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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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高压政策下，清代的学术是如何由顾亭林等所倡导的“经世致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转向于皓首穷经，导致几代知识分子关起门来
钻古书。

文化史的研究应当具备一把解剖刀，把内在的真相显露出来，而不要被
表面的光泽所迷惑。这是我读了王毅这篇文章后所得到的一点启发。


高明的卒年

《琵琶记》作者高明（则诚）的卒年向无定说。钱南扬同志在《琵琶记
作者高明传》①中，从苏伯衡生年推测高明生于大德五年（公元1301），说
其卒当在70　以上。戴不凡同志的《论古典名剧琵琶记》一书②，据王昶《明
词综》卷一高明小传：“洪武初召修元史，以老病辞归”，谓其殁当在明太
祖洪武元年（1368）以后。这些都是揣测之辞。

清代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收高明的《题（陆游）晨起诗卷》③，　
文云：

陆务观诗，大概学杜少陵，间多爱君忧时之语。如《题侠客图》所谓“无
奈和戎白面郎”，《示儿作》所谓“但悲不见九州同”，《壮士歌》所谓“胡
不来归汉天子”，其雄心壮气可想见已。此诗意高语健，不以衰老自弃，而
欲尚友古人，不以蒿莱廊庙异趣，而所贵者道，则其平生所志，又非徒屑屑
于事功者。或者乃以韩平原《南园记》为放翁病，岂知《南园记》唯勉以忠
献事业，初无谀辞，庸何伤！夫放翁不受世俗哀，而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
千载之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耶？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永嘉高明谨
志于龙方。

同书同卷还有余尧臣的《题晨起诗卷》文章，现在一并抄录于下：

放翁手书《晨起》诗一首，感时自惜，忠义蔼然。永嘉高公则诚题其卷
端，以为爱君忧时如杜少陵，且表其平生所志不在事功，岂以《南园》一记
为放翁病，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之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斯言
也，非特尽夫放翁心事，而高公之抱负从可见矣。是卷题于至正十三年夏，
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权势病卒四明。言行相顾而不背者，予于高公见之。
永嘉余尧臣敬书。

高明这篇文章作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据余尧臣说，过了
六年，他就在四明（宁波）死去，则这年应是至正十九年（1359）。洪武元
年是公元1368　年。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成立，高明的卒年就要大大提前，与过
去的一些记载大不相同。

余尧臣是怎样一个人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一段记载：“余左

司尧臣，字唐卿，永嘉人。早以文学著。客居会稽。越镇帅院判迈善卿、参

政吕珍罗致幕下，与有保越之功，荐剡交上；无意仕进，于越之桐桂里治圃

结第，署曰菜過。已而入吴，居北郭。。。吴亡之后，与杨基、徐贲同被征

谪濠。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王行传》称“高

启家北郭，与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

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后面又说余氏曾入张士诚幕府，明太祖立，

“破例徙濠梁”，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

从关于余尧臣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样几点：第一，余尧臣大致与高明
同时，又同是永嘉人，他后来客居会稽，虽一度参加张士诚军队，但活动地

①　文载剧本月刊社编的《琵琶记讨论专刊》。
②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③　按高明的诗、文、词今存约五十余篇。他的文，据《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和冒广生的附记，仅六篇，即
《大成乐赋》、《余姚筑城记》、《乌宝传》、《碧梧翠竹堂后记》、《孝义井记》、《华孝子故址记》。
这篇《题晨起诗卷》是他处未见的。

域仍不出江、浙一带。高明的行踪大致也不出这个范围。第二，余尧臣的交
游，大多是元明之际的知名文人。高启在《送唐处敬序》中说：“余世居吴
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来，徐
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
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

①可见一斑。
从现存的高明《柔克斋诗辑》中，我们还可发现：除了《丁酉二月二日
访仲仁仲远仲刚贤昆季别后赋诗以谢》一诗以外（丁酉是至正十七年，公元
1357），其他的诗都没有明显标出作诗年月，尽管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
即这些诗没有一首有入明所作的痕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史料：说朱元璋建国后，闻高明之名，使使征之，而
高明却托词不出，这出于《南词叙录》、《留青日札》、《闲中古今录》等
书的记载。但这些书都是明中叶以后的人所著，就史料的可靠性来说，是不
及《吴越所见书画录》所收高明和余尧臣两篇的。

我们再从高明交游的线索中寻检一下：赵汸有《送高则诚归永嘉序》，
其中说“既开幕府，及以论事不同，避不治文书”，这是1352　年方国珍接受
元朝封号以后，高明离开杭州时，赵汸送他的话。此外，刘基有几首诗赠他，
这几首诗都写于明朝建立以前。这个情况也可为上说作一旁证。

根据以上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大致可以确定，高明是在明朝建立前九年
的至正十九年（1359）逝世的，他的生年现在仍不可考。这样，过去不少有
关他晚年生活的记载，有关他入明以后活动的记载，就将重新考虑它们的真
实价值。

①　《凫藻集》卷二，四部丛刊影印明正统九年周忱刊本。

卢文弨与《四库全书》

乍一看，这个题目很怪，读者可能发问，卢文弨与《四库全书》有什么
关系？

卢文弨与《四库全书》确实没有什么关系。问题出在：前一阵子文史学
界似乎有一股《四库》热，炒清朝所修的《四库全书》做文章。有某一位大
学问家，讥斥别人不读书、不查书，说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集中了全国
学者几千人，随后举了几个人名，其中有卢文弨。这位学问家的说法，引起
了一些人的议论，《中华读书报》今年6　月21　日陈四益先生《读书真不易》
一文曾有所驳正。不过我想，卢文弨也是清朝一位大学问家，名气不小，请
他参加修《四库全书》，总不至于信口而谈吧。这些年来自己看书作文，养
成了一种不好的考据癖，不免查些书，随即写下了这篇读书心得。

我先查了《四库全书总目》前面所刊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开列的所谓“办
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这是《四库全书》修成以后历次参与其事
的总名单，一共330　人，这里有只领空衔的皇子，有管理行政的大臣，真正
修书的学者不过一半左右，所谓几千人，不知语从何来？而在这一长串的名
单中，独独没有卢文弨。这难道是当时搞名单的人把他漏掉了？那末为什么
竟没有人提出加以纠正呢？

我于是书性大发，把卢文弨的《抱经堂文集》二十四卷，冒着酷暑，翻
阅了一遍。又连类而及，查核了与卢同时的几个学者的集子，如翁方纲的《复
初斋文集》，段玉裁的《经韵楼集》，臧庸的《拜经堂文集》，吴骞的《愚
谷一存》，以及《清史稿》、《清史列传》，终可以下一断语，即：卢文弨
虽生活在乾隆盛世，并且与《四库》馆中学人如戴震、王念孙、翁方纲、谢
墉等都有交往，但他自己却确确实实没有进入过《四库全书》馆，始终未参
与其事。

翁方纲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和文论家，段玉裁是有名的小学家，臧、吴二
人自称是卢的学生，他们于经学史学都极有根柢。翁、段写有卢的墓志，臧
写有卢的行状，吴则为《抱经堂集》作序。概括诸人所述，卢的生平大致是：

卢文弨字绍弓，浙江杭州人。生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乾隆十七
年，以一甲第三人成进士。按当时制度，一甲前三名即可授翰林院编修。二
十九年，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三十一年，会试
同考官，提督湖南学政。过了两年，不知怎的，他忽然对学政发表一些意见，
不合朝中某些人的心意，竟被“降调还都”。于是第二年，他就索性辞官回
杭州。吴骞说得很明确：“俄因言事，议左迁。旋请养归，遂不复出，林居
余二十年。”

卢文弨是乾隆三十四年辞官归里的，“林居余二十年”，则至少已是乾
隆五十四年。而《四库全书》开始修纂，是在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大致完
成。这就是说，在这十年中，卢文弨都不在北京。

那末卢文弨这些年在做些什么呢？传记资料表明，他这些年历主钟山、
崇文、紫阳、晋阳等书院，一边讲课，一边校书，完全是自己做学问。这从
他的文集中也可得到证实。为避免繁琐，我不一一举其文章的卷第、篇名，
大致是：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在金陵（南京）钟山书院，四十三年到
四十五年，在杭州崇文、紫阳书院，四十六、四十七年，在太原晋阳书院。
这些，都可从其所作序跋题记中找到根据。


卢文弨一般不讲大理论，不像有些学问家动辄以宏观阔论惊世骇俗。他
一生埋头校勘群籍。他自己说：“余今年七十有六矣，目眵神昏，而复自力
为此，亦不专望于子孙，第使古人之遗编完善，悉复其旧，俾后之学者亦获
得见完书。”这样的工作，恐怕要被一些人瞧不起的，认为坐图书馆、藏书
楼，搞搞目录版本，算得上什么学问，只不过什么什么们而已。但历史是最
好的见证人，卢文弨一生校定的古籍，镂版行世的如《经典释文》、《逸周
书》、《贾谊新书》、《春秋繁露》等等，都是流传不衰的佳书，他的《群
书拾补》，其精审的校勘更是某些浮言空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古人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上之是非，只能靠实实在在的工夫才
能辨析，绝非一时意气之盛所能取胜。写至此，忽然想到《南齐书·王僧虔
传》所引王僧虔诫子书中的几句话，姑引于此，借以作结：“汝开《老子》
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王弼）何所道，平叔（何晏）何所说，马（融）、
郑（玄）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
事！”


文化意识与理性精神

1995　年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建系70　周年暨复建10　周年，《清华大学学报》
特辟“清华人文传统和学术风格笔谈”一栏，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于1951
年秋考入清华中文系，第二年夏即因院系调整，合并到北大。在清华虽然只
有一年，但这一年的学习生活却至今不能忘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这一
辈子的治学道路即是从清华这一年起步的。

清华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等系虽然在1952　年撤销了，但清华特有
的学术风格并未消失，在一定意义上说，随着这些系的学者在不同的工作岗
位上从事于教学和研究，清华的人文传统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扬。我在一
年级听过李广田、王瑶、陈梦家、孙毓棠等先生的课，又因当时所谓思想改
造运动，有幸旁听过金岳霖、张奚若、梁思成、冯友兰等先生的检讨，在北
大及毕业以后，又得到钱钟书、余冠英、浦江清、吴组缃等先生的教谕。各
位先生，包括在此之前的闻一多、朱自清，及再早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
恪等前辈学者，他们的专业领域各有不同，学术路数各有特色，但我感到其
中总有一种共同的、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中很值得探讨、很值得珍视的东
西。

这种共性是什么？我想很难用一两句话就能概括。宏观微观相结合，似
乎过于笼统。疑古、释古，也似乎只就研究范围的某一方面而言（如特别是
对过去历史的态度）。我建议，是否可就清华人文学系，从20　年代起在学术
上有突出成就的学者，有计划地逐一对他们进行具体的研究。我想，这样的
学者至少总得有二三十位。如果我们对这二三十位学者治学道路和著作成果
一一加以剖析和总结，并联系他们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和思想环境，我们就
会对清华的总的学术风格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曾对陈寅恪和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思想作过一点探索，写过几篇文章，
也细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古代文史研究的论著，再结合大学
时听课所得，清华的学风使我受到教益的，可以说有这样三点：一是视野开
阔，不局限于某一细小局部，能从一个时代的文化总体来把握所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