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财富的钥匙:财富的革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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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培顿。杨最近出版的演化经济学著作——中译本书名为《个体策略与社会结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已经提供了结成社会网络的知识劳动者们的知识交换过程的演化过程的分析方法。
把贝克尔所论的知识扩散过程嵌入社会网络，这一研究议题正凸现为当代经济学讨论的热点之一。这一研究议题，由于涉及远比托夫勒的一系列著作专业得多的知识，此处不予介绍。在这样一篇短文里，我同样不可能对上述德鲁克提出的知识社会的两大基本问题有更深入的探讨。下面，也是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部分，我将尽可能简短地介绍博依索特的研究论文。
博依索特的《知识资产》，最近有了一个出色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故而我可以直接介绍他在提出了“知识资产”概念之后发表的最新论文——“数据，信息，知识”（《演化经济学杂志》，2004年，总第14卷，第4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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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4）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他在这篇论文里论证，我们对世界分类时使用的那些范畴，借助于情感与理性，已经先验地在各种特定情境内为我们设定了意向性。如波普所论，只有借助于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我们才可能生存到今天。数据之有意义，是因为接收数据的人已经积累了足够知识来理解这一意义。数据是低耗能系统，它只改变行为意向。
现在，我请读者参照任何一本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关于生产函数的部分，想象在只有两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平面内，存在一组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等产出曲线”——当生产者沿任一等产出曲线移动时，各生产要素以不同比率被转化为等量产品。为生产等量产品而可以选择许多不同的要素投入比率，这一性质被称为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关系”。物品之间存在足够强烈的替代关系，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分析结论得以成立的基础。如果，在诸如“知识”和“网络”这类情形中，物品之间的互补关系而不是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则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就将自行瓦解。
作为挽救新古典经济分析的一种方式，博依索特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函数，就长期演变而言，应当由一条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出现的各等产出曲线之间跳跃并向原点不断移动的知识路径来刻画。请读者仍然想象只有两类生产要素投入的平面，只不过，这两类生产要素不再是“劳动”和“资本”，而是“数据”和“物质”。
托夫勒所谓“跨越式发展”，在博依索特的理论框架内，可被理解为生产者的“知识路径”在各次浪潮的财富生产函数所对应的等产出曲线之间的跳跃——作为这些跳跃的结果，人类的生产从物质密集型日益演变为数据密集型。
为彻底理解博依索特的思想，我提醒读者查阅伯格森的一系列著作，经典如《创化论》和《材料与记忆》。通过这些著作，读者能够想象伯格森在19世纪末已经想象过的生物演化与自组织创造的过程。该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当生命从低级向高级演化时，它总是试图在由记忆支撑的日益扩展的想象空间内预期其行动的各种可能后果，而不是让直接行动把这些后果呈现给自己。读者不难判断，伯格森的创造性演化理论已经意味着博依索特的从物质密集型生产方式到数据密集型生产方式的演化。
有了以上所列的诸家理论，我相信读者将会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把握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提出的三项深层原理——时间、空间、知识。
注意，博依索特的演化生产函数无法表达托夫勒所强调的知识进步的日益加速倾向。托夫勒认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已经达到这样一种极限，此时，研究者必须通过对现象进行“量子”尺度的观察和分析，才可能获取新的知识。时间与空间不再是割裂的两概念，基于“量子”概念，时间与空间演化为统一的“时空”概念。不同于相对论视角下的时空运动，量子论视角下的时空运动，由于“测不准”，表现出“非严格决定论”的倾向。也因此，托夫勒对中国记者所提问题的回答是：“历史是不确定的，没有谁可以确切预测中国的历史进程。”
最后，我希望告诉托夫勒著作的中国读者：如同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位重要作者一样，托夫勒的主要著作，没有哪一部是没有争议的。例如，对托夫勒1995年的著作《创造新文明》，亚马逊网上书店至今保存着一份2002年5月发表的读者评论，十分中肯地批评托夫勒的预测缺乏“建构性”——究竟如何实现与第三次浪潮相适应的政治？另一份发表于1998年6月的读者评论，更直接批评托夫勒：“基于成问题的假设对未来加以预测”。类似地，我推测，许多中国读者会认为托夫勒在这部2006年新著中提出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未必可信。
仅以这篇短文，献给愿意思考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问题的读者们，并提供一些来自行为经济学、社会理论、知识论与经济学的思想线索。2006年4月24日，初稿于杭州“密云不雨斋”，2006年5月3日二稿于夏威夷瓦胡岛阿拉莫阿娜海滩，2006年5月9日终稿于美国加州圣克利门蒂“Vagabond Inn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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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所有的书籍从构思到成书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正如胎儿的成长会受到母亲子宫外事件的影响一样，一部书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肯定也要受到这一时间里给作家思想产生印象的各种事件的影响。因此毫无疑问，即使是一部关于未来的书，也是其形成过程中这一简短历史时期的产物。
写这部书所经历的时间就是进入21世纪之前的那12年时间。任何关心世界大事并且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错过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东京地铁站里邪教徒的毒气杀人事件、多利羊的克隆成功、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人类染色体组的破解、为避免计算机千年虫的发生而付出的种种努力、艾滋病、“非典”等传染疾病的爆发、“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印度洋的海啸……
伴随这些重大新闻的还有经济和商业上的剧变——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网络产业的兴起、金融市场的暴跌和复苏、欧元的启用、飞涨的石油价格、接连不断的公司丑闻、美国财政和贸易的巨大赤字。最后，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崛起。
然而，尽管我们的书籍、互联网、电视，以及我们的手机在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报道商业上和经济上的剧变，但是所有这些之中最重要的故事——财富的历史性的转移——却被那些次重要的报道所掩盖了。我们这本书的任务就是讲述这个被遗忘的故事。
财富不仅仅产生于农田、工厂、办公室和机床上，而且革命性的财富也不光指金钱。现在，就连那些最迟钝的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和无数其他的国家正在向高智商的“知识”经济过渡，但是这种变化的真正冲击力（其对人民和整个国家乃至整个大陆的冲击力）还有待于人们去感觉。过去的半个世纪仅仅是个序幕。
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进入了一个无限增长、变幻无常、愈加容易接触的全球性的智囊库之中，知识在财富创造过程中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即将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穿越更多的国界。结果，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我们都将生活和工作在这种革命性的财富之中，或者受制于这种革命性财富所带来的后果。
今天，“革命”这个词已经被人们滥用到了如此的地步，就连什么新的饮食配方和政治动乱都被冠以了革命的称号，所以，这个词的主要意思已经变了味儿。因此，我们在这本书里有必要阐明“革命”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
我们是以最广博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的。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革命规模相比较，那些诸如股市暴跌、政权交替、新技术的引进，甚至连战争和国家的分裂都算不上是革命。
因此，我们书中所聚焦的革命变化有点类似于工业革命，甚至比工业革命还要有震撼力。因为成千上万个似乎毫无关联的变化同时出现，构成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与之伴随的又是一种被叫做“现代化”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文明。
如果把财富真正看做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东西，那我们不仅要看它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要看它被创造、分配、流通、消耗、储存和投资方式上的变化。此外（我们在后面要详细解释），财富有形或者无形的程度必须要得到改变。只有当所有这些层次上都发生变化，我们才能真正将财富称之为是具有“革命性的”。
今天，所有这一切真的都在发生着，并且是以一种史无前例的迅猛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我们会提供足够的实例来解释它。
至于本书书名中的另一个词“财富”：尽管我们几乎都生活在一种金钱的经济之中，但是我们书中所讲的财富却不仅仅指金钱，我们同时也是生活在一种既令人兴奋在很大程度上未经探索的并行经济之中。在这种经济中，我们不付钱就可以实现许多需要或者想要实现的事情。正是金钱经济和非金钱经济这两种事物的结合构成了我们所称之为“财富体系”的主体。
将这两种互动的经济同时进行革命化处理，我们就创造了一种强大的、史无前例的财富体系。为了深刻理解这种体系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任何财富体系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财富体系尽管十分强大，但是恕我直言，它也仅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宏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宏观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宗教体系、政治体系，都在不断地与其主体互动，并且彼此之间互动。这些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一种文明或者生活方式，并且大致上可以和财富体系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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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在这里谈论革命性财富时，我们时刻都在牢记这种财富与其他这些亚体系之间的联系。那么，将财富革命化（我们正在这样做），就是在所有这些体系以及生活中其他许多的领域中引入变化，而且也会遇到既得利益的抵抗。
《财富的革命》正是基于这些核心思想而完成的。我们认为，这些核心思想一旦被我们领悟了，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正在迅猛发生的那些相互冲撞、似乎毫无意义的变化和冲突。
尽管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们却把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撰写关于经济和社会政策、开发战略和商业问题等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上。同时，我们两个人就工业经济向高科技、知识型经济过渡这个课题，在无数的大学里做过讲座，在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上做过论证，会见过世界上许多大公司的总裁，并且给世界许多国家的总统或者总理提过参考建议。
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更加需要实际生活的基础。对于我们两人而言，我们青年时期的“实际生活”包括在几家工厂里工作过的难忘的5年。在那5年中，我们干过冲床、体验过生产线，还生产过汽车零件、飞机发动机、电灯泡、发动机零件等产品，在钢铁厂里爬过管道，两手抱过风钻机，还干过其他的体力活。制造业里最底层、最脏、最累的活儿我们都干过。我们也尝到过失业的辛酸。
自从我们第一部关于变化和未来的书籍《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问世以来，该书已经在大约100个国家里出版发行。这使我们有了与各行各业人士面对面接触的绝好机会：有委内瑞拉贫民窟、巴西棚户区、阿根廷贫民窟里的儿童，有墨西哥、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亿万富翁，有被囚禁在加利福尼亚监狱里的女杀人犯，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更不用说还有国王和女王了。此外，还有无以计数的金融部长和大银行家。
他们代表着众多的人类性格、各种宗教（以及非宗教）、各种政治思想体系、形形色色的贪婪心态，或者说是对社会的关注、理想主义和愤世嫉俗的心理。种种的这些经历给经济学的抽象概念提供了真实生活的内涵。
当然，关于未来谁也不会确切地了解，尤其是具体在什么时候将要发生什么就更说不准了。因此，在我们的书中贯穿始终使用的词汇“将要”（比如“将要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