因纵容他的儿子
严世蕃（１５１３—１５６５　年）滥用职权，以及因胁迫朝臣以致无人敢于反驳他而
受到弹劾。皇帝最初因这种揭发而不安，但陶仲文暗中为严说情。陶利用皇
帝不信任他的官员们的心理，说对严嵩的所有攻击是由朋党性质的嫉妒引发
的。皇帝倾向于把他的官员们想得很坏，接受了这种解释。严嵩在整个　５０
年代期间因种种罪状而被弹劾，但他利用这种策略而避开了谴责。他利用皇
帝的猜疑和疑心，一再表明对他的攻击要末是朋党性质的嫉妒，要末是想通
过皇帝的主要大臣批评皇帝而引发的。
在他担任大学士期间，他从未使自己陷入他那个时代最紧迫的行政问题
——财政管理。正如他将其他的困难问题留给礼部和兵部尚书一样，他把财
政管理这个难于处理的问题留给户部和工部尚书。



财政危机


尽管在　１５２２　至　１５２４　年间当杨廷和任首辅时，制定了经济制度，１５２５　年
兵部尚书还是上奏说，主要的帝国粮仓只拥有相当于三年支出的结余，而粮
食的需求正在增加。例如，他指出皇城里的染织作坊（这只是北京许多皇家
制造业中的一种）雇佣了　１１０００　多人，每年消耗粮食超过　１５００００　石。由于运
河运输的物质条件的限制，每年只能船运　４００　万石粮食到北京，这些粮食必
须用来养活帝国机构和朝廷的人员、北京戍军、建筑队伍和边军。①
当　３０　年代任户部尚书的梁材（１４７０—１５４０　年）因拒绝增加派到修建工
程去做工的人数，而于　１５４０　年被解职时，有　４００００　多人在各种修建工程中做
工。工部尚书上报说，他只有　６００００　两银子可用，而应付而未付的物料和劳
务的款项有　２７００００　两。他指出从这一统治时期开始时起，用于修建宫殿、祭
坛和庙宇的全部费用已经超过　６００　万两银子。他断定不能再照现在这样供应
工程的经费。皇帝同意除他自己在皇城西苑的建筑工程外，停止所有工程，
而西苑工程是所有工程中最费钱的。
３０　年代期间，国库的银锭储备有时因支付特殊的修建工程而耗费一空。
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和传统的徭役制度相比，朝廷已经开始更加依
靠银两去购买货物和支付劳务，徭役制度不能满足皇帝的特殊要求。对银锭
的需求很快超过了可以得到的补充量。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户部于　１５４４　年建
议，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　３０％折银缴纳，这项建议被批准。１５４０　年以后，实
物税折银和用银偿付徭役变得普遍了，尽管税种表面上保持不变，折银率以
及用现金缴纳和用实物缴纳的比例各地都不相同。
面对连续不断的亏欠和缺额，皇帝于　１５４９　年下令对这一统治时期开始时
起的帝国财政进行一次全面清算。户部上报说，从　１５２２　年至　１５３２　年京师粮
仓平均每年收粮　３７０　万石，其中　２８０　万石分配给军队、工役和工匠。粮仓通
常拥有相当于　８　年或　９　年开支的结余。１５３２　年以后，平均每年的支出增加到
５３０　万石，结余下降大约一半。储存银锭的太仓金库平均每年收纳　２００　万两
银子，其中的　１３０　万两拨作边境防御之用。１５２９　年北京的国库拥有　４００　万两
结余，各省省库一共拥有约　１００　万两。但是　４０　年代期间，每年的常规支出增
加到　３４７００００　两银子，每年留下超过　１４０００００　两的亏空，结余很快消失。
户部提出，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整顿能够实现节约。它建议建立一种整顿
帐目的制度，划分为四类：年税额，年收入，年支出和年储备。各部、朝廷、
军事管区和文官衙署年终应上报这种账目。户部尚书希望用这种方法，对当
时常见的不协调的现金和实物收付制度求得某种全面的写照。这一方案被批
准并付诸实施，但财政状况仍然继续恶化。
１５４３　年，皇帝同意拿出他个人收入的一部分以支付边境防御费用，直到
１５５８　年仍然生效的这一办法给太仓金库每年的收入增加了大约　１００　万两银
子。１５５１　年两淮盐政转卖余盐每年获得　３０００００　两银子的利润，这一办法直
到　１５６５　年仍然有效。这些措施以及其他的办法使金库预期的岁入银两达每年
５００　万两左右，但很少能够征足这个总额。
１５５２　年户部上报，用于帝国和边境防卫的费用每年总计支付银子已达



① 范守己：《皇明肃皇外史》＇154＇，3。



５９５００００　两，而每年收入的银两，由于免征和拖欠税款，总计不足这个总额
的一半。为了达到收支平衡，户部尚书建议在长江三角洲的富裕各府征收　２００
万两附加税。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此后这成了征收用银子缴纳的附加税以
偿付特殊费用的普遍方法。但是，在　５０　年代期间，东南的富裕各府受遍布的
海盗和盗匪之害，又遭受了异常多的自然灾害。在许多地区连正常的税也不
能征收；根本不可能考虑附加税。
１５５３　年，南京的官员们抱怨，省库储备经常耗尽，没有留下可用于赈济
淮河流域的天灾的款项；但是户部没有款项可以提供，也没有现存的救济物
资。在接踵而来的严重旱灾和洪水泛滥中，几千人成群结队地来到北京求食。
米价上涨了一倍多，饿死是常见的，街头堆积着尸体。到了　１５５４　年春天，这
座城市发生了严重的时疫。不得不分发现有的无论什么款项和物资以养活北
京的居民。
５０　年代期间，每年支出的银两在　３００　至　６００　万两之间波动，每年都有亏
空。必须依靠种种额外税收和附加费，依靠直接征用物资，依靠行政方面的
节约来弥补这些亏空。５０　年代期间东南进行的军事行动，是靠遭受袭击的地
区的巡抚征收附加税和派款提供资金。由于这些军事行动拖长，通常是靠对
所有负担徭役的家庭摊派附加税，提前征收以支付军队给养。而且，当需要
的款项增加时，还要强派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五花八门的特别税，其中的许
多种此后再也没有撤消。１５６２　年以前就这样征收了　４０００００　到　５０００００　两银
子；１５６２　年停征了一些税。但是，尽管这些费钱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