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宗教观-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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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会对于近代欧洲道德学术的发展，实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近代欧洲学术道德的进步，主功乃是神学的。史实证明，从第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一千余年之间，支配人心者，乃是神学。而一切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问题，也都从宗教观点出发；甚至数学及物理学也尊重教会的教义。所以神学的精神，几乎成为当时欧洲社会血管里流动的血液；直到培根、笛卡儿时代，才把英法人的思想与心意，带领到神学领域之外。基督教会对于欧洲各国人心影响之大，实非其它各国可与比拟。在东方国家，宗教与学术，是分为两橛的；在欧洲，宗教与学术，乃是‘水乳交融’的。欧洲学术文化的发展，其性质不仅是人文的，也是宗教的；可以说，乃是‘天人合一’、‘人神同工’的结果。”

　　但是这种绝非意味着欧洲的学术文化受到宗教思想的束缚。计氏论宗教改革运动说：

　　“宗教改革，乃是一件划时代的大运动，乃是由人心的心志发出来的一股伟大力量，使人类得到自由，可自由思想，自由判断，不受任何权力的限制。换言之，这乃是解放人类理性和反对教会专制的伟大运动，这乃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所以改教运的结果，乃是人类思想自由发展一个极大的进步，乃是人类心志解放的重大发展。”

　　最后计氏又论圣经的权威说：

　　“在信与不信两种思想斗争中，最有效的作战和致胜的法宝，乃是真神启示的，充满力量的圣经。”

　　2。　莱基（William　E。H。Lecky　1838…1903）

　　著名的爱尔兰历史家莱基著有《欧洲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n　Europe。1865。2　vols）、《欧洲伦理史》（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　1868。2　vols）及《十八世纪的英国》（Emgland　in　the　18th；Century；1878）诸书。莱氏虽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然在其所著《欧洲伦理史》一书中，有一段对耶稣基督颂扬备至；并论耶稣基督的人格与教训，对于后世人类之伟大影响说：

　　“基督给予世界人类一个崇高的圣范，虽经一千八百余年长期的变迁，但却始终使人类的心灵里面，充满了一种感人以深的爱心，而且无论在何时代，在何地域，在何环境，都能充分表露与体行，不但成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德性的典型，而且还是这种伟大德性实践的动力。主耶稣在世传道，仅短短三年，但其影响人心，改变人性效力之宏大，实远胜世间一切扣学爱的探讨和道德家的劝勉。”

　　“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其真正的源泉乃在耶稣基督。不论人心如何败坏，罪恶如何深重，不论大主教会僧侣如何专擅腐化，不论教会如何遭遇逼害，不论狂信派之如何感性用事，都不能损害真正教会之尊严。因为基督的圣范，永远昭垂，乃是改造人心的不易原则。完全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林前13：5），这种舍己无我、无限伟大的爱心，乃是改造人格的动力，亦为一切德性的源泉。”

　　3。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

　　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治学精勤，研究广博；其所著《历界学者》为公认的巨著。他治史的方法，注重客观，不象一般史家仅知“平面的分析”，而能作“立体的比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种文明，真是总摄古今，光芒万丈。就其否定了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论（如黑智儿的唯心论，马克思的唯和论，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循环悲观论，以及一发心理史观，伟人史观，地缘史观等说），这方面的成就而言，汤氏对史学的贡献，其功实不可抹煞。

　　汤氏相信，历史是向上发展的，这个世界，要成为“天国”的一部。汤氏以文明的兴起，在于挑战的成功；文明的发展，在于“创造性少数”（Creative　Minority）的领导群众，使起初的物质方面的挑战，成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战；而文明的破落解体，则始于“创造性少数”的自矜自负，致令“个人偶像化”、“制度偶像化”，遂使群众失望离心。但汤氏又认为文明的兴哀，乃是形成“普世的宗教”必经的过程。人类的希望，最后乃在宗教的复兴，使这罪的世界，成为“天国”的一部。

　　汤氏从其研究历史的结果，综合他的意见，说：

　　“人类最大的不幸，乃在把人类与神的关系仅作外物的追求。人类历史的重心，非在科学，非在技术，非在经济，非在物质。一切人为救世法，都已失败；故无论英雄豪杰、圣君贤相、复古主义、未来主义，均无补时艰。人类唯一希望，惟在‘超人化身的基督’。”

　　惜汤氏非神学家，汤氏亦自承其学说非宗教的信仰，乃为史学的结论，故其对“真神”与“基督”之观念，颇多可议之处。尤以其近著《历史家的宗教观》（Christian　Approahc　to　Religion…Oxford；1956），一书为甚，作者已撰《基督教的历史观》，加以批判，兹不详论。但上述各点，汤乃氏从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分析比较的结果，乃是一个历史科学的结论，正可借为基督圣道作‘旁证’。

　　汤氏强调说：“一切历史，都是圣经真理‘罪的工价乃是死’一语的注解”，所以戴维氏（D。R。Davies）说：“汤氏《历史研究》一书，直可更名为《原罪学》（The　Science　of　Original　Sin）。六千年人类历史，对人类启示了一人史定律，便是人类一切的努力，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人类沉沦的命运，绝非人力所能挽救！”（见戴氏著《打倒人类的虚骄》（Dowm　Peacick's　Feathers；　Macmillan；1944）

　　汤氏虽误以神即‘超人’，但却认耶稣基督乃为一救世者，一个超凡入圣崇高伟大之目标。又谓：人类文明的进步，乃在其生活境界的提高，而非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类文明进化史，简言之，实在就是人类努力向上，脱离粗野的原人状态，迈向理想的超人境界的奋斗过程。人之异乎原人，乃在其精神道德生活之有无；超人之别乎常人者，乃在其精神道德增境界之高低。文明愈高，精神生活愈充实，生命就越丰富，乃就越接近超人。基督耶稣，乃为至圣至善的‘超人’。从个人的生活说，便是要效法基督的圣范，提高道德境界，使上帝的国，就在自己的心里，以实现“仁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从社会的生活说，便是要把外在宇宙的活动，转向内在宇宙，把世俗宇宙的活动，转入精神宇宙，以提高人类生活的境界，向着“天国”的境界迈进。

第十一章　法学家的宗教观
　　1。　布莱克斯顿（Sir　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

　　布莱克斯顿爵士为英国最负声望的杰出的法学家。在他所著的《大英法律注释》中有言曰：亵渎圣日，乃是国民道德堕落之台阶。此书在法字界有极大的影响；不仅研究法律的学生大都人手一编，即在法界服务的人，亦都奉为圭臬。其中如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说：“布氏此书，乃是法学界绝无仅有的精确严谨的佳作。”

　　布氏的法律哲学，颇合圣经的道理，他认为自然法的精神就与启法的真理一致。他说：

　　“法律，从其最概括和一般意义说，乃是人类一切行为规范。”　

　　“人类既为一种受造物，当然应该遵从造物主的律法；因为人类必须依靠上帝，才能生存。”　

　　“人类离开了上帝，便什么事都不能作，当然一举一动，应当合乎上帝的旨意。这上帝的旨意，便是自然法。”

　　“自然法是和人类同时生存的，是由上帝亲自口述的，人类有无上的义务服从遵行；自然法是万古长存的，普世通行的；无论何时，无论何国，都不能废弃它。人造的法律如果与自然法有所冲突，便没有效力。凡行之有效、行之无弊的法律，其精义和权威，无论直接间接，都是从自然法而来。”

　　“不过，为求法律适应每人特殊的事态的境况，当然须运用我们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的目的，亦仅在探求自然法如何指导人生的具体的意向。假如人类始祖没有犯罪，当然人类的思想便会臻于完善，没有偏见弊病；可惜我们人类的思想，因为始祖犯罪的结果，已经堕落了，因此人类的理解，常常充满了愚昧和错误。”

　　“上帝怜悯世人，深知人类之软弱和缺陷，以及思想的错误的愚妄，所以多次多方，用直接的启示，给我们各种律法；这些律法，都藏在圣经里面。虽然如此，由于人类现在犯罪堕落的地位，我们仍不能用我们的理智完全明白其中的真理；因为这乃是万古隐藏的奥秘，只有借着启示我们才能了悟。这种启示的律法，其真确纯正，乃远超过于人人所定的道德律。因为前者是真神自己直接的宣告，后者仅是人类理智想象揣摹的产物，两者是无可比拟的，当然不能有同等的权威。”

　　2。　海尔爵士（Sir　Mathew　Hale　1609…1676）

　　海尔爵士乃是英国极有地位的法学家。海氏为人公正廉明，且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风格；一生好学不倦，不仅精通法学，同时对于数学、历史，乃至神学，均有深造，且有丰富的著作。其《静思与神圣》（Contemplation　Moral　and　Dirvine）一书，尤为脍炙人口。

　　海氏在给他儿子的家书中，常勉励他们恒常读经，谨守主日，书中说：

　　“每天早晨，要诵读圣经；从头至尾，不可间断；且当十分敬虔，非常专心；牢记心头，奉为圭臬，身体力行。这样便能成为一个明哲良善之人。余交游广阔，读书万卷；然从无一书，象圣经那样，能增我智慧，使我得益，使我受用。一般人反对圣经，都是因为不懂圣经。”

　　“当记念主日，守为圣日。是日应远避损友，切忌空谈；勿作无益的消遗，勿为世俗的工作。早晚两次，参加礼拜；礼拜之余，则诵读圣经或研究其他属灵书刊。”

　　海氏又论宇宙渊源及上帝创世的计划说：

　　“摩西关于上帝创世的记载，浅显明确，前后一贯，而且饶有意义，使我们明白了悟宇宙间最大的奥秘；而一切不信真神的哲学家，他们的理论学说，只是一种无可证验的，难于理解的空想与幻觉。”

　　海氏又阐述基督教的真谛说：

　　“基督教乃教导人类敬畏全能的上帝，使他们在无法眼见却能遍察万事的上帝之前敬虔度日，正直为人；并且能真正敬爱上帝，服从上帝；随时随地，小心翼翼，寻求上帝的旨意；还要满心感谢上帝的宏恩，因为祂是我们的天父，救主和恩主。基督教乃教人信靠上帝，时时求神引导，指示和保佑；而且全心全意，顺从在神的旨意之下。基督教，给我们一种律法，不仅管制我们的言行，而且驾驭我们的心意；使我们在鉴查人心的上帝之前，不敢稍存愧心之想。基督教命人立身为人，持己处世，不仅有端庄的外貌，且有纯正的心怀。基督教使人谦卑柔和，弃绝张狂高傲；使人循规蹈矩，绝不任性使气；使人对于世界的名利、今生的富贵，不过重视；不会贪爱世界，亦不致患得患失，更没有奢望野心。基督教使人有正义、公平、诚实、忠心的德性，宁死而不愿作不忠不义的事；使人认为对神的爱心，和良心的平安，比世界任何富贵荣华，更为宝贵；绝不作任何丝毫损人利己之事。基督徒以诚实、正直、始终如一的心事奉上帝；虽是活在世上，但是人的荣耀与盼望，乃在天上，故要全心全力地敬虔度日，在世为人总期能得到这盼望。总之，基督教乃使人有公义圣洁，能够反应原有的上帝形象。”

　　3。　孟德斯鸠（Baron　de　Iabaede　et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法国法律哲学家孟德斯鸠，家学渊源，曾代任法官。早岁肄业波尔都大学，旋任教授。一七二一年，著《波斯通讯》，讽刺时政，其名渐著。后赴英考察宪政，归后闭门著书，穷二十余年的心血，著《法意》（Esprit　des　Lois）一书，倡三权鼎立之论。此书出版后仅仅十八个月，即销了二十二版，世界各国都有译本；不但为十八世纪法国最有价值的哲学名著，即使至今日，仍为研究政治法律和哲学者不可不读的名著，备受各国学者和政治家的推崇。

　　孟氏对于基督教的道理和影响，深致推崇之意。例如他在一篇小序中说：

　　“基督教虽是讲来世的幸福，其实亦为世界人类造了最大的福利。我们对此圣道，应如何尽以赞美呢？”

　　又在其名著《法意》一书中说：

　　“福音里面关于谦卑柔和的教训，和专制君王对其臣民之暴虐无道，实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