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03期-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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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花黄了／儿子／把檐下的红辣椒／收藏起来吧／免得／燕子归来的时候／担心是火”。
“……海尔·波普／你要走了／宇宙空洞／是不是星球修理站／你捎个讯吧／这个叫你‘海尔·波普’的星球／该修理了／不能让它／把血和水流在一起／不能让它／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己把自己欺骗”。
“窗外／一只小麻雀／见到我／扑地飞了／麻雀啊／怎样才能使你知道／我没有枪”。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诗歌，我们才说，雷雯是一位有着沉重的忧患意识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位有着广阔的人间关怀情味的善良的诗人。
诗人雷雯虽然因为和所谓“胡风集团”里的诗人有过交往而“获罪”，但是在他前后两个时期所创作的全部诗歌作品里，几乎看不到任何“七月派”诗人在艺术风格上对他的影响。实际上，除了“七月派”诗人们的那种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他是认同并且接受的外，对他们在艺术上的主张，他并不认同和接受。雷雯的诗歌风格是特立独行的。
因为家学渊源的影响，他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就纵的传承来看，在诗歌艺术上他或许更受王维、谢灵运的山水诗和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的影响。在他20世纪80年代里所从事的编辑经历中，他曾用力编辑出版过《袁枚诗选》，也可佐证。而在横的借鉴方面，他或许接受过泰戈尔的那些流萤般的“小诗”的影响，接受过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的影响。庞德们所提倡的“意象主义”诗歌，有一些美学原则如“不用多余的词，尤其拒绝使用那些不能揭示什么的形容词”、“不赞成抽象”、“不用装饰”等等，似乎在雷雯的诗歌——尤其是他在《银河集》名下的这些无标题小诗里可以得到印证。
雷雯几乎全部的诗歌作品都是删繁就简，在语言上力避宣叙、以少胜多，在诗的意象上追求单纯、明朗、集中和鲜明的效果，独标一种空灵、想象和简约之美。当然，从这些小诗里，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小令、绝句的影响。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当代诗人里寻找一位可以与雷雯诗歌的艺术风格做一番比较、甚至稍有相仿的人，那么，或许已故山水诗人孔孚的诗，可拿来一比。只不过，孔孚的作品里有着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道”与“空”的精神，而雷雯诗歌则显示着一种割舍不断的人间牵念和挥之不去的悲悯情怀。
然而，诗人席勒有言：“诗人在人间没有立足之地，宙斯请他到天上居住。”如今，雷雯这位尝尽了人间痛苦和艰辛的滋味的善良诗人，也在2003年离开了他为之忧虑和为之眷恋过的冷暖人间，“到天上居住”去了。
人间天上，寂兮寥兮。在孤独的岁月里，他曾经想象过，“天河的水／也是污浊的／我看到／那些明亮的星／从不／跳进天河里”。那么现在，他在那里可以真切地感知，他曾以最真挚的情感无数次地歌唱过的银河和星空，和这个令他失望的人间相比，该是一番什么样子了。我相信，他善良的灵魂仍然会在那里注视着人间，瞩望着他所热爱的亲人、故乡和祖国。这是他的灵魂牵念。且让我们记着他那殷切的叮咛：“孤灯守着自己的灵魂／夜黑，不能让心也黑／如果明天还是大雨／灯盏里没有了油／就燃烧自己的血”。
读
阿瞒之死
曹阿瞒纵横天下三四十年，“普天之下，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无不畏惧”。凭着他的雄才大略，纵横捭阖，使天下“群雄皆灭，止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在他六十六岁之时因脑疾而寿终正寝，因而抱恨归天。
曹操之死是令人惋惜的。之所以惋惜，皆因他如此雄才大略，而未能实现他一统华夏之夙愿。这也许是史家和小说家的一大遗憾。
其实，曹操之病本可以有救，不致于死。然而他毕竟死了。他的死不在外部，他的死在于他自己。他的死在于他的多疑、猜忌，死在他对往日征战杀伐之中而血洒疆场的已方和敌方将士兵卒冤魂的恐惧，死在他对曾被冤死丧命的无数灵魂的惊惶。
按照当时医家的诊断，曹操的脑疾，本来不是无法挽救的不治之症，只是“小可之疾”，动下手术，辅以药疗，完全可以康复，并无大碍。然而，曹阿瞒多疑、猜忌的本性，使他不但不听医生的医嘱，讳疾忌医，而且惟恐医家借手术之机谋取他的性命，并下令将医家关进大牢，等待处置，结果错过了医治的良机，白白丢了自己的性命。当然，如果曹操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人物，丢了性命那也无关大局，偏偏他是怀抱一统华夏大业的一代枭雄，他的死对东汉末年身处国家分裂，多灾多难，遭受连年战乱的平民百姓而言，实属一大不幸。
不仅为此，由于他的猜忌、多疑，不但枉送了自己的性命，而且还拉上一个无辜的陪葬者，白白牺牲了一位医学巨匠。可怜一代神医华陀成了他疑心、猜忌的冤魂，连同华陀集毕生心血所著述的医学巨著《青囊经》也被无知地当作废纸付之一炬。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一代神医华陀本是一位不带政治倾向，只知专心钻研医术，专事治病救人的知识分子。他治过东吴的周泰，也治过蜀将关羽，所治之病，无不药到病除。对关羽的毒箭之伤所采用的刮骨疗毒的绝妙手术，至今在我国民间仍被传为佳话。然而，为曹操治病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屈死在曹营的大牢。这难道不让人叹惜么？
由此看来，曹阿瞒因为生性多疑和猜忌，不但误了他自己，也害了他人。这是不是《三国演义》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呢？我想是的。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生存，不能不对周围生存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险象，各种疑难、困惑，各种人物，具备一点警惕性，具有一定的戒备，否则会吃大亏，甚至蒙受巨大的灾难。这本是生活的常识。但是，警惕性同无端的多疑和猜忌本不是一个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俗话说，疑心生暗鬼。世界上本来是没有鬼的，疑心重了，猜忌多了，“鬼”也就跟着来了。这个“鬼”一出现，总觉得在自己生活的周围仿佛到处都是陷阱，人人都跟自己过不去，随时都会招来灭顶之灾，不但同事、朋友的善意他会当作恶意，而且只要有一点不遂其意，便要想方设法予以报复，为此然然。这种心理发展下去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不利，对别人也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这种心态的人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他不但成天生活在诚惶诚恐、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中，而且必定会有不少善良的人遭受其害。
看来，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还是生活得豁达、坦荡些好。对生活的警惕性不可以没有，但多疑、猜忌之心一定不可以长！
司马懿气度
《三国演义》第一百回、一百三回专门写了诸葛亮先后两次羞辱司马懿的故事。我想，这也许是诸葛亮想以此从心理上击垮司马懿，然后一举攻魏，直取中原，以完成托孤之夙愿。
头一次在出祁山后遭遇魏都督曹真。曹真大败，司马懿急速赶到，击退了蜀军，并屯兵渭滨，伺机而动。此时诸葛亮只想速战速决，乘势击败魏军，然而见司马懿按兵不动，有点焦急，遂写信辱骂曹真，以激其应战，结果曹真“恨气填胸”，“死于军中”。魏主知曹真死，便下诏催司马懿出战。其实司马懿为避蜀军锋锐，并不急于求战，然而魏主下诏就由不得司马懿了。不得已，司马懿下战书出战。这一战从斗阵始，到魏军破阵失败，被俘无数而结束。诚然，斗阵一战对魏军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损失，然而，诸葛亮则显得趾高气扬。于是遣返战俘回魏营并捎带口信给司马懿，“教他再读兵书，重观战策，那时来决雌雄。”这些本无可厚非，那也算了。可是，诸葛亮此时却用了一个损招，将魏军战俘一个个脱光了衣服，涂黑了脸面，回营见司马懿，以此羞辱司马懿，激怒司马懿。愚以为，诸葛亮这种做法，缺少光明正大；而侮辱战俘人格的伎俩，实在有点过分。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愤怒之余，一来诏旨在身，二来要维护魏军尊严，不得不同诸葛亮又打了一仗，结果“损伤兵力十之六七。”至此，司马懿“退在渭滨南岸下寨，坚守不出”。我想，这也许是司马懿休养生息，等待援兵，以逸待劳的考虑吧。
第二次是在五丈原，两军相持，诸葛亮累令人搦战，司马懿就是坚守不出，与之相持。当时的诸葛亮健康状况已出现了严重问题，自感来日不多，只希望在有生之年尽早完成北伐中原、恢复汉室的托孤大业，因此只求速战速决，一举大破魏军，长驱直下，直捣洛阳。此时见司马懿坚守并不应战，心中之急可想而知。诸葛亮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又使用了一条并不磊落的下作之计，以激怒司马懿出战：“乃取巾帼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修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寨”，对司马懿极尽羞辱之能事。然而司马懿虽“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并不嗔怒”。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全军统帅的司马懿，着眼战争全局的大局，不为小辱而乱谋的大气大度。最终，诸葛亮命丧五丈原，司马懿则获得了全局的胜利。
试想一下，如果司马懿是个小肚鸡肠的统帅，受此大辱，必定会暴跳如雷，一味蛮干，那又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那正中了诸葛亮之计，可能兵败如山倒，或逃回洛阳，抑或葬身于祁山脚下，令蜀军长驱而进，破长安，直捣洛阳。
其实，在《三国演义》中，论智慧，论才干，论谋略，论兵法，以及统兵之道，司马懿并不在诸葛孔明之下。从封建正统观点看，司马懿是为曹魏政权服务的，而曹魏政权是纂汉得来的，司马是助纣为虐；诸葛亮则是为复兴汉室而讨伐中原，当是忠臣良相。故此，历来人们多褒诸葛而贬司马。这实在有点不公。正是司马懿具有这种为大将、统帅者之气度和才干，为曹魏政权最终吞并东吴，扫灭西蜀，司马氏家族最终完成三分天下归一统，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群雄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纷乱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气度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为了实现既定的理想、目标，完成某项任务，做成某件大事，不但要运用学识、智慧、勇气和战胜各种困难的必胜信念，有时往往也需要具备宽宏的气度，该忍则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古代韩信，承受胯下之辱，终于祭坛拜将，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伟大的马克思在遭到人身攻击时，只要不涉及理论原则问题，总是把这种攻击当作蛛丝轻轻用手从身上抹去，从不计较。一个人如果小肚鸡肠，或逞匹夫之勇，承受不了一点委屈，一点怨气，不论利害，不讲大局，动辄对着干，被对手一激就怒一怒就以牙还牙，大打出手，这些看似痛快，实质是一种不但于事无补，相反会事与愿违，对人对已却没有一点益处的愚蠢行为。
由此看来，不论大事小事，也不论是大人物还 小物，凡事要讲一点气度，要有一点气度为好。
年爷
■ 蒋建伟
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黄土埋住脖，死也当皇帝，这个人，就是年爷。
徐徐展开一幅豫东乡村的年画，只一眼，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年爷正站在村口，然后他再朝着我们这些远道回家的人哈哈一笑，说一声：“俺娃回老家过年来啦！”知冷又知热，像火又像炭。这一声，喊醒了人的心潮，叫酸了人的鼻子，想死了人的脚步，打湿了人的眼睛，好像一个完完整整的年关又被我们背回来了……
因为有了年，所以才有了年爷。年爷没有姓氏，一生做人，大气坦荡，为骄为傲，为善为良。他们属于游走于年关生活里的乡村脸谱，生旦净末丑，年爷们各有各的活法。虽说穷是穷了点，一辈子也走不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是苦不叫苦，什么时候不笑那才叫苦。往往最是眉头舒展的一瞬间，数不清的年月日从他们的一张张驴脸跳下来，乒乒乓乓的乱打架。为什么呢？年爷说，夜里老做梦，想我们了呗。难怪，年爷上了年纪，老了，而我们这些个做晚辈的，谁都不想再走年爷的老路，种一辈子的庄稼。我们通常正月里出远门，腊月二十几才回，抛家离子，打工挣钱，没日没夜，忙忙碌碌。谁不一定会天天想谁，但谁和谁都有想念谁的时候。孩子想我们了会叫“爸爸”，或者“妈妈”，年爷想我们了只会哭，哭，哭，……唉，除了哭，有什么办法呢？其实，年爷和我们非亲非故。兴许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