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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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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北平的门户,谓之天津卫,津门。门之不守,唇亡齿寒。宋哲

元占领了北平,天津无法控制,兵家所忌。

宋哲元以天津市内经常治安骚扰,形势动荡为由,陆续将张自忠三十
八师移防天津周围,又将黄维纲旅换成保安队服装进入天津市区。后,又将
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固安河间一带,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
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与日军相接连的最前线,宋哲
元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

华北,出奇地平静了20 
天。武攻以后,必有文备——这是日本式的兵
法。
自从中日两国外交升格以后,两国首次互派了大使,展开了紧锣密鼓
的外交活动。
中心议题是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的中国三原则,和日本外相广田

提出的三原则。我们不妨实录如下:
中国三原则:
(一)中日两国互相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的完全独立;
(二)两国维护真正的友谊;
(三)今后,两国间一切事件,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
之后,发生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事件。日方当局顾虑与中国

关系趋向紧张。中国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到上海与有吉明大使密谈,通告要点
如下:
“尽管发生了华北事件,但中日亲善的方针不变,中日提携所必需的原

则须有具体规定。在方法上,将华北和中国完全分开。。”
唐的通告解除了日方的顾虑,给日本方面吃了定心丸。
广田外相顺水推舟,提出了广田三原则:
(一)中国应先彻底取缔排日,并应抛弃倚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

策;(二)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为事实上之默认。。;


(三)来自外蒙之赤化,为日满支三国之共同威胁。。应依日方。。之希望,
作各种协力。。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实又将中国放于附属国的地位。日本少壮军人对
政界与南京亲善态度仍表示不信任态度,称之“水鸟外交”。
此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酒井等人的小报告之下回国述
职,新任驻屯军司令官是多田峻少将,多田下车伊始,即发表了多田声明: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三)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

京的管辖);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

等七条。

多田的意思明确清楚,即:华北脱离中国,经济政治在日本人的控制
下自治独立。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华北驻屯军。华北驻屯军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有
那么大的权力和作用?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政府与入侵国签订了
《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为了侨民安全,八国在华有驻兵权,其中人数最
多的是日本,1250 
人,最少的是荷兰、意大利等国,50 
人,其他国家驻兵
人数后来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或是减少。唯独日本,常以各种借口增兵。1935
年前后,其人数大约增至2000 
人,分散在山海关、天津、杨村、丰台等地,
以天津最多,约500 
人,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

人数不多,但有大日本陆军做其后台,少壮军人个个都很跋扈。兵者
凶器也,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体现。

二十九军
3 
个师进驻平津分驻在塘沽、天津、廊坊、丰台和北平近郊
的南苑、西苑、北苑等地。

外交部次长与日大使有吉明密谈中已经明确“将华北与中国问题分
开”,实际已经默许华北可以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宋哲元只要向日方一摇摆,
恐怕即成现实。况且宋哲元一直与蒋、汪代表的中央存有芥蒂,如中央再采
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等于逼宋上梁山。

7 
月17 
日,蒋介石密派军政部厅长中将熊斌到天津会晤宋哲元。熊与
宋私谊不错,熊斌早年是留日学生,“塘沽协定”的首席代表。调整宋与日
关系是最合适人选。

熊斌到天津见到宋以后,向宋宣布中央决定: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青
天白日勋章颁发给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因赵登禹在
长城抗战之后已获此殊荣,此次不再颁发。

宋哲元当着熊斌的面没有表示出任何喜悦和感激。宋熊心照不宣,明
白“这不过是务虚”。熊又进一步宣布,中央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
这也不过是顺水推舟。此次来会宋哲元以私人传达上面旨意,并非正式宣布,
不像负察省主席事,宋还不知早已见报,命令式的决定没有转弯余地。现在
不过是试探宋的口气。如宋接受表示宋还想靠近中央。如其拒绝,很可能宋
在日本人那里已经得到了更多的许诺。

宋慢慢悠悠地说起了在平津处境艰难。其中主要是兵力不足,装备太
差,财政困难等。熊斌一一答应,说马上报告中央。熊的许诺倒很认真,果
然不久,中央拨款50 
万元改善二十九军装备。后款项拨给各师,如何使用
不了了之。


熊斌见有希望,进一步告诉宋哲元,委员长要在庐山见宋晤谈华北问
题,要宋早做准备。

宋虽口头答应见委员长,可心里在嘀咕。宋与中央关系一直不好,而
且在言谈话语中对蒋多有不敬,在报纸上都白纸黑字为证,弄不好此去不回,
夺去军权岂不哀哉!宋不敢往,几经和部下商量,还是决定以“军务瞬息不
能离身”为借口派秦德纯代行。

7 
月下旬秦德纯赶到庐山,蒋介石在牯岭美庐别墅以家宴形式用四菜一
汤接待了秦德纯,没有责任秦德纯签订了“秦土协定”,反而把责任揽归中
央,同时对二十九军支持华北危局大加慰勉。并且推心置腹地谈起国事家事
天下事。下面引用一段介绍文字:

“……故蒋于江西剿共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即以全力谋求国外环境之安
谧,此时期对日外交,政府特别忍耐,有时旦示小惠,防其窥破内情,先机
突发,毁我全盘之计划。。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彼等深
知蒋无久屈服之可能,而惟一能使中国统一之人物,倘不及时予以打击,则
统一中国之后,蒋之威望,将不可制。1935 
年,苏联远东军备实力,已超
日本以上,关东军必须亟于此际,宰制华北,以中国五省之资源,充当日本
对苏联作战之供应,。。其必于其年加紧侵略华北者以此。。”

蒋在最后对秦秘密指示:“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
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
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此次蒋接见秦德纯,尤其是推诚相见的谈话,对秦造成深刻影响,如
秦德纯这样一个杂牌军的将领死心追随蒋直至退守台湾,这次谈话起了重要
作用。

谈话之后,
8 
月28 
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不
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已经成为冀察平津名正言顺的
主要负责人。

日本军方所以能容纳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留驻华北,是认为宋哲元原
系西北军将领,属于反蒋派人物,将来可以利用宋、蒋矛盾组织傀儡政权。
可是眼睁睁看着宋哲元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此时,宋哲元正遇着两个强硬的对手,一个是以关东军代表自居的沈
阳特务机关长兼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少将,另一个,是日本
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此二人被日本人称为少壮军人“四杰”中的
二杰,将两个精英放到华北,也可见日本军部对华北的重视。此时,土肥原、
多田骏正把“华北自治运动”掀向高潮。

日本何以必须在1935 
年推行华北自治运动,又为何使用“自治”这名
词,则亦有说。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国际交恶。1933 
年日本决定退出
国联,1934 
年日本又退出国防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其国防地位更加孤立,
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受到国际围堵。围堵国家主要是英美与苏联。从中国的
实力看,中国不足参与围堵,日本也从未视中国为围堵对象。

日本国防自明治大帝以来,有一最高原则,即不与两国以上敌人同时
作战。1934——1935 
年间日本与英国关系日渐恶劣。美国不断制造军舰,
扩大海军实力,日本自忖,难与为敌。而苏联远东陆军也部署完成,海兰沧、
赤塔的空军,海参崴的潜艇,皆于日本极大威胁。1935 

1 
月喀尔喀庙事


件发生,苏联态度日渐强硬,东京参谋本部估计日苏战争终将不免,若不先
将华北纳入日本操纵范围,一旦日苏事起,中国助苏抗日,日本将受夹击之
害,而若华北成为日本控制范围,华北即成日本资源供应之地。就当时实力
而论,侵夺华北,关东军并非实力不足,而关东军南越长城,必然造成与中
国正面交锋局面。而华北五省当局皆有与中央敌对历史,分化种子既已潜植,
诱胁手段正可运用。

分离华北运动也可使南京政府陷入迎拒两难之绝境,还将为国民所唾
弃,拒将受关东军并吞。华北自治方案可坐享倒蒋乱华之局,以解除对苏作
战后顾之忧。

此方案发自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之手,南次郎又屡次在大连召集
关东军幕僚密商,然后报东京参谋本部和经过斋藤、冈田两届内阁讨论决议。

在另一面,也就是中国方面,1935 

3 
月中央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管
制金融施行新币,通俗地说,就是把全国的银元兑换成纸钞法币。将白银运
交上海国家银库,以法币代替银元在市面流通。金融权力集中之后,将使地
方政府永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中国统一之业,即将自此迈进,日本多年梦寐
以求分裂中国的策略即将由此破碎。再者,只有此法才能使中国成为战时金
融体制。这就是通过增加钞票发行数量,中央政府可以集中战争使用的资金。

此举使日本上下震惊,驻华日人怨恨愤怒。一旦中国币制改革成功,
将使日本经营华北的目的成为泡影,日本方面不能不产生恐慌和加速华北自
治进程。执行自治运动之人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兼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
土肥原贤二,前面多次提到,在此不得不引段文字,将此人再作简略介绍:
1883 

8 
月,土肥原贤二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农民之家。后来考入日本
军官的摇篮——陆军士官学校,成为步兵科第十六期生,学后又进入陆军大
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中国从事间谍活动。1918 
年他当上了驻华日本特务
头子坂西利八郎的辅佐官,前后达十年之久。

坂西的经验告诉他,了解中国的捷径是与中国人打交道,而想与中国
人打交道,就必须使自身中国化。为此,他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还学
会了四种方言,常常身着中山服或长袍马褂出入各种场合,甚至还加入了中
国的帮会。他想方设法了解中国的历史、思想方法和风俗习惯等,而对于中
国政界内幕、官场陋习,政府人事和各派明争暗斗尤感兴趣。在坂西的熏陶
下,土肥原开始同中国的要人们时相过从,与大批的军政显要巨商富贾混得
很熟。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土肥原善于体察人意阿谀取宠,处处毕恭毕敬,
以晚辈自称,加以他容貌温善幽默风趣,对事情似乎漫不经心,因而中国的
显要们不仅对他不加戒备,反而颇有好感。土肥原的住处逐步地成了热闹非
凡的场所,常常是冠盖云集宾客盈门。客厅里时而摆上中国的山珍海味,时
而又设一席日本茶道。在悠扬的歌舞声中,主客频频举杯,开怀畅谈。就在
这个人声鼎沸之时,他却静静地站在一旁,竖起耳朵,一字一句也不肯放
过。。就这样,无以数计的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方面的实情和
内幕都被他掌握。土肥原终于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国通”。

1928 
年,土肥原当上了东北王张作霖的顾问。在张作霖刚刚对日本主
子露出了一点点离心倾向之后,1928 

6 
月,便发生了炸死张作霖的“皇
姑屯事件”。以后,土肥原贤二因功晋升为关东军大佐特务机关长。两年以
后,他又参与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出任奉天(沈
阳)市长兼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发言人。1931 
年11 
月土肥原贤二又潜入


天津,劫持了溥仪,亲手参与炮制了伪满洲国,因此被擢升为少将。

1933 
年10 
月他再次接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连续插手内蒙“自治”和
进攻热河的阴谋。

多年间,他横行中国南北,插手军界政界,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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