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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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者之一向达先生，在1956 年初，结集其一生的心血，刊出论文集《唐代长
安与西域文明》。这位老学者结合自身的经历，叙述了敦煌学艰难曲折的发
展历程，他在自序中说：“回想以前埋首伏案于伦敦、巴黎的图书馆中摸索
敦煌残卷，以及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深夜秉烛，独自欣赏六朝
以及唐人的壁画，那种‘■埴索涂’、‘空山寂历’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
这几句饱含感情的话语诉说了半世沧桑。到过敦煌的人，会更真切地感到敦
煌学以及我们整个人文科学，变化是多么巨大。我又想，敦煌在当时虽被称
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但它终究还处于西陲之地，敦煌的艺术已经是那
样的不可逾越，那末那时的文化中心长安与洛阳，该更是如何辉煌绚丽！但
俯仰之间，已成陈迹。除了极少的文物遗留外，整个文化的活的情景已不可
复见了。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人，我们在努力开辟新的前进道路的同时，
尽可能重现我们祖先的灿烂时代的生活图景，将不至于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历
史癖吧。
1984 年12 月
《唐诗论学丛稿》后记
“文革”结束后的初几年，就我所接触的一些学术界朋友，不论年轻或
年老，都有一种兴奋的心情，觉得一场恶梦已成过去，我们已经失去得太多，
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追回失去的一切，而我们又相信，只要靠勤奋，我们肯
定会重新获得。那时国家的前途与个人的追求看来是那样地吻合，人们真纯
地相信，我们应当努力尽自己的一点微力，来奉献给这个重新给大家带来希
望的美好的社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不少想法是很幼稚的，但正像建国
初期那样，在幼稚中包含着十分难得的真挚的愿望。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我连续写了几部专著。《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得最
早，出版后，我听到了一些赞扬的话。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一种克制的习性。
我觉得这本书只不过适逢其会，只不过许多朋友由于种种原因还来不及拿起
笔的时候，我因为在中华书局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在“文革”后半期有几
年桃源式的生活，避热偷偷地看了一些书，这样就比别人较早地拿出一些东
西来。书和人一样，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机缘。在这点上，确实是
需要有一些自觉。
我觉得，由于主观和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古典文学研究的真正繁荣，
在近时期内恐怕是不会达到的，但我坚信，标志着真正繁荣的高水平著作的
大量涌现，这种局面必然会到来。而在此之前，我们应当尽各人之所能，多
做一些实际工作，力争缩短这一进程，为后来者多创造一些便于攀登高峰的
条件。我所写的几本所谓专著，以及所编的几部资料和索引（如《江西诗派
和黄庭坚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唐五代人物
传记资料综合索引》），自问都有为后来者铺路的性质。我希望多做一些实
在的事，这不但在自己写作的时候是这样，在所从事的编辑工作中，我总也
力求组织一些切实有用的书稿，使我们的学术工作有一个丰厚的基础。
收集在本书中的文章，大部分是1986 年以后写的。在此之前，我集中写
作《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从1985 年开
始，组织《唐才子传校笺》的编纂。书中的笺证除了由我自己担任的以外，
大部分由我约请各地学术界的朋友撰写。我希望通过这部书，显示我国唐诗
学者在作家考证方面的工力，赶上日本学者所已达到的不低的水平。我深感，
个人写作专著，毕竟较还单纯，组织学术上相当规模的工程，却有意想不到
的繁杂，有时需要化费更多的心力。这样，计划中的项目不得不放弃了。与
此同时，我在中华书局所担任的工作也有所加重，我不得不拿出相当多的时
间参与制订出书计划与处理编辑工作中的日常事务。工作的需要使我与学术
界接触的范围大大越过唐代文学界。与学术界较为广泛的联系，一方面是我
的义务，也可以尽我的能力和职权范围的可能，多组织一些真正有用的书稿，
帮助解决出书中的某些困难，而且从中也使自己的学术视野有所扩展，志趣
有所提高。顾炎武在与朋友的一封书信中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
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亭林文集》
卷四）我有幸在目前这样的岗位上工作，客观环境可以使我避免亭林先生指
出的那几种局限。但另一方面，却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专题研究，使本该早日
进行的专题被迫推迟甚至放弃。同时，近些年来，一些朋友在出版他们的著
作之际，承蒙他们不弃，要我为他们的书写序。本来，我是服膺于“鱼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这两句话的，但在目前我们这样的文化环境里，为
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觉得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也实在是一种相濡
以沫。在这些序中，我也表示了对某些学术问题的看法。本书中所收的文章，
谈的问题虽然有大有小，但主要是环绕唐诗而展开的，因此起了《唐诗论学
丛稿》的名称。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唐诗的研究十年来取得的成绩是较为
突出的，我们应该以集体的力量共同来创建真正有高水平的唐诗学。我希望
以自己微小的努力为此作出点滴的贡献。
我深深感谢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宗强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允吉两
位先生能拨冗为这本小书作序。他们两位在学术上作出的建树和已经具有的
影响，是不必我再来费口舌的。序中对我的赞誉是对我的鼓励，序中所着重
谈到的对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意见，我认为有普遍的意义。我时常说，近十
年来，我有两个收获，一是写了几本书，二是结识了不少学术上的朋友；在
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个收获比第一个更宝贵，更值得忆念。这使我想起顾炎
武的另一段话。他在《广师》一文中，因汪琬论及其友人之可师者，乃广其
意，列述平生所接触的学友为己所不及者：
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颐洞微，吾不如
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
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
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
吾不如朱锡■；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
吾不如张力臣。（《亭林文集》卷六）
亭林处于明清之际世局与学风大变动的时代，他生平标榜两句话，一为
行己有耻，一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就士人的气节而言，他在一篇文章中
特别致慨于某些“随世以就功名”的文士，这些人最初“少知自好”，但却
“改行于中道，而失身于暮年”，于是“改形换骨”，成为“不似之人”。
博学于文，则是他治学的品格。正因为他有行己有耻作骨干，也就能广泛地
从前人的典籍和当世的社会中汲取有用的知识，使他主张的经世致用真正能
落到实处。从顾炎武为人为学的大节，来看《广师》中的这段话，可以见出
这位一代学者的心胸磊落，气宇阔大。我自然不敢望三百多年前这位大师之
项背，但我确实自幸在我的学术活动中，有好几位我所钦慕的、能作联床夜
话的学友。能与这样的友人交往，自是幸运，这比出版几本书还值得。
除了罗、陈两位，我还可举出好几位无论学术上、人品上深受我敬重的
挚友。我深为我们这一代学人所取得的成就而欣慰。我觉得，古典文学界这
一学术群体，实有一种承上启下的意义，时间越长，越能看出他们所起的历
史作用。我真想能有机会，像顾亭林那篇《广师》那样，来谈谈我所了解所
熟悉的友人。难道我们只能谈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该来谈谈当代学人历经
种种风雨之后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学术风貌和学术贡献吗？
最后我想说的是，罗宗强先生序中不无伤感地提到吴汝煜先生。汝煜先
生长期在徐州师院执教，近十年来他在《史记》研究，在刘禹锡研究，在中
唐文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但不幸仅以50 之年，溘然长逝。
这使我想起韩愈一篇至情流露、感人肺腑的书信——《与崔群书》。这封书
信念及一些友人的困顿颠沛，忽然迸发出这样几句话：“自古贤者少，不肖
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无以自存，不
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
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
可知也。”这几句真得司马子长《自叙》的真髓。不知怎么，一念及吴汝煜
先生，就会想起韩愈的这一段话。当然，韩愈毕竟是1100 多年前封建时代的
人物，对于当时社会的不公正，他最后只能归结于“未可知”。我们的时代
不同了。尽管还会有种种困难，尽管难免会有一些曲折，我坚信，我们时代
的贤者会越来越多，不肖者会越来越少，而且贤者的景况会是越来越好，那
种“恒不遇”、“恒无以自存”、“虽得卑位则旋而死”或者是不会再出现
的了。但愿我们能安其居，乐其业，用我们的所学奉献于我们的人民。我想
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共同的心愿。
1990 年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