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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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游行翌日向宋哲元提出控告，指控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操纵学
潮，要求驱逐蒋、胡离开北平，并惩办预防不力之军警。
第二次示威运动之后，学生中大部分主张作第三次游行，但未被学联
会接受。学联会接纳了清华、燕京学生要求，组织扩大宣传团，向平汉线附
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此议在第四次学联大会中通过。
扩大宣传团系由平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分五大队，下分大中小各
队及排班，再设常务、交通、组织、总务、纠察、调查、救护各组，悉采取
军事化组织领导与方法。
各队预定
1
月
8
日在固安会齐，召开大会。全团学生达3000
人，但宣
传成绩不佳。民众参加听讲者，好奇者占95％，同情者只占5％。固安之会
因宣传口号，发生左右派之争执。
右派主张，宣传口号只限抗日，左派主张宣传抗日并用倒蒋及打倒一
切帝国主义。
右派愤恨共产党人从中利用，退出宣传团。左派将所余团员重加整编，
约定
1
月10
日会于保定。但两日之后，各队均被冀察政务委员会便衣探警
分别截回。各团返平后与燕京、清华，东北大学等团体合组为“中华民族解
放先锋队”，其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实行列宁路线。1936
年
1
月人数为300
人，
9
月发展到1200
人，占大学生总人数1A10，此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志士，
逐渐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一二·九运动”的前十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工
人、农民、兵士、学生同心抗日。“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再度发表告
全国学生民众书，对华北学运备致钦敬，并请工农兵学不问信仰与否，一律
共同参加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恰与军警用封禁拘捕手段对付学生成为鲜明
对照。青年心理，何去何从自可明了。日本逼取自治，原想防中国赤化，今
日反使中国共产党势力深入华北，全民抗战思想深入人心。
日本人的失算不在国民政府之下。
中国近代史有两个明显的特殊现象，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鲜见。一个
是学生运动，一个是汉奸现象（汉奸现象下面再谈）。中国近代史中学生运
动迭起，世界各国学生运动都不像中国学运有其鲜明特点，有其鲜明的社会
性、时代性、民族性。一个王朝的更替，它的前奏都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
之后若干年这个旧政权消亡，以学生运动提倡的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权的思
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权。
举例说：
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康、梁作为参加殿试学生，率百余名学
子，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革新，后来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
力镇压，实则已使大清王朝摇摇欲坠。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
年“五四运动”，反对袁世凯21
条，袁世凯坐龙廷81
天，引起天
下大乱。
1926
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段祺瑞政府以枪林弹雨对待请
愿学生。段政府已在风雨飘摇。
此次“一二·九运动”牵引世局，至为重大。14
年后，国民党被赶出
大陆。
……
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运动有几个特点，
1．与外国侵略有直接关系。
2．一般在后期分化为两种观点，或者出现内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后波及全国。
4．代表着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新思维。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其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经过北伐初
定中原。没有远见的领袖们往往取得了政权掌握住军队以后，就忘记了中国
的一条古老的思想：“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蒋介石为何迟迟不进行抗日？
他有他的道理，如：国家尚未统一，共产党势力壮大，经济脆弱，没有战时
金融体制，没有战时兵役法等等。说到底，是还没有剿灭共产党。可是外交
外战不断失策失利，国人无法忍辱。1931
年“九·一八事变”，连日本首相
犬养毅都暗示中国要打一打关东军的气焰。可是张学良将军下令驻守在奉天
（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抱着枪躺在兵营里假装睡觉，看看日本兵冲进来好
意思开枪吗？现在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可是这是真的。“塘沽协定”、“何梅
协定”、“秦土协定”，国人都无法理解。尤其令民众愤怒的是，政府对手无
寸铁的学生下得狠心，而对嚣张跋扈的日本人却软弱无能。中国历史上不是
也有烛之武退秦师，蔺相如完璧归赵等不畏生死的爱国志士嘛，现在怎么没
有！一个政权将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继之封住他们的口，镇压他们
的反抗。自国民政府建立，到1935
年不过十余年的历史，军事北伐，政治
南侵。好像自其诞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国固有的病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再不需要一个准皇帝代替
一个旧皇帝，一个变相的独裁代替一个名正言顺的独裁。宋哲元提出的“结
束训政，实行宪政”——虽然提得不是时机——也代表着一种思想倾向。
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强调民意，在取得政权以后，强调综合国力，也
是历史必然。
曾参加“一二·一六运动”的一位奥地利学生在1939
年著书中说过这
样一段话：
“……学生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能坐看外国的侵略；政府也是对的，因
为他们想避免一场必败的战争。学生不能体察到开战以后的局势，而政府必
须取得青年的拥护，才能完成他苦心撑持的政策。。”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讲过类似的观点。可是当时政府举措维艰，
与青年之间距离难以弥合。1936
年
1
月16
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在
南京中央军校接见师生代表。
在这之前左派学生就以“听训”之词嘲侮赴京代表。蒋的
3
个小时讲
话，虽得到与会代表信任，但未能造成深远影响。宋哲元“军队都没有办法，
学生又能起什么作用”的话，同样远远没有料到“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
许远远超过了他们10
万大军的力量。
当局是不会听学生和民众意见，官本位国家的传统就是尊卑有序。12
月18
日，以宋哲元为首的华北当局还是半秘密地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以长城抗战树立起来的二十九军形象，使民众大为失望。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前没敢公布日期，18
日凌晨从东单到外交部街一
带布置大批军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成立大会极为冷清，到会来宾、记者、
工作人员共20
余人。宋哲元致开幕词后，委员代表李廷玉讲话，成立仪式
只用20
分钟就草草收场。
接着举行首次委员会议，宋为委员长理所当然，推选常委三人，即：
秦德纯、刘哲、王揖唐。秦德纯属西北军势力，刘哲虽然是前教育总长，属
东北军系统，王揖唐是前国务总理，典型亲日势力，这三个常委也算是三足
鼎立吧。再看整个人员安排，最高顾问非土肥原莫属。其中委员如下：
西北军势力：
秦德纯（北平市长）
肖振瀛（天津市长）
张自忠（察哈尔省主席）
石敬亭（原西北军参谋长）
门致中（原西北军军长）
东北军势力：
万福麟（前黑龙江省主席，五十三军军长）
刘哲（前教育总长）
胡毓坤（前东北军军长）
程克（前天津市市长）
亲日势力：
王克敏（皖系干将，行政院北平政整会代理委员长）
王捐唐（前国务总理）
高凌霞（前国务总理）
李廷玉（前代理江西省主席）
贾德耀（皖系旧人）
冷家骥（资本家）
不久，在日方坚持下补充亲日势力，齐燮元、汤尔和、石友三、曹汝
霖、陈觉先等。
以后又以各种名义安排了平津地区下台军阀、失意政客和亲日汉奸100
多人。其中包括潘毓桂、白坚武、张弧等。这些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全部倒
向日本人，积极参加了伪政权的建立工作，在日本人的安排之下控制敌伪时
期华北政权。
这些亲日分子中，身居要职，能量很大又深为国人切齿的人物，恶行
不胜枚举者，不妨再介绍，一下潘毓桂、石友三。
潘毓桂，安徽人。其父潘文楼与宋哲元祖父是同学。后来潘文楼在广
西做知府，宋的父亲宋湘被潘聘为家庭教师。1935
年
7
月潘与白坚武、石
友三发动北平叛乱，未果退隐天津，后又到北平。抗战时期红极一时的名为
中国人实为日籍电影明星李香兰就是在潘毓桂家中长大，潘收其为干女。在
贫穷落后的中国人中，潘的生活水平可算凤毛麟角，家中有红外线抽水马桶，
每日24
小时可洗热水澡，“文明”的程度和现代人比，恐怕大款莫及。潘在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任政务处长，其貌似为宋出力实为内奸，1937
年
“七七事变”前后其不断把军事情报密报日方。事态严重以后，每次军事会
议情况，军力部署调动，日人了解一清二楚，主要情报来源即出于潘毓桂之
手。南范血战失利，佟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殉国，即因潘的出卖。
石友三在
7
月叛乱失败以后，逃回天津，四处活动以图再起。石觉得
混得无聊，每日必去泡名妓王双喜。这个女界名流对他也很仗义，每天不叫
他掏出三万块银元绝不歇手。
因石友三在西北军时是宋的旧部，二十九军占据平津以后，宋深知石
必不甘寂寞，为笼络住石，免其闹事，与石商量，任石为冀北保安司令，并
把陈光然等两个团交给石指挥，同时将石自己拉起的人马再编两个团。石知
宋意，把陈光然交给他，实是看住自己。石友三知道自己名声不佳，在宋的
眼皮底下拉起人马必很困难。石相信占卜扶乩，求签为“上上”，石高兴地
带着姨太太和十几匹宝马到北平安定门外的黄寺上任去了。
石友三很善交际，和土肥原、今井武夫多年前就有交往。
“七七事变”之前，石获悉东京、北平在传闻“七夕之夜必发生柳条沟
事件”（柳条沟事件指1931
年
9
月18
日在奉天柳条沟引发“九·一八事变”）
石马上驱车在北平城里四处寻找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见到今井立即表
示：“七夕之夜如果中日两军发生冲突，我部决不与日方为难。”宋哲元撤出
北平时挟其南撤，石友三趁局势混乱收罗散兵，扩大实力，不久即扩充到12
个团。土肥原这时已被任命为师团长也在鲁南一带，石又与土肥原恰商投靠
之事，后来被高树勋将军诱捕勒毙，埋在黄河沙滩里，让他魂归大河了。
石友三与殷汝耕不同，殷投靠日人，打出大义凛然旗帜，呐喊所谓救
亡口号。明知自己不光明，却用光明的口号塑造光明形象。而石友三对自己
投敌却毫不遮掩地说：“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
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这也是汉奸的一个种类！
第七章 日本国内军人叛乱
曾在燕京大学读过书并参加“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一名奥地利学
生在1939
年著书，书中提到：
“中日之战，在中国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迟了五年。日本容许中
国准备五年，始行开火，是太迟了；中国如在1937
再坚忍五年，日本或至
不敢再和中国作战。。”
20
世纪30
年代日本正面临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由于军费支出连年直
线上升，迫使国家总预算连年有增无已。昭和
6
年（1931
年）由于爆发“九·一
八事变”，日本军费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31．2％。昭和
9
年（1934
年）便
激增到44％，昭和11
年（1936）又增至47．7％。日本政府弥补巨额赤字
的可行之策唯有发行公债和多印钞票，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日元贬值。
再加上劳工工资降低，米价跌落，益以岁荒，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员
踯躅街头，劳资纠纷层出不穷，都市农村经济同时陷于绝境。昭和
7
年（1932
年）年底，平均每一农户负债2000
日元。各地报章每天都在刊登令人怵目
惊心的社会新闻，诸如“生计日艰，悬梁自尽”、“走投无路，父子自杀”等
等。
另一方面，基于所谓军需景气的刺激，使明治维新以来的产业结构逐
渐转向战时体制。日本政府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用国家权力来加强
大财阀们对主要产业的控制力，三井、三菱、住友、日产、申岛相继壮大，
形成巨大的独占资本。这些大财阀们和军部、政府勾结，他们被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