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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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峤随他的儿子赴虔州刺史任，大约过一二年死去。这样，武、韦时期的诗
人就此在文坛上消逝。就在这同一时期，景云二年（711），张说入居相位，
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张说是开元时期转变文风的重要人物，从
这时开始，他以宰相之尊，汲引一些文士于其周围，因而使开元时期的文风
与前一时期有显著的不同。就在这一年，王翰登进士第，第二年，王湾登进
士第。王湾在这前后所写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
入旧年”诗句，张说居相位时手题于政事堂，“令为楷式”，这风格壮美而
又富于展望的诗句，一扫武、韦时期绮丽不振的诗风，使人耳目一新，预示
着盛唐诗歌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从先天元年起，像贾曾、贺知章、张九龄
等都先后步入仕途。到开元四年（716），富有才艺的早熟的王维，以18 岁
的青少年诗人写出了长篇歌行《洛阳女儿行》，标志着诗歌史上的“唐音”
已正式开始。对唐诗研究者来说，研究这一转变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风
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该是多么有吸引力。应该说，这是一片有待于开垦和
收获的肥沃的土地。
盛唐诗歌的另一转变时期是天宝年间。这时社会繁荣富庶似乎已达到了
它的顶点，上层统治阶级、阶层的相互勾结、杀戮、争夺权力、掠取财物，
以及种种腐朽现象，正以长安为中心，日益发展。社会矛盾已到达了饱和点，
安史之乱正是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这也是杜甫诗歌风格逐步形成的时期。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高适、岑参正来往于西北的烽火边塞；王维已满足于
他取得的社会地位和文艺成就，定居在长安郊区的美丽别墅写他的田园诗；
李颀、王昌龄等人忙碌于做他们的地方官，不时发出不平之鸣；大诗人李白
正继续在南北各地游历。。。杜甫则正在长安这一政治斗争的中心，锤炼他
的诗风。贻煟驹凇镀来飞暇碇校鹗龆鸥幼〕ぐ彩逼诙喾矫娴纳睿�
仿佛把我们引进了当时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个人觉得，这是上卷的重心，是
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评传》的作者没有把杜甫简单化，既没有像封建社会
某些士大夫那样把他看成一饭不忘君的诗圣，也不像以前有一时期把杜甫贬
成一钱不值的地主老财。他只是如实地根据杜甫本人的作品，把受多种社会
条件约束的杜甫介绍给读者；但正因为如此，使我们感到杜诗之与众不同的
地方，杜甫之所以伟大。《评传》的这些叙述，不但使我们认识了杜甫，还
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这样庞大的封建帝国是怎样一步步衰弱下去，帮助我们
具体认识那时的唐代社会。
杜甫研究之另一困难，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
料太多。从宋朝以来，杜诗注家之多，是别的诗人所难以比拟的。当然，其
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不少是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今天，我们研究杜甫
和他的诗歌，就得冲过这重重的评注家的包围圈，吸收其合理的一部分，摒
弃其无价值的地方。贻煟镜恼獠俊镀来罚彩墙虾玫亟饩隽苏庖焕�
的。《评传》主要采集了清代几个注家的说法，那就是钱谦益的《杜诗笺注》、
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以及仇兆鳌的《杜诗详注》。
这几部书在许多种杜诗评注本中是有特色的。《评传》引用了它们的某些说
法，并站在今天的高度，结合杜甫的身世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对这些意见作
了剖析。这里可以看出《评传》作者的眼力。
这里还应当特别指明的，是《评论》写法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者力图
作到雅俗共赏。书中既有材料的繁富征引，又有对杜诗作行云流水般的讲解。
书中往往在一些较为专门性的论述以后，就接着以亲切的笔调向读者介绍杜
甫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诗歌艺术手法的特点，犹如冬夜围炉听一老友在
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宋人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
中的一段记载：
吴门下居厚喜论杜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
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
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下檐次。一日
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
这是一则很有趣味的记载。古往今来，像叶涛那样怕说杜诗的情况恐怕
也是不少的。但人们还是爱读杜诗，爱谈杜诗，这除了杜诗本身具有吸引力
以外，也因为杜诗研究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贻煟镜恼獠俊镀�
传》，一定会以其雅俗共赏的特点来吸引读者，从而在杜诗研究中据有一定
的地位。
别林斯基曾称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我觉得，从对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诗也可以说是唐朝
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间生活的“百科全书”。试想，如果不去读读杜甫的《赴
奉先咏怀》，历史学家要想写天宝末期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他
们的笔将是多么的枯涩乏味！如果没有“三吏”、“三别”，九节度相州之
溃后唐朝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当时中原人民所受的战乱之苦，我们今天的
认识将会多么地一般和平淡！杜甫的杰出贡献，即在于他凡所到之处，就把
生活本有的丰富多样的面貌，精细地描绘出来。我们现在在《评传》的上卷
中，随着贻煟镜谋蚀ィ吹蕉鸥θ绾紊钤谝桓龇钊迨毓俚募彝ィ绾�
在多方面的教养下度过童年，又看到在开元盛世中杜甫的几次南北壮游，然
后又看到杜甫进入纷繁的长安城，最后，看到杜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用他
的一枝笔写出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在这以后，杜甫的行踪更扩大了，我们
将在《杜甫评传》的下卷中，看到杜甫在秦州时所写的特异的山川风物，杜
甫在成都的定居以及他笔下的蜀中名胜，他的江陵的栖息，潇湘之游与漂泊
一生的结局。这将是一轴长的画卷，我们等待着后一部分早日舒展在读者的
眼前。
1981年 10月
注：该文是为陈贻煟抖鸥ζ来匪鞯男颉�
别出新解如实探讨
绍基同志数年来于忙中作暇，研读杜诗，并写成随札，陆续发表于报刊，
今又将所作汇集成书，名曰《杜诗别解》，交付出版，又函示命于书前缀以
数言。我因在出版社工作，得获先睹，受而读之，谨略陈所感，以求教于作
者和学界。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因后世研究者之众多，笺注评论材料之丰富，
可以具备条件建立学术史的，大概首先推《诗经》、楚辞、《文选》、杜诗、
《红楼梦》五种。《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杜诗学、红学，几乎
与作品本身同样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应当说，在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历史中，还有不少作家作品可以建立学术史的，我们还应该有乐府学、唐诗
学、元杂剧学等等。开展学科史的研究，将是提高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会
大大丰富古典文学整体研究的内容。绍基同志的这部《杜诗别解》，将与建
国后出版的其他几部杜诗研究一起，成为我们新时期杜诗学有所建树的著
作，而受到人们的注意。
大凡每一种学科，其积累的资料愈多，传统的包袱也愈重。传统中当然
有好东西，但弄不好，这整个包袱也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杜诗在宋代
就已有千家注之称，明清两代，评注者之多，迥出乎诸家之上。这之中似乎
有两种情况，一种如钱谦益在《草堂诗笺元本序》中所说的：“今人注书，
动云吾效李善。善注《文选》，如《头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瓶泻
水；今人饾钉拾取，曾足当九牛一毛乎？颜之推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
雌黄，何况注诗，何况注杜。”另一种如季振宜为钱注杜诗所作的序所说：
“后生轻薄，喜谤先辈，偶得一隅，乃敢奋笔涂抹改窜，参臆逞私，号召于
人曰：‘我注杜诗矣！’是犹未能坐而学揖让，未能立而学步趋。”后一种
之病在于不读书而舛陋，季振宜对此是挖苦得很刻薄的；前一种，陈义虽高，
但容易食古不化，以致泛滥踳驳，割剥支离。从总体来说，古代讲说杜诗者，
似以前一种倾向为主。黄庭坚有一句名言，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
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自从江西
诗派倡一祖三宗之说，奉老杜为诗祖，山谷的这句话也就一直为学杜者、注
杜者奉为圭臬，而山谷的更有价值的话却不大为人所知：
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也，非广之以《国风》、
《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
门耶？。。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
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
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七）
黄庭坚的这段话真说得好，这是他中年以后，历尽仕途坎坷，又提炼其
创作之所得，发自肺腑的话。金元时期的元好问，也正因为注意到了《大雅
堂记》这篇文章，才感叹道：“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杜诗学引》，
《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学术史上的这些经验之谈，无论对于我们今天
的创作和研究，都是有益处的。
从传统杜诗学的繁杂、穿凿这一倾向，回过头来读绍基同志的《杜诗别
解》，则其特点（或优点）就会看得更明显。作者似乎并不打算把摊子铺得
太大，他主要守住清代的几部注杜名作，即钱谦益、杨伦、仇兆鳌、浦起龙
几家注本，从这几位有代表性注家的意见中引出歧义，由此而征引有关的材
料，断以己意。我个人觉得这实在是机智的做法，很可为青年学人效法的。
还可以看出，起初发表的几篇，像下棋那样，似乎还走得较为拘谨，所用的
材料，大致也为通常所及，后来则逐渐走动自如，材料的征引扩展到不少如
天文律算、佛道谶纬等冷僻的书。但本书倒并不以材料见长，而是能把材料
及时收束，不使之旁溢，从前人种种傅会割剥中，寻求杜诗的本意；在考订
是非、解释疑滞中，不故作高深，不生立奥义，而是结合杜甫作诗时的环境
与心情，作实实在在的探讨，每读一篇，都使人有化繁从简、弃芜存菁、推
腐致新的感觉。我想，书名“别解”者恐以此，而非如作者嘲戏者之所云。
绍基同志50 年代中期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时称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那时的文学研究所还设在北京大学
哲学楼。我也于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作浦江清先生的助教，当时
中文系在文史楼。哲学与文史二处，隔楼相望，由于同行，也偶有过从；后
因他专攻元明清戏曲小说，又长期担任所内的行政领导工作，我则因兴趣在
诗文方面，又加种种人事原因，行迹日疏，二人的交往倒确实可以称得上是
“淡如水”的。但他为人的质直则一直留在印象中。因此当他在报刊上发表
读杜的文章时，我最初是很吃惊的，担心他除原来的摊摊外，又另辟新地，
是否铺得太开，顾不过来。陆续读了几篇之后，感到这份担心是多余的了。
现在读了全书，更另有一种体会，那就是我们搞古典文学的人如何力求使自
己的学问面扩展得开一些，视野更阔大一些。我们往往看到老一辈学者，他
们做学问的面是很宽阔的，博大与精深，往往是造就大学者两个互为联系的
条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一时代的中青年学者，往往在一个或几个点上
钻研有一定的深度，但往往是点，不是线，至于连成片，或较大的面积，恐
怕是极少极少的了。这应当说是一个时代的缺陷，从长远来看，对整个学术
进展是不利的。现在绍基同志从他原有的元明清戏曲小说涉足于唐朝开宝大
历时期的杜甫，即不论其实际达到的成就，单是这种研究的趣向和方法，就
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想，我们一些年轻学者，于此也可考虑治学方法上
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讨论从国外引进某些新理论、新方法，或吸收自然科学
研究的某些成果时，适当结合我们民族的传统，注意总结我们同时代学者行
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和治学成果，是会有助于方法论的创新和探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