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明史-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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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党的名称，来自各党领袖的原籍，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为什么在一
个岌岌可危的政权里，有那么多人得到了官职。他们远离沦陷的家乡，除去
俸禄、当官的特权和政府官职提供的贪污受贿的机会之外，没有别的收入。
这一点对爱国义士和投机者都一样。前者可能很少想到个人利益；他们追求
高官是为了对抵抗运动进行领导。后者追求高官是为了俸禄和可能收到的“遗
赠”。他们还希望，当他们将来有一天向清廷投降时，清廷能承认他们从前
的官品。但楚党决非个个都是爱国义士，吴党也不都是投机者。
在朝廷留在肇庆的一年另四个月中，楚党始终保持优势。一部分原因是
朝廷依赖李成栋，他手下的将领控制着广东，他的儿子控制着锦衣卫，他死
后也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楚党置根于外廷的官僚机构，他们竭力评弹时政，
参劾官吏。这种直言敢谏，特别是金堡严厉尖刻的言词，可能使皇帝和那些
（特别是吴党中的）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者”的人感到烦恼。但朝廷又需
要以此来吸引大批真心实意的文官，因为可以通过他们在它名义上控制下的
各省面前树立一个真诚政府的形象。换句话说，楚党代表了明朝的正统，而
这是永历朝廷这时所最需要的。不幸的是，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朝廷和高
官身上，而对省的管理注意得不够。
在早年的颠沛流离中，锦衣卫马吉翔和其他与内廷有关系的人，亲自负
责皇帝的安全，从而权势日增。他们在肇庆时也是这样。这种情况是永历皇
帝胆怯的性格造成的。他对明朝统治结构的无知，使他把太监和马吉翔当作
挡箭牌。他在耿直的朝臣向他提出的要求面前退缩。此外，某些楚党的批评
是虚伪的或空洞的，因为由于与军阀勾结以施加压力，由于提拔私人和收受
贿赂，他们也变成了他们所悲叹的贪污腐化的一部分。
有一个问题特别说明这个时期统治与政策讨论的情形：张献忠义子孙可
望由于宣布拥戴明朝，并听从朝廷要他把大军部署在云南的安排，要求封他
为秦王。“现实主义者”主张迎合军阀的虚荣心甚至他们的领土野心，只要
这些能增强朝廷的防卫；认为皇帝的封赐可以把潜在敌人化为有价值的盟
① 根据现存的世系档案推算，这两个藩王的祖先分别是太祖第 9 子和第 22 子。见理查德？C。鲁道夫：《明
监国鲁王之真墓》＇441＇，《华裔学志》，29（1970—1971 年），第 487—489 页；陈燕翼（1634 年进士）：
《思文大纪》＇60＇（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11，台北，1967 年），2，第 2 — 3 叶。这与《诸王世表》
二、三中所记不同，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 年；北京，1974 年重印）。无论如何，朱聿键作
为太祖的 9 世孙，被公认是太祖 10 世孙朱以海的长辈。
友。
但是，以给事中金堡为首的明制度的限制原则和朝廷尊严的捍卫者，激
烈反对这种做法。首先，正如金堡指出的，明朝“祖训”不允许对异姓封王。
其次，朝廷因这件尴尬事情在百官心目中受到的威望上的损失，肯定超过从
一个臭名昭彰的土匪头子的军事支持中可能得到的补偿。不论封王与否，朝
廷都不可能实际控制孙可望；但如果朝廷的态度坚决，孙可望也许知难而止，
会自愿效忠并且服从。②金堡的奏疏博学雄辩，但也迂腐之极；它中止了对这
个问题的公开辩论达一年之久，直到楚党失势。朝廷决定改封孙可望为景国
公。
但有人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越权行动。堵胤锡和陈邦傅出于不同的理由，
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势，各自伪造敕书，封孙可望为王。陈邦傅授他以
他所贪图的秦王，堵胤锡授他以郡王的爵位。①当孙可望接到这些互相矛盾的
封号时，大为忿恨，派人去朝廷要求说明。于是舆论哗然，交章参劾，过了
几个月，朝廷才决定批准堵胤锡的说法，但对这件事的处置失当，已经把与
孙可望的关系引向灾难性的后果。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件事上，对两种做法没有任何认真的批评，而这在
四年前的弘光朝是会受到严厉谴责的。这就是广泛授予文武官员以便宜行事
的权力，使一些人可以像土皇帝一样行事，对武将封官进爵不是出于奖励他
的突出功劳，而是为了确保他的忠诚。只有像陈邦傅那样明目张胆的要求（赐
封浔梧等地给他世守）才受到强烈反对。
在这里指出其他一些对官僚权力的侵占，也许是有用的。武将现在对各
种政治问题向朝廷上疏或直接对话，几乎跟文官一样自由，而没有引起异议。
皇室成员充任各种次要职务；有些被正式批准为军队领导，也许因为现在正
规的官僚不再视他们为无能的闯入者而瞧不起，反之，他们相应的能力和忠
诚与其他人相比，现在特别有价值。
我们还发现没有关于财政的讨论，偶尔的披露也限于州以下的。户部尚
书的任命是走形式，他们极少行使职责。在永历朝廷和它下面的任何省份之
间，没有正规的财政联系，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建立这种联系。没有集中的
后勤管理，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有的尚诚实守法，但大多数横征暴敛。临时
国都设在哪里，朝廷的物质生活就仰给于控制该地的军阀，没有一个朝臣把
这当作问题。
１６５０ 年 ２ 月 ６ 日，肇庆得知明守军在听到清军靠近时，放弃了广东北方
的屏障韶州。两天后，皇帝离开了肇庆，去广西东部的梧州。
朝廷的西逃
１６４９ 年，永历朝廷已经失去了对湖广和江西的控制。更早一些，在 １６４８
年 １０ 月，满族郑亲王济尔哈郎奉命消灭李自成残部中最大的一股李赤心部。
②但当他在 １６４９ 年春在湖广南部开始进军时，发现推进他的军队并不难，难
② 严格地说，这条江仅在流入杭州湾的尽头一段称为钱塘江，但为方便起见，在这里将直到江西东北部的
整条江均称作钱塘江。
① 即浙江钱塘江以东和杭州湾以南地区。
② 关于在绍兴即监国位的日期，原始资料的说法很不一致。见杨云萍：《南明鲁监国事迹的研究》＇613＇，
的是控制他已经通过的地方。而且，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李赤心，他已经离开
湖广，去了广西。经过 １６４９ 年夏季，济尔哈郎的军队控制了湖广最南部的所
有主要城市，但他们对这片领土的控制很不牢靠。
不过，济尔哈郎实际上并未被授权入侵广东或广西，他也没准备这样做。
江西清军也仅限于占领南昌，解救赣州和消灭该省义军的活动。李成栋的军
队在赣州附近崩溃后，清军只是守住梅关，没有进入广东。此外，在北方，
清廷正在镇压另一起反叛。１６４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清军镇守山西大同的总兵姜
瓖起兵反正，波及全省，包括靠近北京的一些地方。他最后被出卖，于 １０
月 ４ 日被杀。
尽管如此，１６４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北京的朝廷以隆重的形式命令三个藩王
——都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出师征服两广。中间
发生了一些耽搁，原因是耿仲明受到揭发，他的部下在军中藏匿逃人，罪当
死，他在江西自尽。他的儿子耿继茂代领其众，出征才按原定计划进行。１６５０
年 １１ 月，孔有德从长沙向南，致力于重新占领广西东北部，与此同时，耿继
茂和尚可喜通过梅关进入广东北部。
这次进军，清军比以前审慎，集中在少数目标上。全州至桂林的通路仍
有危险，在广东中西部，关键要地仍在永历军手中。１６５０ 年 ４ 月间，孔有德
在去全州的通路上巩固了自己的据点，但他直到秋天才向前推进。耿继茂和
尚可喜则迅速前进。在 ３ 月向广州进攻。进攻失败后，他们在疟疾流行的夏
天准备好进行一次艰难的围攻。
永历朝廷一到梧州，党争重新开始。皇帝以严厉惩治“五虎”中的四虎
来发泄他的怒气和怨恨。（袁彭年以策动李成栋反正有功得到赦免。）他们
被锦衣卫逮捕并非刑拷打，金堡受刑尤酷，大腿折断。罪名是图谋不轨，其
实都是捏造的。抗议的奏疏雪片般飞向朝廷，指出这不是惩治言官的时候，
一些朝廷所依靠的重臣向皇帝挑战，要求也惩治他们，因为他们与被关押的
四人有联系。到仲夏，陈邦傅的一个军事上的对手把他的一部分军队开向梧
州，支持那些想释放关在笼子里的“老虎”的人，迫害才告结束。金堡和丁
时魁被谪戍贵州，刘湘客和蒙正发用钱赎罪，削籍为民。
同时，吴党有了取代楚党的机会，但未成功。虽然吴党的支持者重新入
阁，许多吴党人士得到提升，但他们缺乏结成新的党派组织以进行统治所需
要的才能和凝聚力。现在朝中没有为首的人，丧失了任何可称为目标或方向
的东西，朝臣间的辩论降至极为琐屑的水平。湖广的军队自从何腾蛟死后便
缺乏统领，朝廷就让他们各自为政。这样，当清军耐心地从北面和东面逼过
来时，永历朝廷和军队统帅之间的事情都由于内部纷争和政治原因而更加恶
化了。
一件有趣的事反映出此时内廷的焦虑，这便是王太后和司礼太监庞天寿
请求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在精神上（如果可能也在政治上）给予支援。庞天
寿和瞿式耜曾接受耶稣教洗礼，也许是他们把德国耶稣会士安德烈亚斯？科
夫勒介绍给皇室的。随后，科夫勒给两位太后、皇后和永历太子施行了洗礼，
取了教名，并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寻求对朝廷的军事援助。但是，尽管他同
皇室关系密切，对永历在政治上却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在朝廷新近的一次逃亡中，实际上不是科夫勒而是他的助手波兰耶稣会
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8（1976 年 5 月），第 34—36 页。
士米歇尔？博伊姆跟随朝廷从肇庆逃到梧州。接着，博伊姆同意把老太后和
庞天寿的两封信（写信日期为 １６５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和 ４ 日）带往梵蒂冈。这些
信真诚地请求教皇为他们的灵魂和明朝的中兴祈祷，请求派更多的天主教教
士来中国。到 １６５８ 年，当博伊姆终于带着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一封在精神上
鼓励但政治上含糊的信回到东京湾时，老太后已经死去，而永历朝廷也已经
被迫迁往西南他所不能到达的地方。①
１６５０ 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１１ 月 ２４ 日，尚可喜
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
大屠杀。孔有德利用明朝将领之间的一次普遍分裂和全州的一次兵变，在 １１
月 ２７ 日占领桂林。瞿式耜和一个忠心的助手一起被执，拒绝投降，遂于下年
１ 月被杀。１２ 月 ２ 日，正当清军准备进入肇庆时，永历皇帝一行在仓皇逃往
梧州的路上被抢劫，皇帝差一点被打算投降的明军所执。在西南 ２５０ 英里的
南宁，重新组成一个缩小了许多的朝廷，进入它历史上的个新阶段。
① 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552＇（19 世纪后期；1906 重印；1966 年台北重印），1。
监国鲁王的海上政权，１６４６—１６５２ 年
监国鲁王在海上漂泊的复杂情况，在时间和距离上可与永历朝廷在陆上
的颠沛流离相比。但是，与永历皇帝和他的朝廷对照，监国鲁王，一个快 ３０
岁的人，始终如一地表示，为了他的支持者和明朝，愿意拿他自己和他的家
庭去冒千难万险；他的政权，尽管从官员人数和版图上说都是最小的，却始
终博得它的拥护者的最高度的忠诚。这一政权虽未受到思想或党派分歧的折
磨，但也确实同样表现出削弱每一个南明政权的努力的互相倾轧。
明朝在失去沿海省份后重建据点
１６４６ 年的夏天和秋天，虽有许多鲁王和隆武朝廷的官员逃进浙东和福建
的山中，但幸存者中最重要的人物却奔向海滨，寻求各陆师和水师将领的援
助。在浙江沿海，这些人中最强的是张名振和黄斌卿。在福建沿海，是溃散
的郑芝龙部下的将领。不过，沿海地区还有其他武装力量——众多的海盗组
织。实际上，许多明水师将领都是海盗出身，明朝在浙江和福建的政府垮台
后，他们相互间常常为争夺好水手、基地和给养而争斗。不可否认，有些是
忠于明朝的爱国志士；不过，支持朝廷的军阀之间的自相残杀，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