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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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起作用。
１５２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皇帝诏令礼部恢复他母亲原来的皇后尊号。这道诏
令立即遭到对立的翰林学士们、在京的御史们、朝廷郎官们的抗议。皇帝命
令锦衣卫逮捕、关押抗议的首领们。他盛怒地训斥三个在职的大学士阻挠他
的愿望。毛纪（１４６３—１５４５ 年）因而向朝廷宣布将在四天之内上帝、后尊号。
三天以后，８ 月 １４ 日，两百多个朝廷官员在早期以后拒绝散去，仍然跪
伏阙下，抗议皇帝的诏令。皇帝于朝见后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开始斋戒，发
觉有骚动。他派几个太监去让官员们散去，但是他们没有书面的诏令便拒绝
离开。当诏书随要随有时，他们仍然拒绝走开。快到中午时，皇帝索要抗议
① 《明通鉴》＇210＇，34，第 1316 页。
者的名单，然后把为首的人投入锦衣卫监狱。这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
呼喊并敲打朝堂的门。
皇帝迅速作出反应。所有低级官员都被投入监狱，其余的被命令等候判
决。五天以后，１８０ 多名官员在朝廷上受到责打；１７ 人受伤致死，其余的人
被谪戍。皇帝于第二天奉立他父亲的神主，并给他上了皇帝的尊号。①
开始时的不和在三年之中变成了影响几百名官员的前途和整个政府施政
的权力之争。杨廷和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也变成了两个敌对官僚集团之间的斗
争。对大学士们的抨击由杨一清和席书领头，他们两人是在省里发迹的有影
响的官员。他们谋求削弱杨廷和与他的翰林同僚们所已掌握的过大权力。就
他们来说，关于大礼的争论对实现其他的目的是有用的。
这场争论还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为争论在发展，双方的论证变得
更老练、更明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
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
普遍兴趣。
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对语言学和文句分析的兴趣，这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
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因为争论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
含义以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对这些原文的解释最终是以两种对立的
哲学上的假定为基础，一种与 １２ 世纪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解释
（明代朝廷承认它是正统的解释）有联系，另一种与王守仁（１４７２—１５２９ 年）
所领导的当代学派的解释有联系。因为对原文的解释和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
系，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翰林院的守旧传统——程朱传统——的批
判，这种批判从王守仁的学说引导出来，由他的许多弟子予以表达。各地的
官员在所有细节上都紧跟朝廷的争论。因此，王的学说在很短时间内就闻名
于整个帝国，到 １７ 世纪仍然是一个人们极感兴趣和有争论的问题。
最后，这场争论的解决标志了专制皇权的复兴。和大学士们商讨政策然
后才付诸实施，这已经成为明代皇帝的惯常作法。大学士毛纪在 １５２４ 年 ８
月提出他的辞呈的时候，批评皇帝的统治作风说：
迩者大礼之议，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确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
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罚延臣，动至数百，乃祖宗来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与闻。①
他并非完全公正。１５１９ 年正德皇帝曾经责打 １００ 多名官员，因为他们反对他
南巡的计划，他也很少和他的大学士们商讨任何事情。毛纪的话适用于嘉靖
皇帝的伯父弘治皇帝（１４８８—１５０５ 年在位）时的一般情况；在较小的程度上
适用于更早的几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待高级文官有某种程
度的尊重。
嘉靖皇帝仍然按照他的堂兄的粗暴而专横的作风进行统治。为了达到他
的欲求，他蔑视所有的忠告和惯例；他不能容忍冒犯，不能容忍对他本人和
① 朱厚照或以其年号称为正德皇帝，或以其谥号称为武宗（字面的意思是“勇武的祖先”）。正德年号出
于《书经》《大禹谟》（关于传说中的圣王禹＇公元前 2205— 公元前 2197 年在位＇所行善政的格言集）的一
段话：“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
唯和……’”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1870 年；第 2 版，牛津，1893 年；重印，香港，1960 年；
重印，台北，1969 年），Ⅲ，第 55—56 页。
① 关于盐政，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英国，1974 年），第 189—224
页。
他的政策的批评。他的臣子们在毫不怀疑地实现他的愿望时，保有他们的职
位，而当他们没有或不能实现他的愿望时，便很快丢掉职位。
１５２４ 年的大同叛乱
从 １６ 世纪初期起，对边境戍军的控制能力就已衰退。当骚乱发生时，朝
廷实行一种姑息的政策，暂时使士兵平静下来，但纪律渐渐变得松弛，军队
更加不服从命令。１５１０ 年宁夏的新任巡抚被忿懑不平的军队杀害，１５２１ 年甘
肃省的巡抚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没有严重的报复临近时，已经变得很明显，
朝廷不能或不愿干预这类事情，而这类消息在军队中引起了一种危险的看法
——他们可以放手屠杀。②
１５２４ 年 ８ 月，大同戍军的士兵杀害了大同的巡抚和戍军的参将，放火烧
了许多官署，然后逃离这座城市。发生这一切是因为巡抚试图将 ２５００ 人的军
队调到位于这座城市以北大约 ３０ 英里的五个新堡。军队拒绝调动，巡抚于是
命令他的卫兵到这些堡去。卫兵军官尤其怠惰，非常舒适地住在城里。当他
们拒绝服从命令时，参将便责打他们。戍军部队受他们军官的煽动而骚乱，
袭击总兵公署，将他杀死，并将他分尸；然后他们用同样方式处置巡抚。这
次事件上报到朝廷，下令进行了例行公事的调查，为空下来的一些职位任命
了新的官员。但是那个地方的骚动并没有结束。
朝廷在边境政策问题上暂时出现分歧。一种看法认为，管理边境应当宽
大，并采取守势；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朝廷应当对所有边境事务的积极而可
靠的部署感兴趣。持第一种看法的人们认为军事行动费用大，而且往往是徒
劳无益的。军事力量顶多只能威吓军队中难以管束的分子，而且只是暂时的，
可是平民百姓却要忍受无休止的征发。当京师地区的安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
时，这批人主张通过赠与和宽恕保持平静。另一批人则认为，这样的态度玷
污了朝廷的威信和声誉，最终导致整个防御体系的衰退。军人和他们的支持
者也宣扬侵略政策和征伐，部分原因是这样的政策给与他们提升和受赏的机
会。
负责调查的官员赞成宽大政策。两个辅政的大学士持相反的意见。皇帝
本人认为，巡抚对动乱负有责任；他希望只逮捕领头人而宽恕参与这次叛乱
的士兵。一支从北京到甘州出征的大部队碰巧途经大同，这被错误地看成是
来讨伐的。叛乱的士兵再次占领这座城市，并将城门关闭。这样的行动是向
朝廷权威的明显挑战，不能不予以制止。因而从锦衣卫火速派了一支 ３０００
人的骑兵队伍去解决大同事件。在这支队伍到达前，士兵已将当地知县杀死，
不久以后他们又包围了代王府，代王被迫逃往邻近的宣府防区以求保护。
骑兵指挥接近大同时，定下了偷偷捕捉叛乱领头人的计划，但他只获得
有限的成功。许多叛乱的首领逃脱，稍后又因他们的伙伴被捕，返回来进行
报复，焚烧并洗劫官署。骑兵指挥于是请求处决所有曾经与领头人共谋的人。
面临贬黜的负责调查的官员最后于 １５２５ 年 ４ 月诱捕并处决了余下的叛乱首
② 王士贞：《中官考》＇554＇，载《弇山堂别集》＇555＇第 90—100 卷（1590 年；重印，载《中国历史丛书》，
16，台北，1965 年），94，第 4153—4154 页。参见《明实录？武宗实录》＇380＇（1525 年；重印，台北，
1961—1966 年），第 515 页。
领，事件就被认为是解决了。①
大同戍军仍然难于管束。１５３３ 年发生了另一起较大的暴动，戍军的总兵
官在暴动中被杀；１５４５ 年那里又在酝酿一起牵涉皇室成员的不成功的政变。
蒙古人卷入了这两次事件，或者是作为潜在的帮手，或者是作为策划者，他
们常常利用叛逃的戍军在明防线的后方当间谍和向导。戍军官兵和许多蒙古
首领之间的不正当交易使管理更加困难，因为人们继续不断地来来往往穿过
防线，交换货物，也交换信息。但是遥远西部的更为严重的纠纷妨碍了对大
同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的注意。①
１５１３ 年，土鲁番的苏丹满速儿（１４８４／５—１５４５／６ 年）占据丝绸之路东端
的绿洲战略城市哈密。１４ 世纪晚期起中国人控制了这座城市，并于 １５ 世纪
晚期派兵保护它，但是这次朝廷只派了一个文官去交涉归还这座城市的帝国
印信问题。交涉没有成功。满速儿继续向更远的东方袭击和抢掠中国领土。
满速儿在帝国朝廷的奸细写亦虎仙终于安排好一个和解办法，让满速儿控制
哈密并允许他照旧通贡明廷。
１５２１ 年，写亦虎仙因叛逆罪被处决，满速儿的使者被扣留在北京，皇帝
应杨廷和的请求，批准了对土鲁番的敌对政策。这随即导致进一步的入侵，
最后造成 １５２４ 年对甘州的袭击。主要由征集的蒙古人组成的明军奉派进行反
击，他们获得相当成功。但是，零星的战斗一直继续到 １５２８ 年，这时满速儿
放弃了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满足于突然袭击。他已经能确保对哈密的控制，
明朝廷承认了他在这一地区的权力。这时朝廷的政治倾向已经改变，杨廷和
六年前所提倡的政策受到了抨击。①
李福达案
张璁和桂萼这时成了皇帝最亲密的顾问，他们好几年以来尽力排除杨廷
和在官僚机构中的坚决支持者。斗争在一连串抨击和清洗期间于 １５２７ 年达到
顶点。对峙于 １５２６ 年夏天从一件叛逆案开始。
１５２６ 年，桂的支持者侯爵郭勋（１４７５—１５２４ 年）被某些官员牵连进一件
叛逆案，这些官员反对皇帝的政府和他所任命的人。这是一件奇怪的案件；
连被告发的人的姓名也不可靠。据说他是一个叫李福达，或李午，或张寅的
人。根据 ４０ 多年以后的 １５６９ 年获得的证据，有某个姓李的人曾经反叛，被
充军，脱逃，又于 １５１２ 年再次反叛。那时据说这个人于 １５２６ 年以别的化名
露面，在太原戍军里当军官。他受到郭勋的关照，因为他的一个儿子被侯爵
选作侍童。但是这桩案件关于他的说法是多年以后根据新的证据推想的，是
可疑的。法庭的审讯把注意力集中于郭勋家里的这个人是否的确就是很晚才
在 １５１２ 年被打败的那个叛逆者。
这桩案件最初于 １５２６ 年 ８ 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据说被告发的人曾经一
① 皇帝把这座位于紫禁城西北的宫殿叫做他的“新宅”。这座宫殿也叫做“豹房”。见毛奇龄编：《武宗
外纪》＇371＇（清初；重印，载《艺海珠尘》，嘉庆时期＇1796—1820 年＇；重印，载《百部丛书集成》，38，
台北，1968 年），第 3 — 4 叶。
① 《明实录？武宗实录》＇380＇，第 2204 页。
① 关于葡萄牙人到达中国的更多资料，见伯希和：《明代历史的火者和写亦虎仙》＇419＇，《通报》，2，38
（1948 年），第 81—292 页。
度被带往侯爵家，侯爵看重他炮制春药的技术。后来他在回到他的家里时，
被一个仇人认出就是在山西领导过一次暴动的那个叛逆者，他也是一个声名
狼藉的术士。当这个人在地方当局出庭时，他被辨明无罪，而告发他的人则
被充军。但是在这期间，当时在北京的他的儿子曾经恳请侯爵求负责的那个
御史放过这一案件。御史拒绝了，反而在诉状中加上了郭勋的名字。
这个人在他的儿子被捕后，向当局自首。他被控叛逆，稍后郭勋也被加
上了同样的罪名。１５２６ 年 ９ 月，郭被进一步告发，占用预定给京师戍军的大
量银谷。皇帝只命令他说明关于叛逆的指控，郭因此指明他曾多次被司法当
局指控卷入了种种案件，原因是他在本朝最初的几年中支持过皇帝。
１５２７ 年，当这个案子移送北京再审时，刑部把诉状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