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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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期的著名学者兼诗人赖襄，有一首《夜读清诗人诗戏赋》，所评及的
清朝诗人，有陈子龙、钱谦益、吴梅村、施闰章、朱彝尊、王士禛、宋琬、
冯班、蒋士铨、袁枚，真使人骇异其才学之精博。
日本汉诗的成就，给中国的学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语言不同的两个
国家，竟可以使用同一种文字，相同的诗律，创造出既相同而又相异的诗境？
我们东邻的友人有些绝句确有宋人风致，如广濑谦的《春塞》：“梅枝几处
出篱斜，临水掩扉三四家。昨日寒风今日雨，已开花羡未开花。”又如“钟
声云外寺，树色雨余村”，“眉雪老僧时辍帚，落花深处说南朝”，也都深
得唐人风韵。但无可讳言，诗人们虽然尽力仿效唐宋诸贤，写出来的总带有
日本气息，与中国的汉诗终究隔了一层。这似乎是只可意会而未可言传，但
我相信研究者的努力定可探究出其中的奥秘。古典文学界应当开拓自己的研
究领域，打破固有的樊篱，把视界展向域外的汉文化区，这将会带来新的收
获和新的见地。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闲堂、蜗臾两位前辈的诗评。程、孙两位先生既是渊
博的学者，又是极有造诣的诗人，这就使得他们的评语简约而隽永，既具理
致，又富情韵，实是古体诗歌评论的别开生面之作。
齐燕铭与古籍整理出版二三事
1958 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
燕铭同志即担任古籍小组组长。那时的小组成员，大约将近20 人，有范文澜、
翦伯赞、陈寅恪、陈垣、郑振铎、顾颉刚、冯友兰等，人数虽不多，却都是
国内外著名的第一流学者。我从1958 年夏天起由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调至
中华书局，那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同志也即古籍小组成员。作
为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出版社，那时的中华书局可以说是在齐燕铭同志直接
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金灿然同志就中华书局的总体规划以及某些具体选题，
都经常向齐燕铭同志请示，燕铭同志也时常写信给灿然同志，或在中华书局
呈送的报告中加以批示。但那时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普通编辑，对这些情况是
不了解的。我只记得1963 年，章士钊先生给燕铭同志一份材料，是南京高二
适校录唐人刘宾客文集的书稿，燕铭同志即转给灿然同志，让他找人看看。
当时灿然同志即要我审读此稿，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对高校本写了否定的意
见，并代为起草了一封给燕铭同志的信函。那时我对燕铭同志，只知道他在
二三十年代曾从吴承仕（检斋）先生治国学，在北京上大学，似乎还在大学
教过书，仅此而已。“文革”当中，有一次，造反派曾把齐燕铭同志扭到中
华书局来批斗，我记得当时他站在批斗台上，回答问题，态度从容，思路清
晰，凡是涉及金灿然同志在执行出版方针中的所谓罪行，他都包揽过去，说
这一切都应由他负责。结果，也斗不出什么名堂，就草草了事，押送回去。
现在回想起来，燕铭同志任组长的第一届古籍小组，可以说是抓了三件
大事。第一件是制订文史哲三大类的整理规划，这个规划现在看来似过于庞
大，实际上也确实难于在短期内完成，但因出于对古文献素有研究的专家之
手，因此制订得非常细致周到，不但开列书名、作者，还列出所用的版本，
有些书所列版本还不止一个。我个人觉得，这一规划对今天还有很大的参考
价值。第二是抓重点项目，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基本史籍的点校，
《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的影印，为古籍整理的科学性起了
示范的作用。第三是在北京大学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培养专门人才。那几年
（即六十年代前半期）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同志，现在很多已成为我
们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队伍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从对一些稿件处理上，可以看出齐燕铭同志尊重历史的公允态度和实事
求是的科学作风。
大约60 年代初中华书局拟印行清人笔记《永宪录》，发现其中有一段涉
及台湾问题，与《明通鉴》等书中提法有所不同。是照原书印出呢，还是略
为改动几个字，当时曾向齐燕铭同志请示，燕铭同志特地为此写了一封信专
门谈了这个问题，这封信很值得介绍，今将全文引录于此：
“台湾沿革，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五台湾事辑言之最详。大约其地本
荒岛，除土人外，陆续去者均中国贫民，即《明史》所谓往往聚而为盗者也。
黄宗羲《行朝录》称招饥民开垦始于郑芝龙，其后又为荷兰人侵据。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又称：红夷于天启二年请求互市，总兵俞咨皋移之北港（即
鸡笼山），则荷兰之居澎湖似曾邀得中国同意者，由此言之，其地属中国可
知。以往姑不具论，清代已将台湾列入版图。凡各种记载，所言先后不同，
排比而观，本无抵牾（荷兰人、日本人皆曾侵占台湾，观各记载，荷日不过
海寇性质，当地居民固仍为土著与中国贫民）。《明史》称何楷陈靖海之策，
此策《明史》楷传不载，可觅《明文在》一检。”又在中华书局的报告上批
道：“仍照原文付印，不必改字，无碍于事。”
上面这封信真可称得上是一篇学术笔记，既有鲜明的政治思想观点，又
有札实的文献史料。“原文付印，不必改字”，表现了尊重历史的科学精神。
还有一件是编印王国维集的事。1958 年7 月，中华书局曾为重印《王静
庵遗书》事向外界征求意见，当时曾提出三种方案，一是照原样整部重印，
不删不补；二是先抽印《观堂集林》、《观堂别集》两种，因此两种皆为学
术性论文，可供参考的资料较多，但删去此两集中的诗词及几篇寿序、墓志；
三是删去《静庵文集》、《苕华词》、《人间词话》及有关戏曲的八种，从
当时的认识出发，认为“其中论及美术、教育及叔本华哲学的，其观点很不
正确”。
齐燕铭同志也收到这一征求意见信，他仔细地阅看了所寄商务版《观堂
遗书》总目，用红笔圈了17 种，并在旁边批示：“以上十七种可先印，以后
可印二编或三编。”现在不妨把他所圈的17 种书目列出，以见齐燕铭同志当
时对王国维著作选择先后的看法：《观堂集林》24 卷，《两周金石文韵读》
1 卷，《史籀篇疏证》1 卷，《殷礼征文》1 卷，《简牍检署考》1 卷，《宋
代金文著录表》1 卷，《今本竹书纪年疏证》2 卷，《蒙鞑备录笺证》1 卷，
《圣武亲征录校注》1 卷，《乾隆浙江通志考异残稿》4 卷，《观堂别集》4
卷，《观堂古金文考释》5 卷，《释币》2 卷，《国朝金文著录表》6 卷，《古
本竹书纪年辑校》1 卷，《古行记四种校录》1 卷，《黑鞑事略笺证》1 卷，
《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2 卷。
在这之外，燕铭同志还另写一信，表示了他对重印的几点意见，意见写
得很具体，也很有启发，今引录于下：
“一、目前应择要标点印行，非切需者自可到图书馆借阅，无须立即重
印。因此选择宜严。二、将来标点本总宜‘全’，总不应使《王忠悫公遗书》
专美于前，而新中国对于这样一个学者倒无全集出版。三、由于以上两点，
所以我主张分辑出版，留待以后陆续出全。四、因此原编各种，可以少出、
迟出，但出版时，除别人所作的序、传等，均以不删为是。如别集中致北大
某教授书，足见王氏政治态度，尤不宜删，像这样文章实谈不上什么毒素。
《苕华词》近又翻阅一过，毒素似也不比苏辛词更多许多。总之，此种资料
书，不是青年读物，以存真为好。”
写了这四点后，燕铭同志以幽默的口气又写了这样两句：“以上意见也
许类似保守，但从长远看来可能正确。”
现在，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燕铭同志的这几条意
见，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对王国维的著作，他首先坚持的一条，是应
该出版，不过从步骤上，可以先出选辑，后编全集。他特别强调，新中国对
于王国维这样一位学者，是应编其全集的，不能让过去的《王忠悫公遗书》
专美于前。在编印时，对王氏本人的论著不能删，对王氏思想应有客观的分
析，不应随便扣以“毒素”的帽子。
齐燕铭同志很重视古籍整理研究人才。1960 年，吴则虞先生为哲学研究
所作《论衡集释》，为此他搜辑了清人惠栋、卢文弨直至近人黄晖、刘盼遂
等人的有关著述。他大约曾从黄晖的书中见其引及齐燕铭同志对《论衡》所
作的校记，因此特地请金灿然同志转给燕铭同志一封信，信中说：“尊校已
见黄书征引，渊洽精当，莫名赞叹。黄书征引谅非全璧，学随年积，创获必
多，渴求录副见示，俾收入《集释》内，以惠学人。”此信是8 月15 日写的。
现在文书档案中有燕铭同志于8 月17 日给灿然同志的信，说：“张校《论衡》
四册和我的一本笔记（《论衡》札记）送去请收。我的一本笔记大约是1927—1928 年所记的，后来有的写在书上，有的写在别处，有的抄在这本子里，
有的找不到了，所以后来残缺不全。工夫下得少，颇多臆改之处，本想再用
《淮南》、《说苑》、《潜夫论》等书校一遍，当时因有别的事也未做。可
参用之处不多。如有同志要用，用后请仍还我，亦家有敝帚之义而已。”信
很短，但情真意深，可以见出燕铭同志真是古籍整理研究的行家里手，以及
他对同道学者的支持与帮助。
从以下几件事例中，可以进一步看到燕铭同志对一些学者治学路数与学
术成果的充分理解和真心尊重。
1961 年1 月，金灿然同志曾就向陈寅恪先生约稿，出版其文集一事向齐
燕铭同志请示，信中说：“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
约，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些麻烦。”在当时的情势下，
灿然同志的这一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燕铭同志在接到此信后即在上面写
了一段话：“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
亚国家的，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
均不必干涉。”在那时，能作出这样的决断，确实表现出学术上的灼见和勇
气。
1959 年，中华书局曾提出整理《大唐西域记》计划草稿，征求意见。齐
燕铭同志看到后，第一句话就提出：“此书整理应征求陈垣同志的意见。”
1960 年，陈叔通先生转给齐燕铭同志一份张宗祥的著作目录，并送上张
所著《本草经新疏》、《论衡校勘记》两稿。燕铭同志马上转给中华书局，
并说：“此人著述真多，值得注意。应如何答覆，请研究告我。”
叶恭绰先生曾编有一部《五代十国文》交科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审阅
后认为书稿质量有问题，数次与叶先生交涉，好几年未能出版。叶先生为此
向齐燕铭同志写信，科学出版社就写了一个详细报告，谈及稿中存在的问题，
还说到此稿虽是叶恭绰署名，实际上是叶请好几个人代编的，体例不一。出
版社还找到其中一位主要的编纂者曹家琪，转述了曹家琪对此稿的看法：
“（1）
收录不全；（2）校勘不精；（3）编纂方法不善；（4）根据定本不一。”燕铭同志
是同意这一报告的，他还特地写了一句：“其中所说的曹家琪似是一能作编
书工作的人，可以注意。”曹家琪一般的人恐怕不大知道，后来他有一篇《资
治通鉴纂修考》长文在《文史》开头几期上发表，写得很有分量。由此也可
见出燕铭同志的细心，能从这样一篇谈及具体书稿处理的报告中注意到可用
的人才。
另有一件事也很有意思。1963 年夏，张舜徽先生来北京治病，住在北方
饭店，他说“房金每日五元，以一教书之人，如何能负担此数”。因此特地
写信给齐燕铭同志，“甚盼执事转告有关部门代找一招待所暂住，以解决食
宿问题”，并寄上一份他已完成的著作目录。燕铭同志当时并不认识这位张
先生，但接到信后，马上替他安排了住处（教育部招待所），并给金灿然同
志写了一张条子，说：“看著述目录，是有学力的人。请你们联系一下，具
体了解。”中华书局随即派编辑去找了张舜徽先生，我记得我也去见过张先
生，后来他的《清人文集别录》即由此在中华书局出版的。
祝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成
《中国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