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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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发获准继续控制孟养；王冀还与他商定，掸人决不再越过伊洛瓦底江。思
卜发及其继承者仍控制伊洛瓦底江以西的领土，并继续向北京纳贡，直至 １６
世纪。１４５４ 年，作为阿瓦自己、木邦和中国人之间总的领土协议的一部分，
阿瓦终于把思机发交出，思机发在北京被处决。
如同有些史料所说，这些漫长和耗费巨大的战役可能给缅甸北部的本地
民族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地区没有长期平定。１４７４ 年，掸族内部的部落
战争再次爆发，在缅甸北部，动乱一直持续到 １６ 世纪中期。但是王冀进行的
这些代价很高的战役确实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们在明朝以后的时期巩固了中
国人的控制，而且也的确巩固到如今。
这次“向热带进军”的幕后人物无疑是王振，他出于个人自我膨胀而去
煽动和继续进行西南的战役，正当地遭到了指责。大批军队投入了战斗。但
是他们是西南的地方军队，对这个时期的首要防御战略——在华北防御蒙古
人——来说无关紧要。的确，这几次战役一定耗费了大量资金，而且像宦官
曹吉祥和蒋贵等有经验的将领本应更充分地在北方受到重用。但是北方的边
防暂时还完整无损，并且能够击退来自草原的任何威胁。对王振这一朝廷的
中心人物来说，边远西南的捷报有助于支撑他作为政治家的声誉，而胜利又
可以用帝国防御的少量实际代价取得。当时的和后世的历史学家一样，都用
他卷进西南这些战役的错误的经历来帮助解释他后来在北方边境所犯的严重
得无法比拟的错误（这次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皇帝的被俘）。但是如同
下文所述，二者完全是两回事。
“蒙古威胁”的老问题
在整个明代，中国人和朝廷一直十分担心蒙古的“威胁”，这种担心是
中国人经历了蒙古人的征服和元朝统治的后遗症。蒙古人的威胁依然是这个
时期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并且在 １６ 世纪后半期之前继续使防御思想蒙上了
阴影。已经回到其草原游牧地的蒙古部落在中国留下了大批同胞，其中有几
千人成了新的明朝军队的军官。这些人自己还在怀念过去的光辉业绩，并且
模糊地希望蒙古人的大汗国可能以某种方式得以重建。但是在永乐帝在他们
的故土几次击溃蒙古军队或至少把他们驱散以后，三个独立的蒙古人集团逐
渐在中国边境一带定居下来：它们是东北的兀良哈、后来在中部组成察哈尔
汗国的鞑靼人或东蒙古人，以及生活在远至蒙古西北的瓦剌人。
三个集团经常对立，它们的力量对比也不断变化。只要永乐帝未能降服
的蒙古主要领袖阿鲁台仍在活动，他就能指望去征服和重新统一各个蒙古部
落，虽然他与各种集团经常交战。但是在 １４３４ 年，他在一次征讨瓦剌人的阋
墙之争中被杀。他的儿子向明朝投降，瓦剌人很快成了各部落中最强大的集
团，并且开始把蒙古人重新统一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之下。他们的领袖、曾经
打败阿鲁台的脱懽已经把瓦剌诸部落团结在一起，并将他的女儿嫁给东蒙古
人的年轻的汗王。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先开始侵犯明朝的领土。１４４３ 和 １４４５
年，他攻打哈密，到 １４４８ 年已在那里进行有力的统治。他还屡次试图策反守
卫甘肃西部的沙州和赤斤的蒙古卫。在东北，他把势力扩大到满洲的兀良哈
诸卫，这样，他的势力从今之新疆一直扩展到了朝鲜边境。
中蒙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因素
不论在不同部落之间，或是在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对立和
内部乱动中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因素，即不断地寻求和保有水源和牧地，以及
希望在贸易时得到庇护。与明帝国建立能够顺利进行交往的动力也受经济的
制约——沿北方边境各地的茶市马市，特别是在山西大同的这类集市发挥了
这种作用。吸引蒙古使者的物品不仅仅有茶，而且有各种丝绸、贵重器皿以
及种类繁多的商品，特别是铁器。蒙古人派遣越来越多的使者到这些边境集
市：到 １５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一年派来的使节超过两千人。由于中国东道主
除了付款购买他们带来交易的马匹外，还不得不向众多的武装骑士供应食
宿，这种“纳贡使团”终于成为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胁迫形式，并且除了对
中国边境的安全造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威胁外，还给国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洪武帝和永乐帝程度不同地降
伏了不安分的蒙古部落以后，关系起初在邻邦往来的基础上正常化了。大批
蒙古人居住在中国人的国土上，成了中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中国
的家庭通婚和取中国的姓名。另一方面，中国的商人深入草原区与蒙古的部
落领袖交易，他们发现后者有接受能力，并且急于获利和享受个人安乐。
居住在靠近中国定居社会边境的蒙古人变得更加依靠获取中国的农产品
为生。他们甚至开始种植荞麦和大麦，以改善主要来源于羊群的另外一种不
安定的生活。时常发生这种情况：某个蒙古部落领袖会不时请求中国政府给
予土地，以给其人民提供比广袤但靠不住的草原游牧生活更安定的生活。蒙
古人与他们高度机动的好战部落，一直试图取得中国的定居社会所生产的财
富，其方式不是通过多少有利可图的屈服或称臣，就是采用粗暴的武力。蒙
古人与明朝建立关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去征服世界，而完全是为了生存和巩
固脆弱的草原经济。
茶市和马市
中国人最重要的战略需要是为庞大的常备军取得充分供应的马匹。中国
本身产马很少，而且马的品种不佳。１４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元蒙军队被赶出中
国以后，明军对马匹的迫切而经常的需要最初是在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和
贵州通过以各种专卖的商品——如茶、盐和纺织品——换取马匹来解决的。
但是对西南的依赖是短暂的，大约只维持到 １３８７ 年，这时北方诸省——特别
是山西省——成了购买马匹的更重要的来源。政策的变化部分地是中国与草
原民族恢复贸易的结果，但因帝国首都在 １５ 世纪 ２０ 年代从南方北迁到北京
而加快了。此外，在永乐时期对蒙古的几次征讨中，中国的军队经过几次胜
利的战斗后，并且由于夺取了边境的牧马场地，能够增加其战马的数量。
但是，这些都是非固定的收获。北方边境的固定和正规的马匹收购主要
通过专卖的茶与马匹的易货贸易进行，而且政府的明确的政策是把这项茶马
贸易置于它的严格的控制之下。易货贸易不是在蒙古边境而是在陕西西北（今
之甘肃）的西宁、河州和洮州进行，那里设有专门的茶马贸易司。易货贸易
每三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官方的贸易定额规定，在每个茶马市场，１００
万斤（１５０ 万磅）茶将换得 １．４ 万匹马。大部分的马由青海地区的游牧部落
饲养，它们的酋长被授予金牌形式的纹章。纹章的一半由朝廷保存，相配的
一半由各该部落长持有，以表示他们有进行这项贸易的资格。
１４４９ 的土木事变（见下文）使这项官方的边境贸易中断了一段时期。它
在天顺年间（１４５７—１４６４ 年）以后才恢复。在此间歇期间，马匹通过与其他
国家——朝鲜、日本甚至琉球群岛——的易货贸易取得。与朝鲜的规模较小
的官方马匹交易在这个世纪的初期已在进行，而在 １４０７ 至 １４２７ 年的 ２０ 年
中，朝鲜已提供了 １．８ 万匹马。１４５０ 年以后，这项贸易重新恢复，提供了两
千多匹马；朝鲜的纳贡使团每匹马收 ５ 匹丝绸，再加上数量不定的白银和薄
纱。琉球政府偶尔也以马换取丝绸、瓷器和铁器。
１４７０ 年以后，边境的马匹交易得以恢复，但它日益落入私商之手。新的
茶区已在汉中（陕西南部）发展起来，这个地区的产品由私商在直接交易中
开价收购。到 １５００ 年，约 ６０％的茶马易货贸易由私商进行。这种状况容许
在整个 １６ 世纪继续下去，这说明马匹交易在保持中国军队成为一支打击力量
方面的重要性。解决缺乏马匹的一个长期办法是最后在中国农业经济中发展
一种新的养马制度。
军事形势
根据 １５ 世纪初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格局及由这些对外关系产生的战略
问题，１５ 世纪 ３０ 和 ４０ 年代的防御政策，特别是在关键的北方边境地带，显
然是远远不够完善的。洪武帝和永乐帝征讨蒙古人的几次战役取得的巨大胜
利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筋疲力尽和不愿在国境外进行干涉主义的行动，也许
最为危险的是，使国家对已取得的成就产生很不现实的自满情绪。在永乐帝
死去之前，政府已开始把边境的守卫部队集中在新的首都北京的周围，似乎
军事领导层对未来的危险已有某种预感。永乐帝死后，边将和内阁的大学士
都就边防的缺陷提出过警告，但他们的抗议被置之不理。１４３５ 年和 １４３８ 年，
对边防作了小的变动——关闭一个战略要隘和加强警卫哨所。但在其他方面
一切听之任之，继续不予改变，直至 １４４９ 年。
不但缺乏任何新的战略思想，而且明初期建立的军事建制自永乐帝统治
时期起已经严重地缩减。地方军队的卫所兵制到 １４３８ 年已经丧失了原来的约
２５０ 万兵力的一半，１２５ 万士兵已经脱离世袭的行伍而没有得到补充。同时，
旨在供养军队的边境一带的整个屯田制度已经任其变质。粮食被私人售出，
土地被侵吞或出售。军官往往变成土地主，他们的士兵则沦为农场的劳工。
这使地方供养军队建制的整个制度陷于混乱，需要把大批粮食从内地省份运
到边境，从而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到 １５ 世纪中期，这个制度既不能充分
提供军队所需的人力，也不能充分提供军队的后勤支援及部队的训练和军事
技能。
但是，不应把永乐帝统治以后的这种总的退化看成王朝开始全面衰落的
迹象。它不如说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造成的结果，这种传统的根子是国家
的农业结构；也不如说是特殊类型的军队——农民军队——造成的结果，它
们的士兵更多地被视为徭役劳动者而不是当作职业士兵，更多地被视为征募
兵而不是当作志愿兵，而且在这种军队中甚至包括被判去服兵役的罪犯。这
样的士兵从全国各地轮流调往北方边境，在条件很差的环境中生活，以致丧
失了战斗意志。一有机会，他们宁愿开小差而返回故乡，或者逃往南方各省
去寻找新的生活，甚至到中国官府势力所不能及的蒙古人定居地去避难。他
们的军官也一样；他们十分热衷于贪污应付给那些开小差或潜逃的士兵的饷
银和口粮，从中大饱私囊。整个军事体系产生于对待军队的一种主要的官僚
主义态度。因此，１５ 世纪中期的形势不是产生于王朝的衰落，而是产生于中
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状况中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和实践。
快到永乐统治期末年时，当时华北的实际防御设施已经形成。几次深入
蒙古的征讨虽然取得胜利，却不是决定性的，蒙古军队没有被消灭。因此，
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之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是有充分的理由
的。必须记住，当时的边境本身只是以一系列自永乐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
台作为标志，仅仅由中国的骑兵巡逻。在 １５ 世纪 ７０ 年以前没有长城；保卫
北京的唯一坚固地建造的城墙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它有九个要塞化的城
门，在 １４４５ 年刚竣工。
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是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
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驻有 ９ 万名士兵。大约 ３．５ 万这样的士兵承担实际
的防御任务，５．５ 万士兵则在训练之中。这些士兵中有 ２．５ 万为骑兵，宣府
的守卫有充分供应的火器：除了约 ９ 万支轻型手操纵火箭外，各配备了 ３０００
件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宣府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
的固定的要塞。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它的军队以骑
兵较强。它的指挥集团包括两名游击将军。它的兵力中有 ３．５ 万匹马，其中
１ 万匹马留在城内。大同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点，在一个生产力极
低的区域维持这样一支军队的后勤费用是很高的。为要塞提供足够粮食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