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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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ical　Philosophers：Chemical　Medicine　from　Paracelsus　to　Van　Helmont”），载于《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12（1974），第235—259页；《英国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The　English　　　　
　　Paracelsians，London，1965）；《文艺复兴时期化学作品中的数学与自然》（“Mathematics　and　Nature　in　the　　　　
　　Chemical　Texts　of　the　　　　
　　Renaissance”），载于《安比克斯》（Ambix），15（1968），第1～28、211页；《文艺复兴时期化学作品中的运动观点》，载于《爱西斯》（Isis），64（1973），第4～17页；《文艺复兴时期的化学与罗伯特·　弗拉德的研究》　（“Renaissance　　　　
　　Chemistry　and　the　Work　of　Robert　Fludd”），收于《17世纪的炼金术与化学：1966年3月12日在克拉克图书馆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集》（Alchemy　　　　
　　and　Chemist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apers　Read　at　a　Clarklibrary　　　　
　　Seminar，March　12，1966，Los　Angeles，1966）。那些对化学论哲学的早期论述更感兴趣的人，应该把奥斯瓦尔德·　柯罗尔　（Oswald　　　　
　　Croll）的《发现伟大而深奥的自然秘密》（“Discovering　the　Great　and　Deep　Mysteries　of　　　　
　　Nature”）找出来读一读，该文译自平内尔（H．Pinnell）《化学宫》（Basilica　　　　
　　Chymica，1609）一书的告诫性序言，并被收入他的《在四篇意义深远的论文中经过改革和改良的哲学》（Philosophy　Reformedand　　　　
　　Improved　in　Four　Profound　Tractates，London，1657）一书中。该书由艾伦·C·　狄博斯撰写序言的重印本即将出版。欧文　·　汉纳威　（Owen　　　　
　　Hannaway）在《化学家与化学：化学教学起源》（The　Chemists　and　theWord：The　Didactic　Origins　of　　　　
　　Chemistry，Baltimore　and　London，1975）一书中对柯罗尔和安德烈斯·　利巴维乌斯那些相互冲突的观点进行研究时，已经找到了化学这门学科的起源。至于想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化学家来了解地球宇宙重大事件的人，可以看一看富兰克　·　道森　·　亚当　（Frank　　　　
　　Dawson　Adam）的《地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eological　　　　
　　Sciences，1938；rpt．New　York，1954）。　　　　
　　我们在赫罗尼玛斯·　布伦斯威格　（Hieronymus　　　　
　　Brunschwig）《蒸馏书》（Book　of　Distillation，English　　　　
　　trans。，C．1530）的重印本中，可以看到化学方法对传统植物知识的重大影响，该书的序言由哈罗尔德·J．亚伯拉罕（Harold　J．Abrahams）撰写（New　　　　
　　York，1971）。整本重印的主要草本植物志为数极少。但约翰·　帕金森　（John　　　　
　　Parkinson）的《我们英国埃尔郡将允许建立的人间天堂、地上天堂或一座栽种各种鲜花的花园》（Paradisi　in　Sole，Paradisus　　　　
　　Terrestris，Or　a　Garden　of　All　Sorts　of　Pleasant　Flowers　Which　Our　English　　　　
　　Ayre　Will　Permit，1629；New　York，1975）却是一个例外。在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豪华对开《插图本药典》（Codex　　　　
　　Iulianae　Picturis　Illustratus，2　Vol。，Leiden，1906）中，可以看到古代晚期高质量的植物插图。　　　　
　　阿格尼斯·　阿尔伯　（Agnes　　　　
　　Arber）的《草本植物志：它们的起源与发展——　植物史中的一个篇章》　（Herbals：Their　　　　
　　Orion　and　Evolu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Botany，Cambridge，1912）仍然是药草文献最全面的概括，而莱温（C．E．Raven）《从尼克哈姆到雷的英国博物学家》（English　　　　
　　Naturalists　from　Neckham　to　Ray，Cambridge，1947）也是一部有用的著作。近期出现的一篇重要论著是卡伦·M·　里德　（Kaita　　　　
　　M．Reed）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植物学》（“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Botany'’），载于《科学年鉴》（Annals　of　Science），33（1976），第519—542页。杰里·　斯坦纳德　（Jerry　　　　
　　Stannard）写了许多有关中世纪和近代初期植物学的文章。读者将会发现，《作为医学文献的草本志》（“The　Herbal　as　a　Medical　　　　
　　Document'’），载于《医学史简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43（1969），第212—226页；《马梯奥利：16世纪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评注者》（“P．A．Mattioli：Sixteenth　　　　
　　Century　mentator　on　Dioscorides”），载于《堪萨斯大学文献学报》（University　of　Kansas　　　　
　　Bibliographical　Contributions），1（1969），第59—81页；以及《中世纪的药草及其发展》（“Medieval　　　　
　　Herbals　and　Their　Development”），载于《医学克利俄》（Clio　Medica），9（1974），第23—33页，这些作品特别有用。至于更普及性的描述，可参看埃莉诺·S·　罗德　（Eleanour　　　　
　　S．Rohde）的《古老的英国药草》（The　Old　English　Herbals，1922；rpt．NewYork，1971）。　　　　
　　各种新发现对欧洲博物学的影响，构成了唐纳德·P．拉齐（Donald　　　　
　　F．Lach）里程碑式的著作《亚洲之于欧洲的发展》（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2　Vols．in　5　　　　
　　parts，Chicago，1965—1977）中一个杰出的部分。阿尔弗雷德·W·　克劳斯比　（Alfred　　　　
　　W．Crosby）《哥伦布的交流：1492年的生物学及其对文化的影响》（The　Columbm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Westport，Conn。，1972）是一部特别重要的研究著作。博克瑟（C．R．Boxer）的《热带医学的两个先驱：加西亚·　德奥塔和尼古拉斯　·　蒙纳德斯》　（Two　　　　
　　Pioneers　of　Tropical　Medicine：Garcia　d'Orta　and　Nicolds　　　　
　　Monardes，London，1963）简短明了。由克莱门茨·　马卡姆爵士　（Sir　　　　
　　Clements　Markham）翻译并撰写序言的德奥塔《关于印度草药和药物的密谈》（Colloquies　on　the　Simples　and　　　　
　　Drugs　of　India，London，1913），以及蒙纳德斯《来自新大陆的喜讯》（Joy　full　Newes　Out　of　Newe　　　　
　　Found　Land，London，1925）这两部书，都有英文版。　　　　
　　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动物知识的原始资料比草本志更少。但是，爱德华·　托普塞尔　（Edward　　　　
　　Topsell）《四足兽史》（Historie　of　Four…FootedBeastes，1607）和《蛇史》（Historie　of　　　　
　　Serpents，1608）——　这两部书主要是基于康拉德　·　格斯纳　（Conrad　　　　
　　Gesner）的研究成果写成的——　在近年重印了两次　（New　　　　
　　York，1967；Norwood，N。J。，1973）。《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伦敦动物园》（The　Elizabethan　　　　
　　Zoo，London，1926）一书也选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卡罗特（E．Callot）《16世纪生命科学的复兴》（La　Renaissance　des　　　　
　　Sciences　de　la　vie　au　XVI　siecle，Paris，1951）和科尔（E．J．Cole）《比较解剖学史》（A　History　　　　
　　of　parative　Anatomy，London，1944）也是有用的著作。尽管人们并不赞赏查尔斯·　辛格　（Charles　　　　
　　Singer）《生物学史：生物研究概况》（A　History　of　Biology：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ving　Things，rev．ed。，New　York，1950）一书的实证主义倾向，但他们却称赞该书所选择的材料。　　　　
　　许多作者都讨论了血液循环的发现，但最频繁地被引用的一部简论则是查尔斯·　辛格的《血液循环的发现》　（The　　　　
　　Discovery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1922；rpt．London，1956）。马克·　格劳巴德　（Mark　　　　
　　Graubard）的《循环与呼吸：一种思想的进化》（Circulation　and　Respiration：the　Evolution　of　an　　　　
　　Idea，New　York　and　Burlingame，Calif。，1964）则对此作了一个有用的概括性研究。怀特曼（W．P．D．Wightman）的《科学医学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Medicine，Edinburgh，1971）是一部将哈维置身于一个更加宽广的医学史史境中的简论。　　　　
　　路德维格·　乔兰特　（Ludwig　　　　
　　Choulant）在其《解剖学图解及文献目录》（History　and　Bibliography　of　Anatomical　　　　
　　Illustration）这部重要作品中讨论了更具体的一些论题，该书由莫蒂默·　弗兰克　（Moaimer　　　　
　　Frank）编译（Chicago，1920）。奥马雷（C．D．O'Malley）的《布鲁塞尔的安德烈斯·　维萨留斯　1514—1564》（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1514…1564，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4）是维萨留斯的标准英文传记，而且奥马雷的《米歇尔·　塞尔维特　——　对其地理学、医学和占星术著作的翻译》　（Michael　　　　
　　Servetus．A　Translation　of　His　Geographical，Medical　and　Astrological　　　　
　　Writings，Philadelphia，1953）展示了塞尔维特这位谜一般的作者那些最有趣的原著。研究哈维的最重要著作是沃尔特·　佩格尔　（Walter　　　　
　　Pagel）的《威廉·　哈维的生物学思想：某些方面及历史背景》　（William　Harvey's　　　　
　　Biological　Ideas：Selected　Aspect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Basel　and　New　　　　
　　York，1967），后来他又为该书续写了第二卷，书名为《威廉·　哈维的新光辉》　（New　Light　　　　
　　on　William　Harvey，Basel，1976）。读者也许还希望读到肯尼斯·　戴维　·　基勒　（Kenneth　　　　
　　David　Keele）的作品《威廉·　哈维：巨人、医生与科学家》　（William　　　　
　　Harvey：the　Man，the　Physician，and　the　Scientist，London，1965）和格温尼斯。怀特里奇（Gweneth　　　　
　　Whitteridge）的《威廉·　哈维与血液循环》　（William　Harve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London　and　New　York，1971）。艾伦·G·　狄博斯在两篇论文中讨论了罗伯特　·　弗拉德对哈维研究成果的反应：一篇是《罗伯特　·　弗拉德与血液循环》　（“Robert　　　　
　　Fludd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载于《医学及相关科学史杂志》（Journal　of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16（1961），第374—393页；另一篇是《哈维与弗拉德：17世纪理性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Harvey　and　　　　
　　Fludd：The　Irrational　Factor　in　the　Rational　Scienc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载于《生物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3（1970），第81…105页。哈维的著作已经出版许多不同译本。专家们认为没有哪一个译本是完美无缺的，但任何一个译本都将使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哈维的风格和成就。最易于得到的是罗伯特·　威利斯　（Robert　　　　
　　Willis）在“　人人丛书　”（Everyman　Series）中的一个译本（1847）：威廉·　哈维的《血液循环及其他作品》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nd　Other　Writings，New　York　and　　　　
　　London，1952）。从哈维论述科学方法的那一节中也许很容易看出，哈维曾受惠于亚里士多德和盖仑，这一节也就成了由罗伯特·　威利斯　（Rotert　　　　
　　Willis）翻译的《医学博士威廉·　哈维作品集》中《关于动物生殖的解剖训练》　（Anatomical　　　　
　　Exercises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in　The　Works　of　William　Harvey　　　　
　　M。D。，London，1847）一集的导论，第151～167页。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所有人都提及血液循环发现的基本性质，但有关哈维对医学所起影响的作品却几乎没有出版。奥德里·B·　戴维斯　（Audrey　　　　
　　B．Davis）的《1650—1680年英国的循环生理学和医学化学》（Circulation　Physiology　and　Medical　　　　
　　Chemistry　in　England　1650—1680，Lawrence，Kan。，1973）以及皮得罗·　莱恩　·　英特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