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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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中的罗大佑和真实的罗大佑当然有所不同。

　　我的遗憾是：罗大佑陪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后，我忽然发现，我们期待的并不是同一条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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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子排行榜　　　　　王小山　
　　　前年的9·11事件中，一个成功人士，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最后给自己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事后，该人士的助手和律师找到了这位母亲，道，我们有权知道他最后说了什么，这和公司的利益及财产分配有关。该母亲说，我儿子的话和这些毫无关系，他说的是——“妈妈，我爱你。”

　　对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无论什么地方的人，甚至动物，也大都如此。但把“孝”绝对化，或者干脆量化，会怎么样呢？

　　十几年前，我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那个学校有规定，对德育进行量化管理，比如拣到财物交公，可以加分；迟到一次，要扣若干分等等。到了期末，学校以学生的分数累积多少而裁定他们的道德水准——实在可乐，但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近来，有朋友告诉我，新闻里说，某村委会准备在村里搞一个“孝子排行榜”，对村里的年轻人进行孝顺父母方面的排行。听到这个，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不是笑不笑的问题，该是连哭都找不到调门儿了。

　　从首都到乡村，从十年前到现在，对道德量化，对孝心排行的做法居然进行了这么多年，足够让人惊诧了。如果让我给这些做法做一个定位的话，我要说，这是不折不扣的心理污染。

　　这些做法的荒谬之处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孝心和道德本身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比如年轻人甲每个月给父母100元钱，年轻人乙每个人给父母1000元钱，你如何打分？要进行加权运算吗？甲总收入为300，给父母100，占自己总收入的33％；乙收入20000，给父母1000，占收入的5％……我承认自己智商不够，无法算计下去了。不知道那个制定规则的村委会是如何操作的，佩服啊佩服。如果是票选决定的话，谁有投票的资格呢？全村住户还是父母自己，要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吗？排行最后的那个人应该是最不孝顺的了，该关禁闭，还是只进行一次羞辱呢？真替这个村委会头疼。

　　说说切身体验吧，十几年前，在我教书的那个中学。一天，我要把一张桌子从一间宿舍挪到另一间宿舍，刚好几个学生从旁边过，我招呼他们过来帮忙。孩子们很乖，顺利地帮我把桌子抬到了地方。我说，谢谢你们啊。一个学生说，老师，不用谢。我叫某某某，他叫某某某，他叫某某某（他们都不是我任课班上的学生，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再说，谢谢了。学生说，老师，你得记下我们的名字啊。

　　“为什么？”我惊奇。

　　“你要告诉我们班主任，我们帮你抬桌子了，他好给我们加德育分啊。”学生回答。

　　我脑子里一片眩晕，直晕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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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个词语看新文化　　　　　王小山　
　　　十个词：话语权、网络、下半身、中产阶级、伪摇滚、数字英雄、新媒体、娱商、格瓦拉、无厘头。

　　话语权

　　话语权不是什么新词，但总被赋予新鲜的涵义，最新的涵义终于回到了字面本身，即所谓说话的权力，不，是权利。之所以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是因为如果你想的话，总能把话说出来——哑巴和自闭症患者除外。但是话可以说，能不能被人听到才是最重要的。最新一集的007电影《明日帝国》中的传媒寡头操纵着最大的话语霸权，即如果你不听他的就没什么可听的了。

　　王小波和他的　FANS　经常用这个词说事，他们试图为“沉默的大多数”争取到一点儿可怜的话语权。每个人都知道“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很多人都梦想着做这部分人的代言人。但可疑的是，一但你开口，你就不再是沉默者的一部分了。所有的沉默者都想说话（我猜的），但有说话权利的永远是少数人。

　　我逻辑学得不好，不知道这犯了什么“律”，我只知道自己经常写一些长短不一的文章，虽然看的人不多，但早已不算是“沉默的大多数”了，也不知道谁是——不包括政治上的权力，我不关心政治已经好多年了。

　　网络

　　几年来，和网络相关的新生事物汗牛充栋——朋友告诉我，汗牛充栋仅仅指书多，那么也没错，在新出版的图书中，和网络相关的部分也是最多的。不用说上网手册，就是网络作家的小说也开始臭了街了。

　　网络带来了方便。可以看到的将来，阿西莫夫笔下那种远程共进晚餐，比尔·盖茨幻想的那种可以用来虚拟做爱的紧身衣都将成为现实。甚至现在这些在技术上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还没有商业化而已，做这些事情，估计一张光盘大小的软件就足够了。

　　虚拟的性起码可以不用担心AIDS，想不迷人都难。

　　在CYBER空间中，一切都是真实的，起码人的意识中已渐渐以其为实了。《黑客帝国》所描绘的恐怖情形未必不能成为明日生活的写照，甚至现在，你知道你是真的吗？

　　庄子还说不定是一只蝴蝶呢？谁又知道鲧真的是一条鱼，还是一只虫子？

　　下半身

　　“下半身”是一个诗歌群体，代表人物是沈浩波、尹丽川、朵鱼等人，你可以不羡慕他们的年轻，但不能不羡慕他们的才华和勤奋。

　　从“诗言志”，到了“诗到语言为止”，终于过渡到了“诗到下半身”，从大而无当的内容为先、形式为先的诗歌直接到达肉体本身，无论别人如何诅咒，都不能阻挡“我等”的痛快，诗就是直接表达欲望的，假模假式的东西应该离开诗歌“市场”了。

　　下半身，是一种现象，是年轻一代试图冲破既定话语封锁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成功了。

　　还有什么办法能迫使“老一代”就范呢？除了看起来极端的方式，实在没别的招数了。

　　下半身的示范意义绝对不只在于诗歌或者诗歌界本身。

　　和前辈们打砸抢过后开始玩深沉的“抢班”办法比起来，下半身起码是文明的，虽然他们有可能过多地展览了自己的性器。

　　中产阶级

　　前些年，这些人叫“雅皮”。曾经流传过某雅皮和一个无赖遗产继承人斗富的故事，故事以雅皮的获胜而告终。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斗的还是财产的丰厚程度，如果那个雅皮和洛克菲勒的后人斗，结尾可能让很多人笑不起来。当然，前提是洛克菲勒的后人要足够粗俗。

　　中产阶级给人的印象是文质彬彬的，富有而不炫耀，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应该向往的生活方式。

　　但是，只有“中产”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阶级”。广州一家报纸九月某日报道，中国将出现大量的百万富翁，这些人将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衡量一个社会富足和稳定程度的晴雨表。理想的社会是梭型，也就是中产阶级占大部分，超级富豪和穷人占少数。新加坡几年前已经提出了“消灭穷人”的政策（可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中国应该还能赶得上趟。

　　伪摇滚

　　几乎所有搞摇滚的人都斥责其他摇滚乐队为“伪摇滚”。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但摇滚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人搞的是伪摇滚的话，那应该就是那个接受采访的贝司手了，他属于一个地下乐队，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搞摇滚的时候，他回答：搞摇滚至少能多操几个漂亮姑娘。

　　不过，说不定这也是摇滚精神的一部分呢，鉴于我不懂摇滚，就不乱说了。

　　有一则消息，一个乐队在上海某酒吧演出，唱到酣处，主唱褪了下衣，掏出鸡巴，对着听众摇晃，喊着：就是这个，能怎么样？

　　这是被压抑久了的欲望的总爆发，总要有人表现出来，不是他也会是别人，想想那些染了头发的青少年，在迪厅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拼命摇摆，能让人感受的生命原本应该具有的力量。

　　但是当你试图接近并表示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会瞪大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你——原来他们根本不需要你的理解。

　　假如你不理解，请在现出厌恶的表情之前想想：如果他们不对，该怪的究竟是谁？

　　数字英雄

　　网络是改变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而数字英雄则是最早依靠网络改变了自己生活的一批人。

　　目前，中国网络业最早被称为或自称为数字英雄的人中，包括张树新、王志东、王峻滔（老榕）等一大批已经被当初看中他们前途的资本所抛弃，或者暂时抛弃。

　　但是他们是弄潮儿，至少曾经是。

　　中国和世界的大潮被他们（包括杨致远、贝索斯等）弄得波澜起伏，经济指数也他们炒得沸腾滔天。

　　在数字经济的标志——纳斯达克指数比高峰时跌掉了2/3的今天，没人要求这些人进行什么解释或者负该负的责任。或许他们也没有什么责任，说到底，所谓的网络经济……1841年，查里斯·麦基出版了可能是经济学史上最广为人知的著作之一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集中讲述了群众性狂想与幻灭的故事，其最主要的笔墨集中在了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疯狂、1720年英国的南海泡沫和法国的密西西比阴谋这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上。我相信，如果作者能活到今天，会将互联网的案例收入他的续集，但是我也同样相信，“郁金香疯狂”过后郁金香本身依然是美丽的，网络经济的泡沫之后，互联网上依然会美丽下去。不过，它将不再是一些人让自己成为所谓“英雄”的工具了。

　　当然，这种工具很可能还会出现，这也用不着郁闷，历史嘛，还不就这么波峰浪谷的。

　　新媒体

　　随着媒体热的出现，新开办的媒体逐渐增加，连那些发愁报纸杂志太多摆不下的报贩都嘀咕：媒体会不会是网络一样的“泡沫”，说不定还能创造出类似的“媒体英雄”来。

　　另一个“新媒体”的概念，来自两套丛书，一是四本的《新媒体女性丛书》，一是五本的《新媒体散文》。后者的主编王义军介绍“新媒体散文”时，说：2000年的新媒体散文真是花团锦簇，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在疯狂地刊发这些以“酷”自居的小文章，而一些都市报、晚报或以都市人为目标人群的报纸也在这一年或新辟版面或增加分量，大力将这种新的散文推向前台……老实讲，列举作者的名单实在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这类散文始终是以群体的面目出现的——它或许致力于反对个人英雄主义。

　　它不一定代表着什么方向，但它的形式是贴近心灵，摈弃了杨朔式散文之浮华外表。应该是一种以个人形式存在而又以群体面目造势的新兴力量。

　　甚至，它都未必是文学的。

　　下定义还早，虽然它的存在已经是不可忽视的了。

　　娱商

　　这个词似乎是专门为邓建国制造的。邓建国是巨星影业公司的老板，一个自称为农民的人。我现在竟然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他，虽然我写过不少讽刺他的文章。

　　邓建国是根本不讳言自己以炒作起家，甚至以此为荣。他是贩卖娱乐产品的，如果有几天娱乐新闻版面没出现他的名字，相信他身体的某个部位就会发痒。

　　这是一个流行浅薄的年代，我们拥有浅薄并安之若素，甚至享受浅薄，浅薄的好处就是不累——如果没有什么远大理想的话。对个人来说，远大理想很可能是幸福生活的障碍。

　　从北边的“娱乐现场”到南方的“娱乐串串烧”，从“幸运52”、“开心辞典”到“百万富翁”、“一笔OUT消”，都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笑上一笑了，我们终于把娱乐当成了商品，把贩卖娱乐做成了买卖。

　　人民需要欢乐。

　　格瓦拉

　　沈浩波写过一篇文章《格瓦拉是狗屎〈格瓦拉〉也是狗屎》，前者指那位阿根廷籍的战士，后者指2000年一部流行的小剧场话剧。

　　格瓦拉是不是狗屎我不知道，那出戏实在狗屎得很。但是，且慢，狗屎即使流行也是有原因的。它的主创人员之一张广天的音乐或许有可取之处，但绝不是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戏说”政治，你看它的主题歌词：“是谁点燃了天边的朝霞，千年的冰霜今天要融化，也许光明会提前到来，我们呼唤你的名字，切·格瓦拉……”这种大而无当、不知所云的语言曾经充斥着我们整个的话语空间，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用一种戏耍的态度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