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学术上的责任，以及如何使自己的每一部著作都能有一个较高的品位。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黄珮玉女士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时的先后
同学。我1955 年毕业，她1957 年毕业。但在校学习期间，我已记不起来是
否曾与她说过话。她在校时曾在中文系学生会担任过工作，性格开朗，有组
织能力，我曾见到她有条不紊地主持过中文系的全体同学会议。毕业后我留
校当助教，不久就历经坎坷，她则任教于西安、广州等地，彼此不通音讯。
“文革”后她到北京时曾来看过我，匆匆一聚。1992 年、1993 年春我两次到
香港作学术访问，她都来带我在香港游览。她本在香港出生，后在大陆求学、
工作，“文革’后回香港定居。在一般人印象中，她可以安安稳稳过富裕日
子了，却不料她为了事业的追求，竟辞去职位，专心一志地写书。人间得失
本无一定，从世俗的眼光看，她可谓失去的太多了，但在这些年中，她先有
张元幹研究的专著问世，现在又拿出篇幅更大的张孝祥研究，这到底是失还
是得？二张是词史上的关键人物，没有张元幹和张孝祥，也就不会有辛弃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研究宋词，要研究豪放派词和大词人辛弃疾，就
不能■过黄珮玉的这两部书。但是，我总觉得，珮玉女士实在是生活得太累
了，她总是倾全力于事业，以致忘却自己的生活，对于个人来说，实在是失
大于得。这在香港社会，实在是非常艰辛的。我不善于安慰人，对于这位已
饱经沧桑的老同学来说，也不必再作文字上的慰藉，我只能说，学术工作恐
怕就是要安于清贫与寂寞的，而且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能相安于清贫与
寂寞，也未始不是一种美德，一种超越。这算是这篇短序临结束时聊以互勉
的话吧。
1993 年暮春
注：该文是为黄佩玉《张孝祥研究》所作的序。
从一本书看一种学风
这部《江湖诗派研究》原是张宏生同志的1989 年博士毕业论文。论文答
辩的时间原定于6 月初，在此之前我受程千帆、周勋初先生的邀约，作为论
文答辩委员，阅读了正文的大部分章节。但说也奇怪，那时虽然也安下心来
读了，但却如四灵之一的赵师秀诗中所说，“慷慨念时事，所惜智者昏”，
我当然不在智者之列，但却也昏昏，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读后感，竟茫茫一片。
时隔数年，这部论文现在作为专著，在我工作的中华书局出版，我这次确实
是静下心来通读了全部校样，竟如同读一部从未寓目的新书一般，感到既陌
生而又亲切，并惊异于论文作者在几年之前对文学史的理解竟已至如此成熟
的程度。
我之所谓对文学史的理解至如此成熟的程度，是近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
“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也就是说，要对于“其所处之环
境，所受之背景”，须“完全明了”，这样“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先
生这里说的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态度，我觉得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也
应有此种“通识”。
对江湖诗派，自宋元之际的方回起，至清朝官修的《四库提要》，及一
些诗评家（如李调元《雨村诗话》），无不以尖刻的词句，加以讥刺甚至辱
骂，什么“江湖诸人纤琐粗犷之习”，“江湖末流寒酸纤琐”，“江湖一派
以纤佻为雅秀”，“油腔腐语，编凑成集”，等等。古人的这些评论，似乎
还影响到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这些评语，其语气似颇为尖锐，实
则仍不免失之于隔阂肤廓。
本书却不然，对于环绕江湖诗派的种种问题，均力持客观分析的态度。
作者对江湖诗派的研究，有一个总原则，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南宋中后期
出现的江湖诗派，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因此，研究江湖诗派，也应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范围中去考察”（页
323）。这就是说，对江湖派诗人在南宋中后期所表现出的特殊生活方式，这
一诗歌流派的特殊风格，都应放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去
加以体认，这就有可能超越于某些传统观念的个人感情好恶，使人们可以真
正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同上陈寅恪语）。
如江湖诗人的所谓谒客身份，书中不仅在正文中专辟一章，即第二章《文
化传统的倾斜》，作专门的论述，还在附录中以大量材料，分类考析行谒的
内容和方式，谒客阶层的形成，谒客的出现与幕府、荐举制的关系，当世显
人和谒客自身对行谒的态度。不知他人读后感觉如何，我个人是，学句时髦
话，是读得非常过瘾的。从来还没有把江湖诗人的谒客身份如此详细地讨论
过。行谒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乞钱，但为什么到南宋中后期在诗人中竟形成如
此一个群体，以致可以说是一个阶层，这之中究竟有什么社会原因？行谒对
当时的诗人心理产生哪些失衡，他们又是作出怎样的努力使之平衡？书中都
有不少有趣的描述。由此，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同意作者这样的结论：“由于
江湖谒客的出现是南宋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他们身
上所反映的诸特点，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宋代、尤其是对南宋社会
的理解”（页350）；“以往学者研究宋代知识分子，往往只注意了其正面
形象，而经常忽略那些与宋代正统的文化精神相悖的部分。我们的探索便是
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以期加强对宋代知识分子的全面理解”（页42）。
当然，江湖派毕竟是一个诗歌流派，我们的研究最终还应落实到文学的
分析上。书中并未忽略这一点，而是着重在这方面化了力气。书中第三章至
第七章，分别就主题取向、审美情趣、时空与意象、诗歌渊源，以及代表诗
人的作品评介，作了极为全面的称得上是美学的考察。我说是美学的考察，
是说书中对作品的分析并不停留在一般的词句鉴赏上，而是对作品如何表现
诗人的内心世界作既细腻又宏观的深切体认和整体把握。是一种与读者的诗
情交流与理性共识。如过去一直以为江湖诗人只追求纤巧，被人讥议为琐屑
甚至卑下。确实，江湖派诗人的境界是有狭窄的弊病，但正如作者所说，对
此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仅作简单的价值评判。书中论这些诗人由于在艺术追
求中往往把眼光投入琐碎的生活片断，视野不免局促，就使整体上缺乏超越
性，但从具体艺术美感来说，这种追求仍有其不可代替的魅力，由于形象更
加直观，感觉更加细腻，就从而在常见的物象中，进一步挖掘出清新自然之
美。书中又论到，江湖诗人到处游谒，不遑宁居，因此对于时间的流逝，往
往别有一种敏感。书中第三章《羁旅之苦》一节，写到这些诗人由于经常处
于羁旅漂泊之中，因此最为刺激他们心灵的，莫过于清晨和深夜。书中指出
这一点，并由此而展示江湖派诗人独有的审美情趣与艺术取向，论述颇富新
鲜感，足以见出作者艺术触觉之细致与敏锐。
根据书中所考，可以列为江湖派诗人的，有138 个。当然，具体哪些诗
人是否真正属于这一诗派，还可讨论，但不可否认，这么多诗人组成一个流
派，而前后活动期又在半个世纪以上，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即使算不上
绝无仅有，也是极为少见的。过去的一些论著，往往说他们只管个人琐细的
眼前利益，而不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评论者没有看到当时的国家所给予这
些诗人的是怎样一种重压，江湖派诗人的心灵创伤不仅来自于生活贫困所受
到的世人的白眼，而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这一时代和社会的令人窒息的压力。
本书作者认为江湖诗派的形成当以嘉定二年（1209）划线，这年陆游去
世，《江湖集》编印面世。此说是言之成理的。而可以注意的是，在此以后，
正是南宋军事、政治、经济全面恶化直至最后崩溃的时期。开禧二年（1206）
伐金失败，标志南宋政权直线走向衰亡。嘉定元年（1208）三月宋金和议，
宋朝廷承受了改金宋叔侄为伯侄的屈辱，而且大量增加给金朝的岁币，使得
本来就十分严峻的财政危机更加速发展。嘉定和议签订仅6 年，宋金又发生
秦州之战，又四年，金南侵，宋下诏伐金，此后一直到金为蒙古所灭，宋金
战争不止。绍定三年（1230），蒙古军攻破南宋剑外和州，四年，攻破四川
的兴元及沔州。绍定六年，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金亡后，强大的蒙古国即
成为南宋的直接威胁力量。不久，蒙军攻入四川，端平二年（1235），蒙军
又举兵南下，攻破唐州、信阳，第二年，入襄阳。淳祐元年（1241），蒙军
占领四川大部。蒙古国的铁骑步步进逼，在军事上完全掌握主动，南宋只是
一个等待被吞食的弱兽。可以想见，这样的一种恶劣形势，持续半个世纪，
对人们，特别是对下层士人，会造成怎样一种忧郁压抑而又惊惶不定的心理。
大量军费开支，以及战争的直接破坏，使南宋社会矛盾更加严重。吴潜
在端平年间曾上疏：“开禧、嘉定，相继用兵，州郡所畜，扫地殆尽。”（《许
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徐鹿卿于淳
祐中（1241～1252）赴任建康，历述所走过的南康、池阳、太平等地，“流
离殍死，气象萧然”。（《清正存稿》卷一《奏乞科拨籴本账济饥民札子》）
嘉熙、淳祐间，杜范上疏，说东南一带，已是十室九空，“浙西稻米所聚，
而赤地千里；淮民流离，襁负相属，欲归无所，奄奄待尽”。（《宋史》卷
四○七杜范本传）老百姓处于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宋朝廷仍横征暴敛，
江湖派的代表诗人刘克庄，在他担任官职时曾说：“夫财用窘迫，乃今世通
患；居官者苟可取盈，无所不至。”（《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九《乞免循
梅惠州卖盐申省状》）应该说，刘克庄是一个尽职的官吏，他在居官之日，
曾多次为当时的财政困窘提出解决的办法，如文集卷五一《备对札子》建议
“罢编户和籴之扰”，以为是“裕国宽民之要方”。在这一札子中，他又激
烈地指责“颛阃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
有不暴富者”；又说：“昔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
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坞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
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当然，他针对此而提出的
“追大吏乾没之赃”的措施，也与上面的“罢编户和籴之扰”同样，根本未
能行通。
我在这里举刘克庄的例子，是想说明江湖派诗人并非天生不关心政治，
相反，他们中有好几位，在居一定官位时对朝政的腐败是慷慨陈辞，而处于
平民百姓时也曲折地表达对世事的忧虑和愤慨。但政治迫害（如江湖诗祸）
和社会黑暗使他们对现状起一种冷漠感。这使我想起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
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他说梁氏死后，“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
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实则这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极丑怪之
奇观，而梁氏“少为儒家之学”，“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因此不免
对政治总要介入其间，故虽“高文博学”，而终不能安心于学问。最后寅恪
先生深致感喟：“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我觉得，造成江
湖派诗人对世事之冷漠，也正是这一时代、社会之不幸，而不能苛求于诗人
本身。关于这一点，书中也有较好的阐述，我只就平日读书所及，略作些许
补充。
我还想说的是，张宏生同志在《后记》中特别提到导师程千帆先生治学
对他的启发，说：“程千帆教授的治学，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
索与作品本身并重。研究问题时，往往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抽象
出一些规律来，尤其注重作品本身的体验。”关于千帆先生的治学成就，周
勋初先生在《〈古诗考索〉读后记》中已有很好的阐述，我这次重读勋初先
生这篇文章，又读了千帆先生的《闲堂自述》，对程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
思路有进一步的体会。
1983 年，我与程先生一起在桂林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
目基金资助评议会，就在那次会议上，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