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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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孙君妻李氏墓志》，有云“再从侄孙前凤翔节度掌书记试秘书省校书郎
纾撰”。此处并可参《汇编》第十三册之《孙简墓志》，称“第五男前京兆
府渭南县尉集贤校理纾书”，可见《李氏墓志》撰者为孙纾。而《汇编》编
者却误作李纾，另于《孙简墓志》处之孙纾，又将其姓名写作孙理纾，其原
因乃误读文中之“集贤校理纾书”，以“理纾”为其名。《汇编》之误不一
而足，于此也可见伟华同志读书之细与考校之精。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惮其烦地举这些看似琐细的例子，是想说明，真正做
学问，是不能大而化之的。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光是一般性地讲讲，一二
篇文章也就够了，但若想在这方面作深一层的研讨，就得作史料的搜辑与分
析。治史对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我们看了本书所考出的各方
镇僚佐姓名，就能看出有些大镇，如并州、幽州、淮南、宣歙、荆南、西川
等，不但僚佐的人数多，且人才也特别集中，这就无异于当时的文士分布图，
可以见出当时（特别是中晚唐）人才流动的有趣的走向。这必定会丰富我们
对唐代节镇幕府与文学关系的认识。
当然，考方镇僚佐，确有一定的难处，这方面的史料较为零散，不易考
见某一方镇在其任期内究竟集中多少文士，现在所列出的僚佐也不一定即能
确切反映当时的实际人数。且有不少材料所记较为浮泛，不易考定其任何职，
在何年；因此一不小心，就容易搞错。不过无论如何，这部著作已经提供一
个扎实的基础，足可供人们作进一步的研讨。伟华同志还年轻，一定能以此
为新的起点，在文史结合上勤奋探索，作出不断的贡献。
1993 年岁末于北京
注：该文是为戴伟华《唐方镇幕僚文职考》所作的序。
他山之石
自从欧洲的第一批耶稣会士抱着传教的虔诚，越过重洋，在明朝末年来
到中国，开始接触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研
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如果按照《国际政策的文化基础之研究》作
者诺思罗普（F·S·C·Northrop）所说，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政
治而在于文化，这种分歧深深植根于各自传统的不同概念之中，那末，四百
多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
两种以上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
繁复的图象。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
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从这个
背景上说，斯蒂芬·欧文先生的成名作《初唐诗》被介绍到中国来，它的意
义就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增加一本优秀的汉译名著，而且还在于它是文化交
流的链索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环节。
在探索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斯·韦
伯（Max Weber，1864—1920）。他的思想和著作日益受到中国读书界的注意，
特别是近几年显得十分突出。是他扬弃了在他之前的欧洲学者的共同学风，
即服从于自己的时代背景和相应的要求，按照西方人的思想模式来理解中国
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正是从韦伯开始，主张应当密切联系社会历史的实际
状况来研究观念的形成和演变轨迹。这就为尔后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格
局，那就是要对中国的文化真正有所了解，就应当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产生、
发展的历史背景，努力依循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来进行课题的研究。这种情况，
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学者那里，表现得更其明显。
关于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就我所看到的材料，美国密执安州立
大学人文系及语言学系教授李珍华博士的《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载《唐
代文学研究年鉴》第一辑，1983）是最清楚、概括的一篇。这篇文章讲的虽
然是美国的唐诗研究，实际上足以反映美国于本世纪50 年代以来汉学研究的
巨大进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上一世纪同一时期法国学者对中国那些平庸的
言情小说《平山冷燕》、《玉娇李》的推崇，和本世纪近三十余年来美国学
者（包括美籍华人学者）对唐诗、宋词及明清小说的认真探讨，相距真不可
以道里计。日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以绵密的材料考证见长，而美国
在这方面却常以见识的通达和体制的阔大取胜。
正是从李珍华先生的文章中，使我知道欧文先生在唐诗研究中取得的成
就。李珍华先生把欧文先生列为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人，而称为
“特别值得一提”，并推许出版于1977 年的《初唐诗》为“一本杰作”，说
“把整个初唐诗作一系统性处理，欧氏可以说是第一人”。李珍华先生对欧
洲文化与美国文学均有深邃的认识，而又对唐诗、特别是初盛唐诗有较深的
把握，因此我想他的话是可信的。由于我参与《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编辑，
较早读到其中的文稿，因此李先生特别提及的欧文先生著作给我的印象很
深，并盼望能早日见到全书的中文译本。现在依靠贾晋华同志的努力，这个
愿望得以实现，甚感欣慰，我想我们国内的唐诗研究者也会从这一译著中获
得启发。贾晋华同志前数年从厦门大学周祖譔先生研治唐代文学，她的硕士
学位论文论皎然《诗式》及大历时期江南诗风的特点，也给我很深的印象，
她的对文学演进的内部规律与外界社会文化思潮相互影响的研究，与欧文先
生的治学，也确有不谋而合之处。以贾晋华同志对唐诗所具有的修养来从事
于本书的翻译，必能准确表达原书的胜义，这应当是无可怀疑的。
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中，初唐诗的研究在我国整个唐诗研究中是一个极
为薄弱的环节。初唐，如果把下限定在睿宗时，那就是足有90 年的光景，占
了唐代历史的三分之一。如果对于这一阶段文学研究不足，就不可能充分说
明盛唐的高潮。对这90 年时期的文学，过去的论著往往只停留在一个笼统的
认识，细节研究非常缺乏，这种情况在最近四、五年内才有所变化。作为近
体的律诗，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轨迹一步步地成熟的？古诗，特别是盛唐、
中唐时一些大家所擅长运用的七古，怎样从南北朝的涓涓细流，经过初唐作
家的多方尝试和大胆变革，而汇成长江大河，这中间有什么规律和经验可求？
由“四杰”而陈子昂，而沈、宋，是怎样一步步递嬗演进的？当时的社会思
潮、文化氛围给予诗人和诗风以什么样的影响？初唐时期几个帝王的宫廷政
治和文化生活，赋予文学风格以什么样的特色？这些，都需要作细致的分析，
而近几年来我国初唐文学研究的进展，也正是在这些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
探讨。从这一研究的历史背景来看，欧文先生作于1977 年的这本《初唐诗》，
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作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
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
风，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求。虽然近几年来中
国学者的论著在不少方面已作了深入的挖掘，大大加快了初唐文学研究的进
程，但欧文先生的贡献还是应该受到中国同行的赞许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初唐诗》之后，作者又于1981 年出版了《盛唐诗》，
更进一步论述了初唐与盛唐的关系，并对盛唐诗人作了使人感兴趣的分类（如
把张说、张九龄、王维作为“京城诗人”，把孟浩然等作为“非京城诗人”，
把王昌龄、高适、岑参作为处于两者之间的诗人，“京城诗人”多用律体，
“非京城诗人”多用古体）。欧文先生近年来的研究格局似更为放开，由论
述诗歌创作进而研讨诗歌理论。他说他更强烈地感觉到诗歌中那些无法为文
学史所解释的方面；他仍然相信文学史是基本的，但它需要由对诗歌的其他
方面的探讨来补充。为此，他又撰写了关于中国诗论的论文，结果结集八篇
文章，起名为《传统的中国诗歌和诗论：一个预言的世界》，于1985 年由威
斯康辛大学出版。紧接着又是一组八篇文章的集子：《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心
得》，哈佛，1986。他自己说这八篇文章是一种反系统的处理，将互不相关
的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尝试着使单篇的诗作和散文焕发出生命力。这样做，
作者也抱着一种希望，这就是打破美国的中国文学狭窄阅读圈子，寻求更多
的读者。
欧文先生的学术著作在其已经完成尚未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
更有新的进展。他认为，过去大部分论述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英文著作，
都倾向于运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术语，而在他的这部近著里，却试图向英
语读者表明，作为中国诗歌基础的概念和趣味，与西方是不同或不完全相同
的；各种传统的文学思想都具有伟大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是各不相同的。
欧文先生的这一认识确值得赞许，这是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充分尊重的态
度，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达到真正清晰的理解。这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在独
立的研究中摆脱西方习以为常的观念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富有洞见的
认识。
近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人们对研究现状仍不
满意，这种不满意是多种多样的。在我所接触的一些研究者中，越来越感到
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结构需要有所反省，这就是说，研究结构存在不合理的情
况。有些课题投入的力量多，成果却并不多，许多情况下往往是一窝蜂，赶
热门，结果却出现了不少缺门，这就必然影响总体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需
要详细论证的问题，不是这篇短序所能承担的。由欧文先生的著作，使我进
一步感到，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结构中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对国外学者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现状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够。我相信，在美国、日本、欧洲以
及其他一些地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有价值的著作，一定还有不少，它们
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独特的文学现象，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即使有
的著作有所误失，也能促使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来研究这些误差的原因，
加深我们的认识。如果我们能有计划地编印一套汉译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的代表作，肯定会受到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欢迎，也将会对我国古典文学
研究结构起到积极协调的作用。这是我个人作为研究者之一所深深期望着
的。
1987 年3 月
注：该书是为欧文《初唐诗》中译本所作的序。
有朋东来，切磋诗艺
1987 年春，我在为美国哈佛大学斯蒂芬·欧文教授的《初唐诗》中译本
作序时，曾谈到，在中国以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有价值的著作，一定不少，
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独特文学现象，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因此
我当时即建议，希望能有计划地编印一套汉译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
作，这肯定会受到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欢迎。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样
一套汉译丛书现在还不可能编印出来，但是我看到由王洪同志任执行主编的
“中外学者学术丛书”陆续出版，其意图乃在荟萃中国和外国学者的佳作，
对中国古代文学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我觉得这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对当
前建立开放型文学研究的有益的探索。我们当前应大力倡导开放型的研究，
而所谓开放型研究，应包括面向世界和面向多种学科这两个内容。前者要求
知己知彼，尤应知晓国外的思维方式、理论体系、批评方法、概念术语，后
者要求兼采众长，树立综合观照的心态，其他学科、其他艺术中凡能充作参
考者，则尽量猎取，为我所用。我们要想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就应充分
运用和提供这种开放型研究的范例。
现在，王洪同志主编的这套丛书又将出版韩国学者柳晨俊教授的《唐诗
论考》，我认为这就为这种开放型研究提供了又一个示范。柳晟俊教授在韩
国即已打好汉文学的扎实基础，后又到台湾接受博士研究生的训练、深造，
近些年来又与中国大陆学者频频交往，他的治学经历即可说明他已兼采这几
个不同地区不同学风之所长，而形成他自己富有特色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
风格。
应当说，韩国已有上千年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