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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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人们的床头、前胸，开始多了格瓦拉那张双目炯炯的肖像，尽管没几个人知道格瓦拉那些可怕的政治理想。
据说，格瓦拉的“切”在当地话里是一种亲切的称呼，但是，现在，在BBS里聊天时，当网虫们对对方的话不屑或者无可辩驳时，经常回上一个字：“切。”
无厘头
无厘头是周星驰带给珠江以北的人们的，在他们眼里，无厘头就是周星驰，周星驰就是无厘头，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随着《大话西游》成为经典，无厘头渐渐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尽管大多数人看的《大话西游》是普通话版本，失掉了许多更为引人入胜的精华。
你妈贵姓？
这不是在骂你，也不是在夸你的母亲，甚至不是在打招呼，什么都不是，就这么一说而已。
你问我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当我无厘头一回罢——看，我这个“罢”字用得颇有古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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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王小山
要讨论如何卖，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面子问题。因为我要谈的不是卖普通的商品，而是人本身。
我们生下来就是卖的，这一点首先要达成共识。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说法，这篇文章就不要看了。
我很尊敬的老先生季羡林在接受杨澜采访时曾经有这样的对话发生：
杨澜：你（当年）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中国，到底是什么驱使你回国呢？
季教授：钱多。
他接着解释说，当时一个副教授五十元，一个正教授八十元。而当时一石谷只两元钱，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因此他选择了回国。
季先生的回答实在是太可爱了，看到这个对话，我甚至忘了他到处挂名当主编的那不可爱的一面，乐出了声。因为很明显，季羡林先生的回答不大像是杨澜期待的答案，而看这些波大无脑的主持人尴尬的面孔是我人生的乐趣之一。
如果你和我对季羡林先生一样尊重的话，那就可以解决在出卖自己时的面子问题了——你看，季羡林都可以为了较高的收入而奔走，何况你我呢。这样一来，我和报纸杂志的编辑探讨稿酬多寡时再不会感到害羞了。其实，在我看来，选择一个收入比较多的活计实在正常不过，如果有人因为非理想主义的理由而选择了薪水较少的工作，那只能有两个原因：一，该工作比较轻松；二，他脑子有水。
现在要进入本文的主题了，我想谈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件很轰动的事，在报纸上，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标题是《顾晓鸣教授担任IBM品牌代言人》。
顾晓鸣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经主编过《中华智慧蕴乐大典》、《网络词典》和《网址导航》等书，也写过跟历史有关的文章，比如《我走路还是路走我》等等。说实话，看到《我走路还是路走我》这个书名，我首先联想到的是王朔笔下那个“作家”宝康的《我想说我不能说但我还是要说》。我知道这样的类比对顾晓鸣教授不大尊重，不过没关系，我本来对他也不大尊重，如果有人不高兴，就不高兴好了，我本来就不是为了让别人高兴而生的。
而顾晓鸣教授总是能做出惊人之举，说出非常之语，并且他的话总是带有“名言”的色彩，比如：“相对于西方学者，我们的自信在于：我们的外文比他们好，他们的中文绝对没有我们好。”这话听着实在顺耳，总算总结出了“我们”比西方学者强的地方了，虽然我并不相信什么“绝对”。但即使不绝对，大致上也是不错的。我都敢说，大多数西方学者的中文不会比中国普通的中学生更好——其实我更盼望的是西方学者的中文都超过他们的母语，那才叫真好。
虽然有人说顾晓鸣“没有学问”，是“花瓶教授”，但我没有听过他的课，就不大相信这些话。能够做教授，并且是复旦的教授，再没什么学问，至少也该比一般人强吧。其实，有一阵，我对顾晓鸣教授是非常景仰的，比如，他精通四门外语，这“绝对”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但就此说他的外语水平超越了西方学者，我就将信将疑，凑合听吧。
所以，这次IBM和顾晓鸣教授签约，把他做了Thinkpad X系列笔记本电脑的品牌代言人是非常有眼光的举动。因为顾晓鸣教授和我们通常所见的代言人比起来，实在是有学问得多，对于IBM的市场定位来说，选些花瓶般的美女靓仔来做代言人也的确不太合适，因为喜欢美女靓仔的追星族的消费能力远不是成年人的对手，他们无福消受IBM那些价格上“高端”的产品。
据说，IBM这一系列产品的广告主题是“世界最具创新思维者的选择”，在这一点上，顾晓鸣教授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因为他的脚踏进过非常多的领域，什么热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除了他的本行历史外，他还分外关心足球和网络。而且，顾晓鸣教授还有特异功能，他曾经说过：“我不看《读书》杂志，我觉得那上面充满了偏激和不宽容。”我又敢说了，这种能不看就知道的本领全世界估计只有顾教授一个人有，如果谁发现其他人也有这个本事，求您告诉我一声，让我再崇拜一把。
光有本事也不算什么，顾晓鸣教授还特别善于宣传自己，《外滩画报》的记者写道：“记者原本计划上门去采访，结果顾晓鸣却冒着酷暑自己赶到报社来了。和他在IBM广告上含而不露的沉稳形象有所不同，面前的顾晓鸣斜靠在椅子上，一双手随着语调用力挥舞，情绪激昂。”这种敢于抛头露面，勇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也不是随便什么教授都有的，我惟一感到不舒服的一点就是，他居然还真的是历史系的教授。
如果顾晓鸣教授肯于屈尊听听我的意见，我一定会劝他做个专职的社会活动家，前途会更光明。因为即使要卖，也该名正言顺地卖。如此卖法，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应该有所损失——当然，这也是我猜的，作不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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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新锐 王小山
从前，我酷爱PC游戏，现在岁数大了点儿，觉得一个人跟电脑较劲显得有点儿可笑，便将所有的PC游戏从硬盘中请了出去——我改玩网络游戏了。在很多养成类PC游戏里，都有一个道德指数，或者叫德行指数。玩家让主人公去教堂义务劳动或者教小孩子弹钢琴，道德指数就会有所上升。
当时我觉得，游戏的制作者们对人生的观察实在是细致，因为这些情况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我从前所在的学校里就这么做，学生闯红灯，或者迟到，就会扣德育分；帮老师搬桌子，就会加分。现在情况又有所发展，比如11月24日兰州《都市天地报》报道：兰州某街道某社区成立了“道德银行”，大致的意思是如果你捐了钱或者物或者做了其他好事，就可以把这些“道德”存在这个银行里，以后当你需要时，银行就会指派别人也对你进行道德维护。
该社区的顾主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他的辖区面积大概有0。36平方公里，现有居民2320户，平房1240多间，楼房仅23栋。社区内的6家单位，早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他说，我们这些社区干部心里经常感到很惭愧；也逼着自己去想各种办法……现在我只能开口头支票，以社区的信誉作保证，把大家们的功德记录下来。让闪光的东西永不腿色，然后一届一届地传下去，至少说别让子孙们忘记它。“目前，整个平房区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火灾、洪水、病人急救……一想起这些事，我就整夜难眠。”记者写道：这个铁铮铮的汉子脸上，不由自主地落下了泪水。
辖区人民生活水平到了如此地步，顾主任应该去想些别的办法来提高大家的收入，而不只是想着开口头支票或者帮助大家提升“道德”，至于流泪就更没必要了，效果远不如辞职。不知道“道德银行”的主意是不是顾主任百忙之中亲自想出来的，如果是，建议《新周刊》评选他为年度道德新锐。
道德究竟能不能指数化？窃以为，不可以。就算是道德真的能够量化，也不具备可操作性。顾主任的银行规定：“志愿服务原则上折算成时数进行登载，现金按每八元人民币折算成服务时数一小时计，物资按市场均价折算成现金后再折算成服务时数。”其实，这和道德实在无关，不过是花钱买服务罢了。
至于另外一条规定，已经让我背后冷飕飕地冒凉风了：“‘道德银行’的“道德币”——好人好事或坏人坏事，主要通过社区负责人走访群众、居民互相反映等方式收集。”说实话，我宁可不“道德”了，也不愿意生活在天天有人窥视着的社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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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熬 王小山
有一班如我之俗人往往乱解哲学家的话，比如“存在即合理”这句话我从来就是按字面理解成“只要现在世界上有的事物就有合理性”，而据我所知，很多其他像我一样也不太聪明的人也这么理解。后来有明白人告诉我：“你别瞎掰了，哲学家的话要能让你理解了也就不是哲学家了。”然后他就给我解释，可怜他说了半天我也没明白那话在哲学上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但后来终于知道了，用这句话来为操蛋现象辩护的人是彻头彻尾的胡说。
比如，强奸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这不废话吗？
得进入正题了。我现在才明白春节联欢晚会是个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家乐”，明白地说，就是他们是在力图用这个东西造成一个“大家乐”的印象。所以什么最流行，或者说什么最恶俗他们就一定把什么装进去，在大年三十晚上亮给全国电视观众看，假使那流行是一道伤疤吧，那伤疤也肯定到时候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比如某一年流行什么电视剧，那电视剧的主角们就有登台的机会了，还无论那电视剧是什么东西。从早年好一点儿的《四世同堂》到《西游记》，直到今年那部破烂——《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然，你也知道我说的不是孙海英和吕丽萍。孙海英从来不是破烂，他在《双旗镇刀客》里演的“一刀仙”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吕丽萍虽然有了点儿日月，但还漂亮，更不是破烂。破烂的是电视剧本身，而不是演员，不是孙海英伉俪。
说实话，刚看《激情燃烧的岁月》头几集时，我还以为是在鞭挞包办婚姻给人带来的痛苦，没想到结尾居然是大团圆。这让我受到的多年教育一下子相形见绌——由此也可见电视剧的教化作用——什么什么？这样不幸的婚姻是拿来歌颂的吗？
虽然我也知道，编导的意思也未必是在歌颂，但用极正面的办法把本来不幸福的婚姻双方变成正面形象来引导，自然不是我的错。还先不说里面的农民形象和我所知道的相去甚远，也不用说他们煞费苦心地避重就轻，将文革期间的是非用不到一集篇幅一笔带过……
现在，春节联欢晚会的编导偏偏就看中了这部烂片，以其为题材编撰了小品《激情岁月》。我现在替那个不存在的禇琴难受呢，大过年的，别人欢天喜地，却把她搬出来现眼，这可怎么熬啊。
我以为，她的痛苦婚姻，如果进行真实描绘的话，无疑就是被强奸。
别再告诉我你歪解“存在即合理”的时候把强奸也算到存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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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事吧？ 王小山
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读书人，我的朋友李克总能给我一些启发。李克曾经跟我讲过，读书人应该是人文关怀的最后维护者，比如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在听到马厩失火的时候，首先问的是“伤人乎”而不问马。所以，李克向至圣先师学习，遇到什么事都问：“人没事吧？”
这种问法和已故散文家王小波很像，王小波就曾经质疑过文革中下乡的知识青年金训华为了抢救集体财产——一根电线杆——而牺牲生命是否值得？王小波的结论是不值得！李克的结论也是不值得。
我就此问题与李克展开了辩论，问他：“如果抢救的不是一根电线杆子，而是两根呢？”
你知道，我这是在给他设套。李克书虽然读得多，但总有点儿食古不化的意味，果然，他上当了，说：“当然不值得。”
“那，三根呢？”我问。
李克依然没有反应过来，认真地回答：“就是三辆汽车也不值得。”
“那么，三十辆汽车呢？”
“三百辆也不值得牺牲一条人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