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道家-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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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般研究历史文化学术的习惯,一提到道家,不是想到老子与庄子,便是想到神仙与“方士”,甚之,把老庄、神仙、“方士”三位一体,构成一个“迷离扑朔”的道家形态。每当大家一提到“方士”就很自然地依循传统的观念,认为他们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燕、齐之间。这批“方士”,大谈其阴阳不经之说,与烧炼神仙丹药之术。因此,流传下来,至于秦、汉之际,服用“方士”的丹药就可以成为神仙,做了神仙,便可以长生不死的观念,就普遍地深入人心了。对于这种观念的信仰,与追求神仙丹药的风气,一直或明或暗地笼罩着中国历史社会,达两千年之久,上至帝王,下至平民,历来都很普遍地受到这种“迷信”观念的影响。大家尽管“口说无凭”,其实都是“心向往之”。在历史观念上,我们都人云亦云,既然认为“方士”是战国时期燕、齐之间的产品,可是,大家都忘记了问一问,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只有燕、齐之间,才会有“方士”的产生呢?他们学术思想的根据,难道完全没有可靠的来源,都是凭空捏造,专为欺世盗名而骗人的吗?倘使真是如此,这些所谓的“方士”欺世骗人的谎言与技术,也非常足以自豪了。因为他们不但欺骗过去历史上都属于第一流的聪明人,同时他们欺世骗人的遗风,居然能够一直维持了几千年,这岂不是一件大有可疑的怪事吗?因此,我们就需要把战国时期,燕、齐之间出来的这些“方士”的根源,反复追查一番了。
(一)上古传统文化与周代的道术
讲到上古文化与道术,自魏、晋以后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两种观念,一是相信传统的历史,绝对崇古而信古的;一是怀疑古代历史的传说,尽量想在古人留下的文化遗迹里,寻找证据,推翻旧说的。时代愈向后来,距古愈远,疑古的观念也愈加浓厚与兴盛。文化与历史,事实上本来是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我们自古以来,素来传说的上古历史,往往是与远古史合一的。但是对于远古史只有传说,有关远古正确的资料太缺乏,所以抱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如孔子,他在整理远古与上古文献的时候,十分谨慎地删定《书经》,断自唐虞开始。关于唐虞以上五帝的传说,只有散见在《大戴礼》与《春秋》的附带叙述之中了。那便是虽然好古而不疑,到底还是需要采取可以徵信的资料,因此以虞、夏做为断代的开始。后人再退而求信,便以夏、商、周三代做为标准可信的史料。不过,到了近代和现代,有的采用西洋文化与史学的观点,对此也表示怀疑了,那是另一问题,在此暂且不加讲论。但从孔子开始,虽然断自唐虞为准,而在周、秦之际,诸子百家的传述著作中,仍然存疑存信,保留许多自远古与上古相传的历史资料,后来就为道家与道教的思想全盘接受。而且自两汉以来,从事传经注释的儒家学者,在他的注经观念中,也有许多地方明贬暗褒地保存这种传统的思想。究竟我们的远古与上古的文化史,应该确定是如何如何的,我现在站在道家思想的观念来讲,实在很难说。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自称为继孔子著《春秋》后,五百年来的第一人,而且还是极其崇拜孔子的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家司马迁,在他的著作《史记》的思想系统中,了解一下他对于上古文化史的看法。他虽然在《伯夷列传》上提到:“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但非常显然的,他在孔子所传述的六艺以外,仍然不能忘情于其他“极博”的古籍上的传说。所以他在写帝王的世系时,就要为五帝作本纪,而且首先提出黄帝,比起孔子保存三代可以征信文献的观念,又是另一的态度与看法。所以,他在《五帝本纪》的“赞”里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与缙通)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球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第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维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在他的《五帝本纪》“赞”里,我们可以看出以他考察所得的结果,“长老皆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是说明民间老前辈们的传说,处处都提到黄帝,同时,尧与舜的地方,文化风俗的教化遗迹,也各有不同之处,并不完全一致。其实,不但尧、舜的风教,各自代表不同的时代与地方的背景,就是尧、舜、禹三代的风教,也各自不同,并非完全是一贯的传统的,何况夏、商、周呢!
司马迁在《史记》里,虽然提高了历史文化年代的观念,然而后人崇信上古传说的,还是觉得不满足,所以在唐代,便有司马贞为《史记》作补直,根据道家传说,又写了一篇《三皇本纪》,更从黄帝以上,一再向上高推。如果再看更晚的历史学家,他们采用道家对于历史文化演进的观念来讲,从三皇以下,至伏羲画卦,再降到五帝的开始,少说一点,已经有十二万年的历程,多说一点,可以远推到一百多万年前。后来宋代的邵康节,著《皇极经世》,创立对历史演变的一种新算法,使用他自己得自道家思想的律例,裁定自三皇到唐尧甲辰年止,共该为四万五千余年。我们如要了解道家的文化思想,要了解中国文化历史旧说,请看这些所例举的少数资料,不知大家作何感想?当然啰!你也可以说它为荒谬不经之谈,这是你个人思想上的自由,谁也不能随便说一个“不”宇。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回转来采用司马迁的办法,虽然“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精神,再来大体而广泛地讨论一下六艺五经的资料,便可了解上古文化思想,与道家学术的渊源了。不过,我们现在只就六艺有关的五经现成资料来讲,既不管它内容考据的真伪问题,也无法仔细讨论,只是讲其大略而已。有关五经文献的文化思想,最主要的两部书,就是《易经》与《书经》。自汉、魏以后,提到五经与文化史,大体都以《易经》做为“群经之首”。因为历来传统学者,认为中国文字与文化学术的起源,都在伏羲画八卦,为有书契的开始,《易经》就是从八卦的演变,进为文化学术思想的一部书,它与医药等术书一样幸运,在秦始皇烧书时期,被认为是属于卜筮一流的术书,所以没有把它烧毁。《易经》学术思想的发展,据历来传说,有连山、归藏、周易等三种易学的流派,然而连山易与归藏易,原始确切的陈迹久已难寻,我们所流传的《易经》,只有《周易》一书,那么,没有被秦始皇所焚烧的,就是这部《周易》?或是三易统统未烧?其中又是一大疑问了。现在暂时不讲这些问题,只是根据《周易》来讲伏羲画八卦以后,上古文化演变的路线。
八卦,原是以八个符号来表示物理宇宙的图记。其中含有阴阳互变,用来归纳万事万物变化的迹象,因而产生八八六十四卦,做为分析归纳人事物理的法则。它与黄帝时代所发明天文上的天干、地支符号,与唐虞以后而历夏、商、周的五行术数一”样,由上古伏羲时代而经五帝至三代,都是各自有其独立的系统,各自代表上古氏族社会的地区文化,与时代文化的异同,原来并不一致。把八卦、五行、天干、地支,完全综合融会起来,加上天神与人事合一的观念与计算方法,因此演变为中国原始的物理理论科学,同时又变为神秘而类似宗教性的学术,实在都是两汉学者与道士们的杰作。复因此而成为占卜、谶纬等术的泉源,更使易学半明半晦,永远人于秘发之林了。可是,我们根据《周易》的研究,却又另外发现一个问题,那便是由上古圣人伏羲所画八卦的易学,经过周文王的造辞,与他儿子周公的解释,把这类原始宇宙物理理论性的学术内涵,取用了它大部分的内容,变为发扬人文道德,奠定伦理标准的人文思想了。后来历经五百年左右,孔子又继文王、周公以后,研究《周易》,更加融会贯通的,用它来说明人事哲学的原则。于是,后世言《易经》,便有理、象、数的分途之学。以专讲人事道理的通义的,就归之于易理的范围,以专究天文、物理、生理等阴阳变化的,就归于象、数的范围;讲象、数,独推道家,言事理,兼及儒家,这便成为魏、晋以后道家学术思想,与修道理论的哲学根据。换言之,秦、汉以后道家学术思想,由科学而哲学的根据,实在是从《易经》学术的源流而来,也可以扩大地说,是上接伏羲、三皇、五帝的传统。但是,我们在《书经》(《尚书》)所载三代以来的文献中,除了一篇《洪范》,提到五行的思想以外,实在再找不出更多有关于《易经》的资料,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这也就是在讨论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必须要追踪寻求周代以上文化来源的问题了。
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先由西北高原开始,逐渐向黄河下游发展,到了三代以下,便形成中原文化。这一系统文化的老祖宗,大致都上推自伏羲画卦做开始,以黄帝轩辕为中心,终以文王演绎八卦的《易经》哲学,奠定自伏羲,经黄帝,至于文王一系的学术思想,发源于西北高原,展开于黄河流域中心地区的文化。我们姑且假定一个名辞,叫它为《易经》学系的文化学术,或者称它为中国上古西北高原的文化思想:前者的名称,是以经学做中心,后者的名称,是以地理历史做代表,它与孔子所搜集编著三代政治历史资料的《书经》(《尚书》)文化,俨然是两个系统。因为《书经》所保留政治历史文化的资料,自唐、尧、虞、舜、夏禹,至商汤而至于周代的文化,除了经过周公的融会而集其大成,制定周代的礼、乐、文教,刑政以外,从三代以至于商汤,大致都是起自黄河中心流域东北方的文化思想,所以我们也可以叫它为《书经》学系的文化学术,或者称它为中国上古黄河中心流域东北方的文化思想。
我提出这个对于上古文化,经历三代而到周、秦之际的两大观念,也便是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侯各国的文化学术思想,是宗奉周室的周制,而因各自秉承宗族文化的传统不一,仍然有各自为政的精神存在。再由周代而远推上古,前从唐尧、虞舜更加上潮,后从夏禹一直到周代建国,显然是各有它承继的体系,因此更可了解中国文化的统一,都是秦、汉以后的事实。至于周、秦以后道家学术思想的内容所属,与燕、齐“方士”学术的根源,却与上古西北高原文化,自有息息相通的关系。如果忘了这个历史演变的陈迹,对于道家学术思想,当然就有陌生或无因而突起的感觉了。至于后世以孔子做代表的儒家学术思想,偏重于人文道德伦理的文化,实在是受周公礼、乐、文教、刑政思想的影响,渊源于《书经》的三代文化而来。这在孔子之孙子思所著的《中庸》里,也很明显地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便是很好的说明。孔子的晚年学易,大体仍然纳于人文的规范,依然是循文王、周公的思想路线而发展。
讲到这里,我们顺便一说伏羲、黄帝等,有关于上古文化学术思想的资料?以供研究者注意:
根据旧史的记载,伏羲生在“华胥之渚”,后来定都于陈。所谓“华胥”,就是陕西西安附近的蓝田县。所谓陈,就是河南开封区域。伏羲以后的神农,旧史称为炎帝的,他出生在姜水,后来便继伏羲而都于陈,再迁山东的曲阜。所谓姜水,就在陕西的歧山县西。伏羲是渔猎社会时代的领导者,神农是农业社会时代的领导者。渔猎社会的生活,是由西北高原向黄河上游流域发展的过程。农业社会,自然必须步入平原地带为适合,这便是由伏羲到神农时代,文明进化的必然情形。
至于黄帝轩辕时代,文化文明,已经进入初期集成的时期,也就是后世判断历史文物,裁定上溯始于黄帝的原因。黄帝生于“轩辕之邱,因名轩辕。”所谓轩辕,就是河南新郑县西北,后来因蚩尤的作乱,炎帝神农氏族的衰败,黄帝首先发明训练动物,如熊、虎等猛兽作战,我们借用一句现代化的术语来说,他建立一支动物的机械化部队,在(皈泉)河北保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