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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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５—９１。偶尔有一些明显反对景帝和这时起主要作用的于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
年）① 的偏见。正是他在这危急的日子里，在英宗皇帝被蒙古人俘获后，挽
救了明朝，使其没有过早地灭亡。于谦在 １４５７ 年的政变中，以莫须有的罪名
被杀。
但是，早期的批评没有特别指责《英宗实录》的这一部分，像它们指责
建文时期的实录那样。１６ 世纪末，有一篇奏议要求为惠帝和景帝纂修单独的
实录，奏议的作者沈鲤没有举出任何内容上的缺陷作为这个建议的根据，而
只是从规格上强调，后来被承认为合法的皇帝的实录应单独纂修，而不应附
在别的皇帝的实录中。②
最严重的争论是围绕《光宗实录》（１．１．１２）的争论，光宗是明朝统治
时期最短（仅一个月）的一个皇帝。这些争论是由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与他
们的对手之间的政治斗争激发起来的。进入 １７ 世纪后，这个斗争愈演愈烈，
《光宗实录》遂成为党派论争的牺牲品。这部实录最初是在接近东林集团的
人士的主持下纂修的。但当反东林集团在臭名昭彰的宦官魏忠贤③周围团结起
① 例如，见吴晗《读史劄记》＇594＇（第 156—161 页）和本文作者《明代（1368—1644 年）的实录》＇175＇
（载《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家》，第 66—73 页）所引。
② 见俞汝楫：《礼部志稿》＇622＇（1602 年；重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第 73 至 77 函，上海，1935
年），22，第 16—21 叶；和《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 4004—4006 页。
③ 关于宝训，见本节下文。
来以后，东林党人大都被从政府中清除了。于是发出了一道圣旨，纂修一部
类似于“白皮书”的《三朝要典》（２．８．４）。它的主要目的是指责东林党，
为反东林集团的政策辩护。这项工作在 １６２６ 年完成。于是，已于 １９２３ 年完
成并保存在皇史宬的《光宗实录》被启封，按照《三朝要典》进行修改，尚
未完成的万历朝实录的有关部分也一起进行了修改。①这一不平常的做法，只
有永乐朝修改《太祖实录》可与之相比，但后者的主使者是皇帝本人，而前
者则是在官员中的一个党派集团和宦官的怂恿下进行的，皇帝只扮演一个被
动的角色。
嘉靖时对《孝宗实录》（１．１．７）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它是在大学士焦芳
②主持下纂修的。由于批评者一致谴责焦芳歪曲事实和诽谤他所不喜欢的人，
建议修改实录并非没有理由。皇帝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仍然不愿照建议去做。
③在《光宗实录》问题上，皇帝显然既无决心也无实权阻止有利害关系的集团
进行别有用心的修改。
天启皇帝死后，当东林党人重新掌权时，《光宗实录》再次重写。先前
的改写本连同《三朝要典》被销毁。现存的 １６２８ 年本，偏见一点不比第二次
稿本少。这些争论也涉及《宪宗实录》（１．１．１１）的最后一部分，但全部修
改在纂修完成之前就开始了。
除去这两桩官方重写已经完成并已保存在皇史宬中的实录的公案外，还
应提到一桩私人干预实录的已知公案。在保存的《熹宗实录》（１．１．１３）中，
天启四年和七年（１６２４ 和 １６２７ 年）有几个月的记录不见了。这一短缺早在
清朝的最初几年就被注意到了，当时纂修《明史》的准备工作刚刚开始。
据当时的人朱彝尊（１６２９—１７０９ 年） ④记述，这几部分据传是在顺治初
期被明朝变节者冯铨删除的。冯铨曾是魏忠贤党羽，在纂修《三朝要典》和
迫害东林党中都超过作用。早在 １６４４ 年他就听命于满族人，１６４５ 年被征服
者任命为大学士。同年在为准备纂修正史而启封实录时，他趁机秘密消除了
包含有不利于他的章节的部分。对《熹宗实录》失踪部分的这个解释，被后
来的学者所接受，再未认真地提出过疑问。⑤
在纂修和对待实录时所持的政治偏见，很早就引起强烈的批评。明代的
作家如王鏊（１４５０—１５２４ 年），①郑晓（１４９９—１５６６ 年），②郎瑛（１４８７—约
１５６６ 年），③沈德符（１５７８—１６２４ 年）④和其他一些人从总体上谴责《明实录》。
① 例如，见《明实录？宪宗实录》＇380＇，第 935—939 页；《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 4015—4016 页；
黄佐：《修书陞赏》，见《翰林记》＇258＇，13，第 168—174 页。
② 《礼部志稿》＇622＇，39，第 10—11 叶；37，第 5 — 6 叶。
③ 见吴晗的引证，《读史劄记》＇594＇，第 180 页。
④ 《明实录？孝宗实录》＇380＇，第 1209—1220 页，特别是第 1218—1219 页；《礼部志稿》＇622＇，46，第
8 — 9 叶。
⑤ 《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 3635—3637 页。
① 《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 4001—4010 页。
② 见本章注＇47＇的有关正文。
③ 《大明会典》＇465＇，221，第 4 叶（第 2938 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13，第 1 叶；神田信
夫：《皇史宬》＇281＇，《历史辞典》，Ⅲ，第 239 页。关于皇史宬的实际情况，见袁同礼：《皇史宬记》
＇624＇，《图书馆学集刊》，2，3（1928 年 9 月），第 443—444 页；今西春秋和小野胜年：《文渊阁、寿
皇殿、皇史宬参观记》＇274＇，《东洋史研究》，5，1（1939 年），第 78—79 页和第 81—82 页。皇史宬的
《国榷》（１．３．７）的作者谈迁（１５９４—１６５８）⑤的批评，可以看成是比较宽
厚的。他写道：
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尚不见其里。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
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载笔者，皆逆奄舍之人。⑥
最后一句话透露出，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的成员，所有的官员都有的对
宦官的偏见。尽管有些宦官出身于上等人家，尽管有许多官员或甚至大多数
官员同宦官合作，利用宦官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们总是热心于为他们的干
下坏事的同僚在宦官中找替罪羊。①虽然某些宦官被认为是“好太监”，但总
的来说，几乎在一切历史著述中，不论是官修的还是私修的，对宦官的强烈
偏见是明显的，因为作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官员，或至少也是绅士阶级的成
员。他们中的极少数（例如沈德符）表现出某种比较宽宏大量的态度，企图
做到公平，甚至超越了他们自己的阶级的限制。宦官写的书尚存少数。刘若
愚的《酌中志》（约 １６３８ 年）（４．２．７），是最重要的之一，其中包含有许
多只有太监才知道的宫廷生活的细节。
明代作家在时间上离他们所写的事件仍然相当近，对它们有个人的看
法。这样，他们更有可能强调《明实录》的消极方面而不是它的积极方面。
清代历史家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也许，他们生活的年代距离实录中涉及的
事件越远，他们越能作出更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判断。《明史》的主要纂修者
之一徐乾学（１６３１—１６９４ 年）②写道：
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
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
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
直到万历中期（１６ 世纪末），实录似乎是不公开的。但 １５８８ 年，内阁
中的副本由于经常使用而磨损破烂，下令重抄。只有当这件工作在 １５９１ 年完
成后，实录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宫之外流传。以后，富贵人家想拥
有一部实录的抄本以显示门第，为抄写而付出的费用持续上升。由于这种需
求，实录的原本经常被誊写。但因这些抄本主要是作为商品而不完全是为了
学术目的，抄写往往粗心大意和不准确。在许多情况下，抄本拥有者把涉及
他个人或他特别感到兴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原文进行修改、压缩或
补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这样有了改变，当然就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原本。这
特别适用于嘉靖皇帝及其后的实录。③在现存的实录抄本中经常并大量存在的
不一致，也许就是这样产生的①值得注意的是黄虞稷①的《千顷堂书目》——
照片见张国瑞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现存）《清代实录总目》＇36＇（北平，1934 年）。
④ 黄佐：《翰林记》＇258＇，13，第 165—166 页；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哈佛燕京国学引得
丛书补编》，3，第 3 — 4 页。又见牟复礼：《诗人高启》＇399＇（普林斯顿，1962 年），第 147 页以下各页。
⑤ 《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5038—5040 页；《明史》＇41＇，217，第 5731—5732 页。
⑥ 《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5817 页。
① 论《明实录》＇380＇的著作，见傅吾康：《介绍》＇172＇，第 8—23、30—33 页和列出的参考资料。最近的
是间野的《明实录之研究》＇370＇，1963 年修订本，第 1—133 页。
② 傅吾康：《介绍》＇172＇，第 23 页。
③ 傅吾康：《介绍》＇172＇，第 30—32 页；更全的，见他的《明实录的纂修与传统》＇171＇，载《汉学研究》，
1（北京，1943 年），第 12—33 页；新近的有间野：《明实录之研究》＇370＇，第 6—69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608—1612 页。
这是明代所著的最完全的书目（它的分类法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法有
所不同）——在第二类（史部）的开头有名为“国史”的细目。这个细目依
次列出实录、《大明日历》（这在 １７ 世纪大约还在）、《宝训》、一些不再
存在的《圣政记》和明朝早期的《年表》、《明伦大典》（６．４．２）、《三朝
要典》、万历朝起居注，和一种《内值日记》。②
明史馆的其他成果首先是 ２１２ 卷的《元史》。它是在 １３６９ 至 １３７０ 年间
总共不到一年的时期内完成的，这部历史没有给明史馆增加声誉。它被认为
是一部编得拙劣、不完善和不准确的作品，是官修史书中最差的一部。③
１４７３ 年奉敕纂修、１４７６ 年完成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也不比《元史》
好多少。它被看成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的续篇，根据的是他的著名的
凡例，包括宋元两朝，大致上从 ９６０ 至 １３６７ 年。它也跟朱熹的著作一样没有
历史资料价值，不过可以看出它是怎样用官方的理学观点去评价宋元时期
的，这种观点正盛行于当时。
另外许多与明史特别有关的官方出版物，是皇帝命令在史馆之外纂修
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作品：皇帝有关明朝的基本政策和亲藩体制的指示，
以及对子孙的告诫，初次刊印于 １３７３ 年，此后经过反复修改（６．２．１２）；①
明朝第一个皇帝对臣民发表的公告（大诰），其中包括告诫、禁令和惩罚条
款，分发给各级官吏，刊印于 １３８５ 至 １３８７ 年（６．３．２）；１３９７ 年的《大明
律》及其前身 １３６８ 年的《大明令》（６．３．３）；和目的在于加强农村居民的
组织和管理的《教民榜文》（６．１．５ 和 ６．１．６），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用于教育
目的的官方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是打算通过宣传正统理学“钦定儒学”来提
高皇帝的威信，培养忠臣顺民——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尊美屏恶”。所以它
们属于“善书”一类。②所有这些皇帝倡议的出版物构成了解明朝特别是它的
第一个皇帝的统治特点的基本资料。
１３９３ 年，第一次编出 １０ 卷《诸司职掌》（６．１．１）的法规供中央政府各
机构使用。这部作品后来为更为详细的《大明会典》所取代，分别出版于 １５０３
和 １５８７ 年，各有 １８０ 和 ２２８ 卷（６．１．２）。各种正式仪式的规则包括召见和
接待外国使节，单独出版于 １５３０ 年，名为《大明集礼》，５３ 卷（６．４．３）。
这部作品包括祭器和仪式安排等等的具体说明。
这些作品与过去朝代的汇编相似，不过更为详尽。它们成为后来清代编
纂类似作品的样范。１４５６ 年的 ２４ 卷《寰宇通志》（８．１．１）和 １４６１ 年的 ９０
卷带地图的《大明一统志》（８．１．２）也是这样。
还应提到一类文献。明代出版了许多“白皮书”。“官报”包含为政府
的政策提供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