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1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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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因为宣德帝是一位美术鉴赏家，但由于这个领域不属于政治叙述的范
围，就不在这里进一步讨论这类研究了。
最后，这些对明初的研究，大大得益于几种重要的原始资料汇编的出版，
它们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学者编的。这些包括整个明代的汇编中的大多数，摘
自实录中涉及外国人和与外国人的正式关系的记述。例如，有羽田亨和田村
实造关于蒙古人、罗香林关于西藏、赵令扬和陈学霖关于东南亚和白翠琴关
于瓦剌蒙古人的资料汇编。对这些作品作出补充的，是同等重要的汇编，如
吴晗摘自《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关中朝关系的汇编，郑鹤声和郑一钧选自官
方和私家记载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汇编，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题目
最全面的原始资料汇编。大多数这类作品是由细心的学者编纂的，但为了保
证准确，将这些摘录与原始记录核对，总是可取的。

５　　正统、景泰和天顺统治时期，１４３６—１４６４　年
作者　　崔瑞德　　泰尔曼？格里姆

明代中期的历史（自　１５　世纪中叶至　１６　世纪中叶）还没有被传统中国的
历史学者或当代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历史学者很好地研究。１５　世纪中期的历
史包括要在这里论述的几朝，由于两个主要原因，较之研究　１６　世纪的历史困
难更多。第一，关于这个时期的一般历史很少第二手的研究成果，只有少数
关于人物和事件的专门研究。第二，１５　世纪的原始资料，不像　１６　世纪那么
丰富多样，因为要到　１６　世纪，官员和文人在生前出版他们的文集（包括书信、
奏议、散文和政治论文）的事才变得普遍。事实上，１５　世纪官员的许多重要
奏议和著作集到　１６　世纪或　１７　世纪初才出版，而这些文集也不像后来的文集
那么卷帙浩繁与丰富多彩。因此，历史学者不得不从实录中保存的资料和基
于朝廷档案的正史中汲取大量材料。
本章所包括的三朝的实录，并不特别可靠，因为它们是在李贤（１４０８—
１４６６　年）的指导下修纂的，而此人曾直接卷入这三朝的政治斗争。他在　１４５１
年支持过于谦，但在　１４５７　年复辟后又设法做了大官。主编彭时（１４０６—１４７５
年）是李贤的同事，在　１４５０　至　１４６４　年间也参与了许多重要事件。但是，在
缺乏其他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历史学者别无办法，只有在使用这一资料时考
虑到编者的偏见。
有数量不多的论著和专题论文专门论述这个时期的事件或人物。牟复礼
在《１４４９　年的土木之变》中重新描述了土木事件的详情，傅吾康的《于谦：
国务活动家和兵部尚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　年》①接着描述了此后朝中发生的事情。



① 详见蒂莫西？布鲁克：《苦恼的旅行家的指南：明清时代的路程记录》＇12＇，载《清史问题》，4，5（1981
年　6　月），第　32—76　页：4，6（1981　年　12　月），第　130—140　页。



菲利普？德希尔论述景泰时期和复辟的著作，②对头两朝的一般政治史到英宗
１４５７　年的复辟作了更详细的论述。这三种研究合起来对到　１４５８　年为止的这
段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全面介绍。关于英宗复辟时期，几
乎没有第二手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
司律思和　Ｄ．法夸尔研究了这个时期明帝国对待蒙古人和瓦剌人的历
史。司律思对明代蒙古人的综合研究，包含关于　１５　世纪中蒙关系的很有价值
的资料，并成为这个课题最好的第二手资料。③法夸尔的《瓦剌－中国的纳贡
关系，１４０８—１４４６　年》④论述了　１５　世纪初瓦剌人在也先领导下的崛起和这个
时期他们与明朝的关系。

６　　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１４６５—１５０５　年
作者　　牟复礼

述及　１５　世纪下半叶的资料和现代研究成果，也许比陈学霖教授的从　１３９８
年至　１４３５　年的那一章中所使用的更加少些。他在他的书目注释中引证的学术
著作，有些也适用于这个时期。其中有黄章健的几种关于明代制度的研究，
现在收入他的《明清史研究丛考》（１９７７　年）；吴缉华的论制度和社会经济
史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四卷研究论文集，引用时作吴（１９７０　年）和吴（１９７１
年）；和黄开华的《明史论集》（香港，１９７２　年）。对这些新近作者的著作，
还可以加上苏同炳的《明史偶笔》（台北，１９７０　年），特别是第一篇论明代
尚书的权力。
特别有用的是王毓铨的研究，尤其是他最近出版的《莱芜集》（北京，
１９８３　年）中论明朝机构和经济问题的几篇文章。我还要感谢王教授作为一位
博学的学者在他从　１９８１　至　１９８３　年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交往中在明史的各方面
所提出的建议，当时这本书即将完稿。
孟森（１８６７—１９３７　年）的《明代史》（１９５７　年）受到人们的赞誉，实际
上这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的抄本。这本书永远
激励人们去对明史作出解释；本章一般说来受惠于它，尽管在脚注中没有提
到。
明史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与北方民族特别是蒙古人的关系。尽管
这个题目在第　８　卷（即将出版）中将有更充分的论述，在写作本章时，已故
司律思的著作是用得最广泛的。这些著作是：《（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
贡制度和外交使节，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年》（布鲁塞尔，１９６７　年）；《大元可汗后
裔系谱》（海牙，１９５８　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布鲁塞尔，１９５５
年）。对这个题目更新近的研究成果，有莫里斯？罗塞比的著作，包括《明
人传记词典》中几个亚洲内陆人的传记；他的博士论文《明代中国与哈密和
亚洲内陆的关系，１４０４—１５１３　年》（哥伦比亚大学，１９７０　年）；和《１３６８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纽约，１９７５　年）。本章也深受阿瑟？Ｎ．沃尔德伦的
著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论文《长城的问题》，《哈佛亚洲研究杂志》，２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第　６４３—６６３　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316—319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859—865　页。
④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690—691　页。



关于　１５　世纪后期的政治辩论，我十分仰仗朱鸿林最近的博士论文《丘濬
（１４２１—１４９５　年）与〈大学衍义补〉：１５　世纪中国的经世思想》（安阿伯，
１９８３　年）。朱博士范围广泛的书目提供了这个领域的完善的见识。
尽管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很多，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但本章对它们的
倚赖不大，因为在这里没有进入这些领域的必要。在现代西方学者中，凡是
研究明代的人都特别受惠于傅吾康和贺凯；他们的权威参考书和其他著作自
始至终被使用，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具体地引证。
本章照例依靠这样一些传统资料如《明实录》、《明史》和几种专史或
编年史如夏燮的《明通鉴》（１８３７　年）。尽管在　１５　世纪后期，官吏、学者
或文人的私家著作集开始多起来，但这里没有充分利用它们——实际上还没
有人这样做。中国史的这个时期，等待着人们对传统资料进行更充分的研究。

７　　正德时期，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年
８　　嘉靖时期，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
作者　　盖杰民

关于正德和嘉靖两朝的政治史，没有很多中文、日文或西文的第二手研
究成果。最时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少数几个题目：葡萄牙人的到来，大礼之
争，１６　世纪　５０　年代的海盗入侵，以及几个杰出政治家的经历。有关其他题
目的资料，则必须参考当时的文献和　１６　世纪至　１９　世纪的中国传统研究成果。
夏燮的《明通鉴》对研究正德、嘉靖两朝的历史特别有用，因为当他编
纂是书时，手边有这两朝实录的抄本。他在考异中解决了正史、别史和实录
在日期和数字上存在的许多不一致。
正德朝的实录对皇上的言行非同寻常地直言不讳，替他描绘出一幅远非
阿谀的画像。这是由于两个特殊情况。第一，继他为帝的他的堂弟，蔑视他
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愿在正式记录中对此有所遮掩。第二，替他修纂实录的
官员曾在他的统治下任职，曾身受其害。因此，在别的情况下会被删去的许
多详情，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黄云眉在他的《明史考证》中指出，皇帝在
１５１４　年大火之夜所说的话，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保存在实录里的。①关于皇帝
私生活的主要记述都集中在毛奇龄的《武宗外纪》（２．６．４）里，便于检索。
谢蕡（１５２１　年进士）的《后鉴录》是研究正德时期历史的特别有价值的
资料。当谢蕡在　１６　世纪　２０　年代初任礼科给事中时，他从刑部档案中抄录了
正德朝几个主要案件的审讯报告（刘瑾案，安化王谋反案，宁王叛逆案）。
《后鉴录》包含有实录或后来的记述中所没有的材料。例如，对刘瑾的控告
说他在　１５１０　年被捕时是　５８　岁（６０　虚岁），这就可以把他尚未确定的生年，
定在　１４５２　年前后。由于　１６　世纪初的档案材料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这部著
作在确实和详尽上都是特别有价值的资料。①
江左文的文章《明武宗三行宣府大同记》详细列出了这个皇帝的宣府大
同之行的年表，并对实录中的有关章节作了一个方便的索引。①王世贞的《中


① 博多？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载《远东》，15（1968　年），第　149—168　页。本文作者感
谢普林斯顿大学格斯特东方图书馆的杰杭？班为本节主旨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
① 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特别是第　163—165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474—479　页。



官考》（２．２．６）汇集了实录中所有有关太监活动的主要章节。
有关这两朝的另一种重要资料是杨廷和的日记，它远比实录和其他官方
记载详尽。日记的时间为　１５０７—１５２３　年，即从杨廷和任首辅起，到被撤职止，
日记收在　１６０７　年版的杨廷和文集《杨文忠三录》中，题为《视草余录》
（５．５．３５）。它对　１５２１　年正德帝死后紧接着发生的事件和　１６　世纪　２０　年代初
杨廷和与嘉靖帝之间的对抗作了最详细的记述。它还包含许多有关正德帝的
个性和朝廷的轶事。从杨廷和的记述可以看出，正德帝的最后几年几乎常醉
不醒，甚至在决定国家大事时也是这样，而他身边的太监对此毫不在意。
嘉靖朝的实录符合帝国的编史标准，皇帝生活中的一些特别希奇古怪的
插曲（像　１５４２　年的行刺企图）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沈德符的《野获编》
（４．１．５）收集了嘉靖帝和他朝中的轶事，从中可以发现他的个性与性格中较
有见识的一面。我在许多地方仰仗沈著所提供的解释和详情。他的记述清楚
而有见识地说明了李福达之狱及其经过。我常常把沈德符的评注与徐学谟编
的一本也很有用的历史摘录中的评注相比较，徐学谟在　１６　世纪　５０　年代在嘉
靖朝中为官。他的汇编《世庙识余录》（２．７．５）大部摘自实录。有些摘录之
后有重要评注，我也依靠它们去解释许多细微之处。例如，徐学谟对李福达
之狱所作的评语，支持了《野获编》所作的解释。我始终参考的第三种资料
是范守己的《皇明肃皇外史》（１．３．３），它也含有实录中所没有的材料。②
大多数涉及蒙古人的资料，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写的。瞿九思《万历武功录》
（２．８．３）中有关俺答王的章节，是用中文写的作品中对中蒙关系所作的最公
正的记述。
有关海盗入侵的资料很丰富但互相矛盾。在关于徐海和王直的最重要并
广为流传的记述中，有两种是对加给胡宗宪的许多罪名进行政治昭雪的。《徐
海本末》（７．８．８）和《汪直传》（《明史》误王直为汪直——译者）（　７．　８．
７）可能都是茅坤（１５１２—１６０１　年）写的，他是胡宗宪的朋友，在　１６　世纪　５０
年代是胡的幕僚。虽然有些晚明的历史学者对这些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持
怀疑态度，但正史的编者却认可了它们。正史胡宗宪传中写他对徐海和王直
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