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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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写下任何不真实的或者非我所发现且不能确定的东西，真理对我来说是如此可贵，因此我不会通过撒谎来获得任何人的热爱以及上帝及其作品的赞美。因为上帝不需要撒谎者。”　
　　　　16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专题研究特别令人感兴趣。在这些研究中，主要有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1517—1564）①和古依劳莫·朗德勒（Guillaume　Rondelet，1507—1566）②所进行的鱼类、鸟类和海洋动物研究。贝隆曾到近东收集资料，在其《论鱼类的特性和效用》（La　nature　&　diuersite　des　poissons，1551）一书以及论述各种动物、蛇、草、树、男人和女人的著作《图集》（Portraits，1557）中，他展示了这些资料。贝隆在“鱼类”中包括了所有生活在水中或者傍水的动物。他收录了鲸目动物，并描绘了一头逆戟鲸的分娩过程，在其产下的幼鲸身上仍然缠系着胎盘，因此使得其有可能把鲸确立为哺乳动物（图3．2）。贝隆的比较解剖学论文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他在文中并列描绘了人和鸟的骨骼，引入注目的是两者各种恰当的同源关系（图3．3）。他还给新大陆的一只“水”鸟（实际上是一只巨嘴鸟）的喙绘了草图，而同时他也乐意画出西奈半岛各种飞蛇的插图和一种形如修道士的怪鱼插图。后来这幅怪鱼插图被格斯纳和朗德勒两人袭用。　
①法国博物学家。——译注　
②意大利博物学家、医生。——译注　
　　　　朗德勒的研究动力至少部分源于他要确证亚里士多德各种观察材料的希望。他在著作中仔细描述了地中海的生物。但像贝隆一样，他也收录了与水有关的其他动物，如海龟和海豹，且并不反对描绘从格斯纳和贝隆那里借鉴来的诸如修道士鱼或主教鱼这样的怪物。　
　　　　在16世纪后期，有大量的专题著作得以出版或完成。格斯纳曾向约翰·凯厄斯（John　Caius，1510—1573）要过一本论狗的书籍，并向爱德华·沃顿（Edward　Wotton，1492—1555）①和托马斯·佩尼（Thomas　Penny，1530—1588）要过一部论述昆虫的书籍。前者于1570年在伦敦问世。后者则由伊丽莎白时代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医生托马斯·莫菲特把沃顿、佩尼和其他人的注释搜集到一起，最后于1634年出版。　
①英国博物学家。——译注　　　
　　　　16世纪探险活动所带来的对动植物越来越详细的描述，也具有重要意义。到了该世纪末，一些更加令人惊奇的动物的绘图在欧洲出版物中已是非常普遍，但直到17世纪人们才开始对出现于世界各新发现地的动物进行仔细编目。维莱姆·皮索（Willem　Piso，1611—1678）有关南美各种鱼类、鸟类、爬行动物类和哺乳动物类的绘图，精确地描述了诸如水豚、貘、猴、各种树懒、美洲虎以及南美食蚁兽这类异国动物。雅各布·邦特（Jacob　Bondt，1592—1631）为东印度（山e　East　lndies）作了类似的工作。他纠正了犀牛有着铠甲般外皮的早期描述，并声明，尽管几乎没有其他欧洲人曾见过这种野兽，他却曾见过数干头（图3．4和3．5）。同样，他还亲自对老虎进行了描述，并绘制了猩猩的图像。他高兴地认为猩猩就是普林尼所描述的萨梯（图3．6）。　　　　　　　　
植物王国与医学传统　
　　　　医用植物的知识可以追溯到很早时期，但严格意义上的植物学研究并未成为古代自然哲学的主流。亚里士多德的植物学著作仅留下一点残篇断章，但这的确表明了其有趣的抽象本质。他的学生提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80一前287）①写了一部《植物史》（History　of　Plants），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涉及的是植物的繁殖。该书于1483年用拉丁语第一次出版，此后又于1497年以希腊语出版。它成了该领域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基本原始文献。　
①古希腊植物学家，曾掌管亚里土多德学园的工作，并使其达到兴旺的顶峰。——译注　
　　　　然而，人文主义者对提奥弗拉斯特的兴趣肯定逊色于那些描述各种植物并列出其药用价值的实用草本志。在这方面，古代残留下来的主要有阿拉扎比乌斯的皮达尼乌斯·狄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oscofidesof　Anazarbeus）所写的有关药物的著作。他是公元1世纪时的一位随军外科医生，对约500种植物进行了描述并作了插图，着重强调了它们的药用。他所用的图解有一部分是新创的，但有一些却要回溯到也许可以追踪至克拉居阿斯（Crateuas，公元前1世纪）②的早期传统。古代高质量的植物插图在狄奥斯科里德斯这部著作的手抄本中得到了最好反映。人们猜测这个抄本是为元老院议员弗拉维乌斯·安尼修斯（the　Senator　Flavius　Anicius）的女儿朱利安娜·安尼西娅（Juliana　Anicia，6世纪早期）制作的（图3．7）。这些插图于16世纪中叶在君士坦丁堡重新被发现，并卖给了神圣罗马皇帝。但它们对文艺复兴时期植物插图的影响似乎有限，因为在此之前，依据活标本绘制各种新插图的需要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　
②古罗马时期曾任小亚细亚古国彭都司国王的御医，被认为是第一个描绘了植物形态图的人。——译注　
　　　　植物插图的历史一直有完整记载，可追溯自6世纪的手抄本，经历了中世纪的艺术衰落，然后一直到16世纪早期艺术家和植物学家新的联合。早期的插图传统使人们有可能受到一千多年来那些独特绘图的影响。即使一代又一代抄写手在制作新的手抄本时遗漏了某些细节，人们还是有可能在数百年后的新本中认出原件。　
　　　　人们对具有医用价值的草本植物的持久兴趣，导致了与这些草本植物有关的各种书籍不断问世。马瑟（Macer）10世纪所编的草本志调查了约80种植物，13世纪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巴塞罗缪·安格里克斯（Bartholomew　Anglicus）以许多篇幅专门介绍了植物知识。这些著作及其他著作，与古代传统和当地习惯相结合，促使15世纪后期大量区域性草本志的出版。这类文献的典型是德国的《植物图集》（Herbanus，1485）。书中有许多附有说明的、有权威性的原创植物木刻图，并列出了这些植物的药用价值（图3．8）。但该书却超出了植物界的范围，还绘制了包括象、狼和鹿在内的大量动物插图并作了说明。同样，书中也详细讨论了那些被认为具有医疗价值的金属和矿物（包括磁石和金属汞）。　　　
　　　　德国《植物图集，植物志》（Herbarius，Le　Grant　Herbier，1458）和《格雷特草本志》（Grete　Herball，1526）早期插图精美的版本可与狄奥斯科里德斯的早期印刷版本相媲美。在此，由于涉及到一部重要的早期原著，人文主义者则运用他们惯常的学识去制作一部尽可能精确的原著。就像人们所料想的那样，他们几乎不重视通过插图的描述来识别各种植物。相应地，狄奥斯科里德斯的早期希腊语版本缺乏插图，而后来的各种版本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善。迟至1549年，出现了一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双栏对照版本，其附录中列出了在有各种不同文本的较早版本中发现的长达10页的错误。然而，尽管这种版本对于古典主义者具有价值，但对于医生来说则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另一个逐渐才认识到的困难就是，狄奥斯科里德斯所描述的许多植物在北欧并不存在。人们对识别植物的不断增长的兴趣，对新药特性的探求以及对新植物的认识，这一切导致了在欧洲各个医学院（首先在帕多瓦，1533年）设立植物学教席。同样的压力导致了16世纪末期在佛罗伦萨、波伦亚（Bologna）、巴黎和蒙彼利埃（Montpellier）建立了公共植物园。　　　
　　　　随着对植物进行新的研究，以及对它们那些有效用的医药特性的认识不断增加，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对植物的精确描绘。到了16世纪中叶，无论是人文主义者的纯洁原著，还是中世纪的陈旧木刻，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草本志的新时代开始于奥托·布伦费尔斯（Otto　Brunfels，1489—1534）①在1530年、杰洛米·博克（Jerome　Bock，1498—1554）②在1539年、列昂哈德·富克斯（Leonhard　Fuchs，1501—1566）③在1542年所写的那些著作（图3．9）。这些著作展示了源于自然的各种新插图（图3．10）。尽管其中存在许多错误（如布伦费尔斯坚持认为德国植物就是狄奥斯科里德斯所描述的植物，或富克斯使用的字母分类体系），但只有这些插图使植物研究产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些作品不太令人满意，而且在许多人看来，它们似乎并没有在狄奥斯科里德斯著作的基础上取得进展。因此，这部论述药物学的古代著作，仍然成了16世纪最流行的草本志。这要极大地归功于皮埃尔·马蒂奥利（Pierre　Mauioli，1501—1577）④的努力，他对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进行了编辑和评注（1544年），在对这部古代作品的最新修订中收录了各种精确的插图和16世纪发现的新植物。这个世纪及此后的一个世纪出现了近百个版本的马蒂奥利评注本，有的附有狄奥斯科里德斯的原著，有的则没有。　
①16世纪植物学家。表明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植物群。——译注　
②16世纪植物学家。表明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植物群。——译注　
③德国医生和植物学家。1542年写成《植物史》。他编纂了第一部植物名词术语的重要词汇，为近代植物学铺平了道路。——译注　
④意大利植物学家。——译注　　　
　　　　马蒂奥利所取得的成就的确不止于使狄奥斯科里德斯成为医药植物学家在实践上的领路人。由于充分意识到化学过程所具有的新的医学意义，他在其著作后来的版本中，增补了对蒸馏设备和蒸馏程序的描述。在他看来，这些材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到那时，对“精气”（quintessences）的探求已被人们广泛认识，而且这些古人不曾所知的方法当时已是人所共知了。实际上，马蒂奥利在这一点上追随了一种中世纪的传统。在维拉诺瓦的阿诺德、路佩西撒的约翰（14世纪）以及包括赫罗尼玛斯·布伦斯威格（HieronymusBmnschwig，1440—1512）和菲利浦·乌尔斯德（Philip　Ulstad，活跃于1525年）在内的大量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作者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　　　
　　　　这些论述蒸馏的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是由康拉德·格斯纳撰写的。他的《万有文库》（Thesaurus　Euonymi，1555，1569）很快被译成欧洲各种主要的语言。该书许多篇幅是关于蒸馏药草的各种技术，它的英文译者贝克（Baker）建议他的读者们要：　
　　　　“学会用技术分离出那些显现出来的和隐藏着的纯正物质的方法，这些方法在医学中极大地有助于祛除那些难以治愈的疾病……＇此后）我们在眼前清楚地看到，经过化学蒸馏所得的药物的功效，比那些正在使用的或惯常使用的药物更有价值、更好并且更有效。”　
　　　　贝克坚持认为，这些疗法能治愈瘫痪、癫痫、气喘病、抑郁症、法国天花、痛风、痢疾、结石、腹痛，甚至麻风病。贝克、格斯纳甚至马蒂奥利都赞同如下观点：化学蒸馏的确有可能从一种草药中有效地分离出纯净并且有效用的成分。　
来自新大陆的喜讯　
　　　　早期植物志的不足之处在16世纪渐渐显露出来，因为它们的插图陈旧，遗漏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共有的植物，并且缺乏化学材料。必须在这类名录中增补论述植物的内容丰富的新材料，这些植物是前往东印度和西印度旅行的航海家们带回欧洲的。他们的著作讲述了那些富饶的新发现地。他们不仅记载了奇异的兽类，而且还描述了矿藏和不寻常的植物群。在这些珍宝中极其重要的是当地居民用作药物的许多新的药草。它们给那些在欧洲恐怕是无法治愈的疾病带来了新希望。对这些植物的描述最先出现于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著作中，但很快被转译、摘录、合并进新的草本志。连狄奥斯科里德斯也利用这些材料来使自己了解最新趋势。阿迈托·路西塔诺（Amato　Lusitano，1511—1568）在他的评注（1553年）中明确表示他曾搜求过东方植物的标本。而马蒂奥利甚至更加孜孜不倦地寻求对亚洲植物进行新的更好的描述。　
　　　　印度药用植物的原始资料主要出自加西亚·德奥塔（Garciad'Orta，1501—1568）之手，他的《关于印度药草与药材的密谈》（Colo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e　Sonsas　medicinas　da　lndia）于1563年在果阿（Goa）①出版，书中描述了约60种植物。作为一名祖先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德奥塔在1534年漂洋过海前往果阿学习新药之前，曾在里斯本讲授医学。他承认，“如果我呆在西班牙，我就不敢说反对盖仑和古希腊人的任何话”，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