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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濡沫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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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地区不同学风之所长,而形成他自己富有特色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
风格。

应当说,韩国已有上千年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不过,在过去长时期中,
研究中国文学与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哲学混合在一起,统称为“汉学”。在
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韩国的大学中,才逐步有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设立。
据我所知,在柳晟俊先生执教的汉城外国语大学,就在1954 年开设中语系
的,迄今已有40 年的历史了。去年10 月,我到韩国几所大学访问,也应邀
到外国语大学作学术讲演,发现外国语大学就有好几位研究中国文学、历史
很有造诣的学者。

根据我们知道的情况,现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在人数上,已经超出了
除日本以外的任何域外国家,其研究水平近一二十年来也有显著的提高。就
以唐代文学而论,去世不久的汉学者金达镇翁,把七百多首唐诗译成韩文,
出版了《唐诗全书》。对唐代传奇小说的译介与研究,近年来也有很大的进
展,有好几位学者如车柱环、丁范镇等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而在这之中,特别是80 年代以来,发表论著最多的就要推柳晟俊教授了。他
很早就从事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研究,后又对陈子昂、李益、杜牧、李商隐等
诗人作了更新的研究,其间他又写了有关韩国朝鲜时代汉文家的论文。现在
在中国出版的《唐诗考论》只是他众多著述的一小部分,但就从这一部分中
也可看出他的丰硕成果和治学特色。

我觉得柳晟俊教授治学很有中国传统学风的特点,就是笃实于课题本
身,尽量掌握各方面的材料,不故作惊人之语,而在平实中创新。令人吃惊
的是,他的学问面还非常之广,对清代戴震的音韵理论和反理学思想,对近
世朴学大师黄侃的声韵学,都能有通盘的掌握和清晰的梳理。近些年来,我
也看到过一些外国学者论述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受到不少启示,但我觉得


真正在中国学问本身下工夫的还不是太多,柳晟俊教授能从乾嘉之学下手,
兼顾博通与专精,这是很不容易的。

本书中使我感兴趣的,还有第二编“唐诗与韩国汉诗之比较”,特别是
论述王维对李朝诗人的启示与影响,以及探讨王维与李朝时期大诗人申纬两
人诗风的比较。我觉得,国外中国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天然园地。介绍外
来文学,用本国读者的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解释和分析,用他们所熟悉的
作家和作品加以类比和反衬,是一条便捷的途径,能够取得以近譬远、以易
解难的效果。所以,国外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带有比较的特点。我们过去讲中
外文学比较,往往侧重于与欧美等国的比较,而不大注意与邻近国家的比较,
其实与邻近国家的比较,更有切实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中国文学即是通
过朝鲜传入日本的(见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记》)。新罗立国期间,
与唐代交往十分密切。柳晟俊教授在本书的“罗唐诗人交游之诗目与其诗”,
就辑集了极丰富的资料,以显示唐代诗人与新罗诗人的友谊与诗艺切磋。李
朝时期先是对唐代李白、杜甫、王维,后是对宋代苏轼、黄庭坚等诗作的研
讨和仿作,形成一代的风气。柳晟俊教授细致地对王维诗、画、禅三方面与
申纬作了比较研究,使我们感到这两种相近文化是如何在亲切的气氛中相互
影响,而又如何彼此受益。

最后,我祝愿中国与韩国的学者在日益密切的学术交往中结成诚挚的友
谊,让这种友谊进一步推动我们更广泛深入地研究两国传统文化的悠远历史
与深切情谊。

1994 年夏

注:该文是为柳晟俊《唐诗论考》所作的序。


作家传记应当怎么写

蒋长栋同志在湖南怀化师专中文系执教。他于1989~90 年间作为访问学
者,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接受邓魁英先生的指导,写成了《王昌龄评传》
的初稿。由邓魁英先生的推荐,蒋长栋同志曾到我工作的场所中华书局,就
王昌龄生平的若干问题与我交谈过一次。由于时间匆促,意见的交换并不充
分,但我已感到长栋同志对有关材料作了细致的思考。他表示将参照这次交
谈,对文稿作再次修改。今年年初,邓魁英先生特地告诉我,说长栋同志的
《王昌龄评传》即将出版,希望我为书稿写篇序言。去年年底,今年年初,
正好碰上我杂务丛集,又有几篇必须要写的文章得及时交出,再加上我所参
加编纂的《全宋诗》,又是校样,又是发稿,弄得我焦头烂额,恨不得把自
己一分为三。但邓魁英先生是我素所敬重的学友,她的踏实的学风和深厚的
功底,二三十年来一直为我所钦仰。她的嘱托我是不能推辞的,于是我就抽
时间断断续续把长栋同志的这部书稿读完,并将读后感借这一机会写出,至
于是否符合序言的要求,在我自己确实不敢有什么把握。

我在前些年曾提出一个建议,希望有计划地编印一套古典作家评传,以
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工程之一。我觉得要提高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水
平,先要做一些扎实的工作,其中之一,是把文学史上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
作家,一个一个地写出评传。这些年来,作家评论的文章确实已经不少,有
关生平记述和考证的也有一定的数量,但我总感到,相当多的作家,他们的
生平事迹,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还是若明若暗,即使研究得较多的作家,似
乎热闹得很,但要问究竟哪些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哪些问题还不得解决,
未能解决的症结何在,头绪还是不大清楚的。

我总认为,我们目前的古典文学界,还是追求表面的热闹多,务实的少。
前一阵子讨论文学史应当怎么写,确实很热闹,五花八门的意见很多,但问
题是要落实:根据你的高论,能否在文学史写作中具体运用呢?我是赞成南
开大学罗宗强先生的意见的:文学史应当怎么写?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
确是一语透顶的话。文学史应当怎么写,这确实没有一定的成法,问题是要
符合文学史的实际,符合作家作品的实际。离开大批的作家作品,无论你主
体意识如何超越,宏观体系如何高妙,终究是站不住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一批脚踏实地做学问的人,肯下苦工夫把历史
上多少知名的作家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研究,把他们的生平及其各个环节搞清
楚。我们要做到,写出来的论点是经得起推敲的,作出来的判断是有材料依
据的。尽管以后对某一位作家的评论有何新的变化,我们所写的基本生平轮
廓是不可能推翻的。一个学科基本材料和知识的稳定,是学科发展的必需前
提。可以设想,我们如果有一二百个这样的作家评传,则整个古典文学研究
的面貌必将大为改观,这样的基本工作必将大大有助于对文学史整体进行理
论概括,促进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水平从资料到理论的全面提高,那也就是古
典文学研究真正繁荣局面的到来。

从这样的一种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学术背景来看长栋同志的这部《王昌龄
评传》,那么对它的长处和意义就会看得更清楚些。对于王昌龄,我于70
年代后期曾做过一些考察,但自从写了《王昌龄事迹考略》,后来又收入《唐
代诗人丛考》,在此之后,即未暇及此。而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密执
安州立大学李珍华教授却一直在思考王昌龄的问题。李珍华先生早就有《王


昌龄》专著于1982 年在美国波士顿吐温出版社出版。1987~88 年间我到密
执安州立大学作学术访问,得有机会与李先生共同研究,对我们二人过去的
论点作了重新检查,以其共同心得,写出了《王昌龄事迹新探》和《谈王昌
龄的〈诗格〉》,分别刊载于《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 期及《文学遗产》1988
年第6 期。而与此同时,国内学者近些年来对王昌龄及其作品也有一些论著
发表。蒋长栋同志正是充分注意到学术界的新的进展,在广泛吸取已有成果
的基础上,对已有材料进行独立的思考,而终于写出这二十余万字的详尽传
记。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中作家评传的新收获,也是王昌龄生平事迹探讨
的一个集结与新的起点。

著者的努力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有关王昌龄生平的记述确实不多,我
过去曾经说过,这些材料竟是异常的少,少到几乎无法把他的生平经历能稍
为连贯起来,而且即使在一些已经很少的记载中,也还颇有分歧。面对这种
情况,本书作者采取看来最简单实则最可靠的办法,即直接从诗人的作品中
探求。书中不少地方,都从对作品的细心辨析中发现前人所未曾注意之处,
又联系开元天宝时期的政治形势,以与作品相印证,从而论证诗人的行迹与
思想的发展。书中论王昌龄的河北之行,此一时期边塞诗创作的特色,此后
的河东及陇西之游对他创作思想的影响,他的两次贬谪如何与当时上层政治
斗争相联系,都有很好的论述。当然,其中对某些行迹的确定,读者可能还
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无论如何,这部评传确实把王昌龄的一生串联起来了,
把我过去所说的“几乎无法把他的生平经历稍为连贯起来”的论断改变了。
在记载、考析事迹的同时,还对王昌龄的作品加以系统的论述,使他的诗作
的意义更加明晰,帮助读者对王昌龄的各类诗有一个完整的把握。长栋同志
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从教学实践中摸索出好的经验,用之于科研领域,使得
叙述更有条理,更易为众多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我稍为感到不足的是,长栋同志是湖南省黔阳县人,长期在故乡一带工
作,而王昌龄晚年也正好在黔阳及附近地区度过的。如书中所述,他第二次
贬龙标,心绪并不悲观颓伤,他在贬谪途中和谪居时期所写的作品,色采很
明朗,湘西明丽的山水定会对他的诗情有所影响。在这方面,长栋同志为什
么不铺开来作些描写呢?1986 年秋,我因参加韵文学会诗学讨论会,在怀化
住了几天,后又应邀去黔阳,游览相传为王昌龄所住之处的芙蓉楼。黔阳县
内的青石板路面,街两旁旧时建筑的店铺,在在引起我对儿时江南小镇的亲
切回忆。在夕阳返照青山、远望一片黛色的湘西特有景色中,我缅想王昌龄
当时不知是怎么一步步来到这个地区的,后来又是如何安于这山山水水,把
自己融化于自然和宇宙。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是长栋同志可以发挥自己的
优势之所在,写得有感情些,也可以写得轻松一些。

1991 年4 月

注:该文是为蒋长栋《王昌龄评传》所作的序。


行云流水雅俗共赏

陈贻煟臼俏业难帧K哪晁瓯任掖螅1953 年我们一起在北京大学
听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的文学史,那时他已是林先生的助教,
我还是学生。因此,我对他一直是以师友对待的。贻煟驹谔拼璧难
究上所下的工夫很深。这些年来,他全面研究了王维和孟浩然的诗,探索了
他们的生平;又论述了李颀、岑参的边塞诗,并对李白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
作了很有深度的分析;又进而对李贺、李商隐进行研究,并对中晚唐的诗歌
流派作了概括的论述,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一些新看法。在50 年代中期,他研
究的重点是六朝文学,那时他所写的关于陶渊明、鲍照的文章,无论从资料
搜讨和思想阐发来说,到现在仍有其价值。不难想见,在这样扎实广博的基
础上,他集中对杜甫进行研究,并且写出了有好几十万字的《杜甫评传》,
对他来说,是他学术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进展,而对读者来说,则是获得
了一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而写成的内容丰富的专著。

对杜甫的研究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在杜甫诗歌中集中地出现了大唐
帝国由盛到衰这一转变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杜诗描绘了这个社会
的多样而曲折的过程,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杜甫出生的前后几
年,似乎就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始。杜甫生于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在这之前四年,中宗景龙二年(708),杜审言卒。
再过两年,睿宗景云元年(710),上官婉儿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宋之问
被流放到岭外钦州,先天元年死于贬所。沈佺期死于开元元年(713);同年,
李峤随他的儿子赴虔州刺史任,大约过一二年死去。这样,武、韦时期的诗
人就此在文坛上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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