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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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34、531、1224、1483 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 年），第 260—262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
第 1484 页。
由这些学术著作所培养起来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得皇帝俨然变成了
一位圣君，一位人民的导师，一位学识的庇护人。它们也使一种经籍和文献
的集成广为传布，这个集成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阐述伦理和权威问题上的正
统观念，对于科举考试，对于定出公共行为的官方法典来说，都是有用的。
除了《永乐大典》外，其余几种小型汇编都曾在官员、帝国的学校和应科举
试的士子中散发；有几种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鲜这样的藩属国家，从而在国
外也促进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总之，它们形成了士人阶级的理智观和文
化观，同时又为帝国政府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原理。
对外扩张的军事战役
永乐帝想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主，他倾心于用军事征服来达到这个
目的。他四面出击：出击北方、西北和东北的边境地区；深入亚洲内陆；通
过亚洲海路远至波斯湾以西的各地。他想方设法到处扩张他帝国的政治的、
文化的和经济的影响。不是所有这些行动都需要军事对抗或公开的侵略。皇
帝也力求用外交使节和给予贸易特权来达到他的目的；这些贸易特权是在洪
武帝建立的朝贡制度下给予外国的。然而当局势许可时，皇帝也毫不迟疑地
要动用武力。②
北方边境的局势在他即位的初年是相对地平静的。在中国北方和西方的
大草原上，成吉思汗后人中的蒙古帝位觊觎者们主要已被非成吉思汗子孙的
部落领袖们所取代。满洲西北部的几个蒙古部落已向明朝投降，现在并入了
明帝国的军事结构中，成为它的兀良哈卫，也称为三卫；有些部落在内战中
跟随皇帝一起打仗，并赢得了他的信任。它们一直很友好，并继续它们的朝
贡关系而未发生意外。其他蒙古人已归顺汉人统治，并已迁入华北；许多人
服帝国的兵役或者做各种其他工作，对新的统治者继续效忠。 ①
这些发展促使皇帝把这些忠诚的蒙古部落也计算在北方边境的一个
１４０３ 年 ４ 月付诸实行的新的防御计划之内。他把忠诚的兀良哈蒙古人再南迁
到今天的热河（从前宁王的藩封）的大宁附近，希望他们的存在会加强边境
的防御。为了减少军事开支，他把洪武帝建于长城以北各卫所的防御部队南
移到北京正北的地区。与此同时，皇帝又把位于内蒙大宁的北京都指挥使司
南撤到北京西南的保定。除了在满洲女真人住地所建立的卫所部队之外，没
有正规的中国卫再设立在长城沿线之北了。这些新措施在当时不能说没有好
处，但它们是以目光短浅的假设为基础的，即假定蒙古各部落会永矢其忠诚。
但是，防御方针上的这些改变给后来北方边境上的防御带来了有害无益的影
响。②在西面，皇帝尽量与绿洲上的诸穆斯林国家和城镇建立友谊；这些国家
和城镇位于从中国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哈密和吐鲁番往西远至撒马儿罕和哈烈
的商路上，撤马儿罕和哈烈当时在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之下。明朝廷派出的使
② 见杨启樵：《明初人材培养与登进制度及其演变》＇604＇，载《新亚学报》，6，2（1964 年 8 月），第 365—372、
384—390 页。
①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北京，1950 年），第 338—345 页；克劳福德《明代宦官的权力》＇128＇，
载《通报》，49，3（1961 年），第 126—131 页。关于这些宦官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94、
522、685 页。
② 关于东厂，见吴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592＇，载《灯下集》（北京 1961 年），第 81—86 页。
节给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们送上了礼物和封号，并邀请他们以朝贡国身
份和中国做生意。许多这种国家都起而响应。１４０４ 年 ７ 月，哈密的统治者安
克帖木儿受明朝廷的王的封号；１４０９ 年 ６ 月，瓦剌的三个酋长——远在准噶
尔的西部蒙古的主要集团——也学了样。帖木儿帝国的强大君主帖木儿仍然
是皇帝在极西部的唯一的敌手。从未喜欢过中国人的帖木儿曾经处死了洪武
帝和永乐帝两人派来的使臣。１４０４ 年 １２ 月，他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进袭。
但是中国人很幸运，他在离最近的明朝前哨几百英里的路途中死去，因此避
免了一场血腥的对抗。①
蒙古人仍然是明帝国的最大威胁。在兀良哈诸卫的西方和北方，外蒙古
的蒙古人一直拒绝承认明王朝的权力。在西方，卫拉特诸部落的领袖们虽然
已接受了中国的封号，但经常既打明人，又打东部蒙古人。东部蒙古人也一
般地敌视明朝的统治；他们常常侵犯明朝边境，掳掠边境地区的粮食和畜群。
由雄心勃勃的酋长马合木（１４１６ 年死）率领的瓦剌蒙古人也同样受经济的和
政治的不稳定之苦；他们不仅和东部蒙古人世为仇敌，也经常进犯明朝边境
抢劫粮食和其他日用品。①皇帝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况下于 １４１０ 年到 １４２４
年之间发动了五次战役来惩罚东部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诸部落，以稳定中国
与兀良哈三卫的关系，并且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
古民族。
蒙古之役
第一次蒙古之役的发动是实行报复，因为 １４０９ 年东部蒙古的本雅失里汗
处决了中国人派出的一个使节，其后丘福所统领的大规模讨伐又被打败。在
１４０９ 年 ９ 月胪朐河的战斗中，丘福和其他几名高级将领都在蒙古知院阿鲁台
手下丧生。经过悉心的计划之后，１４１０ 年 ３ 月，皇帝率领逾 ３０ 万的大军从
北京出发，通过宣府北向兴和，直抵胪朐河。他及时抵达位于斡难河畔本雅
失里汗的大帐，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他在 ６ 月 １５ 日把它摧毁。但是，本雅失里
汗并未丧生，而是向西逃去。７ 月份，明军追赶本雅
失里的知院阿鲁台东至分隔蒙古和满洲的兴安岭，并在一次大战中打败了
他。但是，帝国的军队又一次没有能完全地使他屈服。正在这个时候皇帝从
大草原撤兵，于 ８ 月中旬回到了南京；他宣布取得了胜利。②
１４１０ 年的战役未能给北方边境带来安全。在西北的瓦剌蒙古人此时构成
了新的威胁。１４０９ 年，被明朝册封为王的强大的酋长马哈木在他逃避中国军
队时于 １４１２ 年春刺杀了本雅失里。他然后在蒙古的旧都哈尔和林立了一个傀
儡君主，并且开始向东进军去对付阿鲁台，其明显的目的是要统一蒙古民族。
明朝廷试图在这两个对手之间进行挑拨。阿鲁台在 １４１３ 年 ７ 月被封为和宁
王，并被授予朝贡制度下的贸易特权。１４１３ 年末阿鲁台告知明朝廷，马哈木
① 又见司律思：《15 世纪京畿警察中的外国人》＇448＇，载《远东》，8，1（1961 年 8 月），第 59—62 页；
格雷纳：《自明初至天顺末年明代的锦衣卫（1368—1464 年》＇193＇（威斯巴登，1975 年），第 25—34 页。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 214 页以下；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 8 页以下、
18 页以下。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引言；陈学霖：《明太祖的兴起（1368—1398 年）：明初官方历史编
纂学中的事实与虚构》＇24＇，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95，4（1975 年 10—12 月），第 686—691 页。
的军队已跨过胪朐河，这件事促使皇帝发动了第二次蒙古之役。①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第二次蒙古之役在 １４１４ 年 ４ 月开始。皇帝这一
次又亲统大军，在西蒙古人向东蒙古迁移时力图集中力量把他们歼灭。明军
深入到蒙古，与马哈木的大帐交战于土剌河上游。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明军
使用了大炮攻击瓦剌人。虽然明军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仍迫使瓦剌人退却，
马哈木率众溃退，兵力锐减。这次战役打了不足五个月，皇帝于 ８ 月份凯旋
回到北京。他在班师途中想与东蒙古人的阿鲁台会见一面，但阿鲁台假装生
病，避而不见。可是，阿鲁台继续进贡了几年。
马哈木死于 １４１６ 年，他的大帐随之而来的解体暂时解除了西部很不服节
制的瓦剌蒙古人的威胁。这就使得皇帝能够转移注意力来建设新都北京。这
也促使阿鲁台向西把他的影响扩展到瓦剌诸部，他开始就明朝接受他的使节
和他的津贴的数额与明朝廷发生争执。到了 １４２１ 年阿鲁台停止了进贡，他的
徒众们也时不时地越境进行零星的袭击。皇帝的反应是准备再进行一次战
役；但是这一次他在朝廷内遇到户部尚书夏元吉及其他高级官员以军费为理
由的顽强的反对。皇帝占了上风：夏元吉被囚禁，他的副手方宾自杀。
１４２２ 年 ４ 月皇帝离开北京，亲统大军去讨伐阿鲁台。此时阿鲁台已经占
领了张家口之北的兴和要塞，并且降服了屏障明朝东北边境的兀良哈三卫；
他计划在长城附近阻止住中国军队，使之不能靠近他的基地。皇帝却是直趋
多伦（在开平卫）附近的阿鲁台的营地，同时派了 ２ 万人马进攻兀良哈三卫，
终于在 ７ 月使之降服。等到明军抵达多伦时，阿鲁台携人马远遁至外蒙古。
皇帝不想穷追不舍，在 ９ 月末返回了北京。②
１４２３ 年，皇帝发动了第四次反对阿鲁台的战役，以阻挡他们对北方边境
的迫在眼前的进攻。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远征行动，皇帝直到 ８ 月末才离开北
京。明军在通过了兴和和万全以后尚未能与阿鲁台的人马接触。皇帝在 １０
月份才知道阿鲁台已被瓦剌人打败，他的部队也已溃散。所以他在 １２ 月返回
北京，这次战役是无功而还。
１４２４ 年，他发起了他的最后的第五次蒙古之役。皇帝对阿鲁台的党羽侵
入开平并南下进迫大同作出反应，在北京和宣府集结了大军。４ 月初，他在
视察了军队之后便统率远征部队离京作最后一战。在以后两个月时间内，明
军通过土木进抵开平之北，但是又没有能够遇上阿鲁台的大帐。有些将官请
求给一个月粮■以便深入敌人领土，但永乐帝担心他自己已经过份地深入敌
境，就拒绝了这些建议，并撤回了他的军队。１４２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他病逝于
多伦之北的榆木川，留下的蒙古问题和他登极初年一样悬而未决。①
在这些战役中，皇帝既没有摧毁蒙古人的诸帐部落，也没有能够限制他
们对北方边境的进犯，这就造成了一个政策上的大难题。永乐帝放弃了明太
祖的战略方针，他不再在长城塞外的设防卫所内部署兵力；这种部署兵力的
方式在补给上会花费很大，同时把戍守部队长期束缚在防守阵地上。结果，
① 关于《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的修订以及姚广孝和解缙所起的作用的问题，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
考》＇320＇（北京，1932 年），第 26 页以下；吴晗：《记明实录》＇586＇，载《读史札记》＇594＇，第 180 页
以下；以及间野潜龙：《明实录之研究》＇370＇，载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1963 年），
第 11—21 页。又见本书第 12 章。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 1 — 5 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 6—27 页。
①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 103—116 页。其详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23＇，第 3 节。
他把几个关键性的前沿卫所撤到了长城以南，按保卫新京师的需要重新部署
了兵力。
在撤退的卫中，有一个卫是在大同西北的东胜，它变成了明军内线防御
工事的象征。但是，当皇帝采取主动，并尽力搜寻敌人的时候，又当他执行
一个分而战胜之的政策以使蒙古领袖们自己互相残杀的时候，他的这些计划
都要落空。他很难追踪到蒙古那些飘忽不定的诸帐部落并与他们作战，分而
治之的政策在最后疏远了蒙古人的各个派系。这些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战役也
大大损耗了帝国的财力，伤害了军队的士气。
他的政策在无意之间削弱了北方沿边的安全。在永乐帝死后，除了 １４４９
年的一次惨败之外，再也没有组织讨伐了。中国人丧失了对塞外地区的控制，
只有组织长城以内的防御线。这肯定是永乐帝咄咄逼人的边境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