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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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说笺证可以分头写，而校勘只能一个人作，我自己来作不免费时费事，
不易见效，颇以简选合适的人选为难。当时汝煜同志就向我介绍了映逵同志。
吴汝煜同志我是先读了他的文章，然后才认识的。我们在厦门是头一次见面，
一见之下，我感到他真是一位恂达君子，文如其人。由于他的推荐介绍，我
也就信赖了映逵同志。后又听说孙望先生是映逵同志的研究生导师，而孙先
生则是我素所敬重的学术前辈。每一次我因事路过南京，去看望他，都有如
坐春风之感。前些年孙先生结集他的旧作，题为《蜗叟杂稿》出版，书前题
记的结束语特地写上这样一段话：“本集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就我所知，
都已有学者专家继续作出了深入的卓有成果的研究，如段熙仲先生著《古镜
记的作者及其他》，王运熙先生著《元结箧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
傅璇琮先生著《韦应物系年考证》和卞孝萱先生著《元稹年谱》等便是。这
些学术著作，其中很多论点与考证足以订正拙文存在的缺失与错误，览者倘
分别阅读各位专家的论著，自能发现，恕我不再在此一一加以说明了。”在
自己的著作集中一一指出别人论著的长处，加以赞誉，并请读者与己之所作
加以比较，这种学术上的坦诚与谦虚，真如光风霁月，何等感人！我深深觉
得，老一辈学者传给我们的，不止是术业，更重要的是学风。后来在接触了
映逵同志之后，我也确实感到，他无论为人和做学问，也真象孙先生，朴质、
敦厚，脚踏实地地耕耘着自己的那一块土地，而终于有所收成。
我后来就把《唐才子传》全书的校勘托付给他。他很快写了校勘凡例给
我，掌握情况非常全面，版本源流讲得清清楚楚。但后来实际做起来却并不
快，其间我又把中国科学院所藏的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内阁文库藏本（“五山
版”）复印了一份给他，他又重校了一遍。这些都可见出他的认真和审慎。
我现在常常感到，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学问，掌握理论当然是不可少的，吸收
一些新方法也是需要的，但我们还应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学术土壤，要有传统
的治学方法的训练，这是一种基本功。校勘就是这种基本功之一，而目前恐
怕是很不为人所看重的；不但不看重，大有鄙夷不屑一顾的样子。且不说清
代学者段玉裁的那句名言：“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
（《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我们只要粗略的算一下，从两宋的余靖《汉
书刊误》、相传为岳珂作的《刊九经三传沿革例》、方崧卿《韩集举正》等
书起，一直到清代以至近现代，前人曾撰写了多少学有根柢的校勘专著，这
些专著的校勘实例以及总结出的校勘理论，我认为其意义不仅仅是对古书某
些字句的校误补缺，而是学术史上长期积累形成的一种求实学风。南宋人彭
叔夏在其《文苑英华辨证》的自序中说：
叔夏尝闻太师益公先生（按指周必大）之言曰：“校书之法，实事是正，
多闻缺疑。”叔夏年十二三时，手钞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之
源。”缺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为良
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
《文苑英华辨证》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校勘名著，它通过分类实例的辨析
而得出的某些概括，已不限于校勘学，“实事是正，多闻缺疑”，对于作学
问，特别是有志于搞中国古代学问的中青年学者，仍然是有启发的。目下新
说迭起，引人注目，我希望不要因此而把我们固有的经过历史考验的好的治
学方法丢弃了。映逵同志在《唐才子传》校勘上所作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学
问，它们决非属于如有些人很喜欢说的将被“更新”之列的。
我在为《韵文学刊》第一期所写的《创刊词》中曾提到陈寅恪先生的一
篇文章（《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载《寒柳堂集》）。30 年代初，朱延丰就
读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时，曾将其所著《突厥通考》请陈寅恪先生审正。当时
陈先生对他说：“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
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这里可以
见出前辈学者对后辈的严格要求，而且可以感到他们对著述一事是如何的审
慎。“十年磨一剑”，这本来就是中国古来创作和著述极端谨严的传统学风。
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应该以这种谨严的学风大力开展专书的研究。中国古
代文学中象《唐才子传》那样有文献价值的专书是不少的，对于这些专书，
需要我们化实实在在的功夫一个一个地加以整理和研究。感想式地或者掇拾
一些新名词糊弄一番，是无济于事的。它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无益于真
正的学术事业。我始终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固然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典文
学的研究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需要有中国文学创作史的著作，同样需
要有中国文学研究史的著作。我们应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历
史的审视，这样可能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学术背景。也就是说，
要开展对研究的研究。这样的一种研究过去是被人们忽视的，今后可能会提
到日程上来。如果我们对每一历史时期研究的概况进行具体切实的研究，譬
如说，每一时期对前代文学的研究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这一
时期又产生过哪些有贡献的学者和著作，这些人和书在整个研究史中的地位
如何，一定时期的研究风气又是如何，有哪些成就和不足。如果我们这样来
进行工作，就会大大丰富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开阔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开启
后学者的心智。而要进行这样的学术史研究，就要有专书的整理和研究作为
基础。我曾经在另外的地方写过，专书研究是最能考验著作者的功底的，这
也是提高我们整体研究的有效途径。在提倡学术史研究的今天，那末象映逵
同志所作的《唐才子传》校勘，注释、补录、辑评那样的工作，学术界会是
多么需要，不是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吗？映逵同志正富年华，他定能率精锐之
卒，再次开辟新的疆场，这或许也是我这篇短序所寄寓的一个小小的期望。
1987 年9 月
注：该文是为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所作的序。
史文结合的又一新例
我与戴伟华同志原不认识。1989 年下半年，在京的几位古典文学研究同
行倡议编一套《大文学史观丛书》，并推选我担任主编。有位朋友介绍戴伟
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建议列入此套丛书。我一看题目，觉得与我
过去在《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中所谈的相合，就很快决定列入这套丛书首
批印行的五种之中，后即由现代出版社于1990 年2 月出版。自此之后，伟华
同志即与我通信，彼此时常谈一些学问上的事情。后来他说，他有志于在唐
代方镇幕府与文学的关系上作进一步的探索，而要想深入，必须在史的方面
下工夫，于是决定着手作唐代方镇文职僚佐考。我赞同他的计划，在通信中
就编纂等一些问题彼此切磋。我原以为这件工作总得做上十年八年，不想伟
华同志锐志奋进，在短短几年内即完成这四五十万字的大书。但随后在出版
上又遇到种种困难，几经磨折，现在终于有机会得以问世，总算皇天不负苦
心人。他来信要我作序，我觉得在当前出版难、写书难，特别是搞考证资料
难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我是理应为这部著作说几句话的。这不但是为伟华
同志本人，也是为了在目前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氛围中相濡以沫。
我在写完《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后，于1984 年为该书作序，其中说：“我
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
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入手，掌
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如果可能，
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
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
子的生活。”我这里提到的唐代社会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
即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
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不多，
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
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
类在节镇幕府任职的文士，则是数量众多，情况复杂。他们有的后来也跻升
庙堂，但大部分则浮沉世俗，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两类
知识分子是很值得研究的，可惜我后来牵于人事，未能有充裕时间从事于斯。
正因为此，我在看到伟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一稿时，觉得竟有
志同道合者在，不禁为之跃然。伟华同志有志于深入这一领域，且决定从治
史着手，这既表明他勤奋，也确显示他的见识。因为考唐代方镇，吴廷燮的
《唐方镇年表》虽已花了一番工夫，但可补正者正复不少。无论如何，方镇
终究是方面大官，史料记载较多。现在要考其属下僚佐，而且要尽可能确定
其年份，可以说比考方镇要难得多。首先对唐方镇僚佐的职掌作具体考述的，
当首推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于本世纪60 年代所作的《唐代方镇使府僚佐
考》，载于《新亚学报》第七卷第二期及《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
现在是要考列各方镇使府内各僚佐的姓名及任职年份，其所下的工夫就远非
一、二篇论文所能比。我觉得伟华同志之难能可贵处，不仅在于甘坐冷板凳
来遍检各类史书、文集、笔记、杂纂，以及新出土的碑志，还在于能细心考
绎其间的差异，纠正不少文献记载上的错讹。今谨就翻阅所及，举数例如下：
例一，邠宁韦丹，韩愈所作墓志、杜牧所作遗爱碑及《新唐书》本传，
皆云韦丹曾佐邠宁幕府，但未言任何幕职。今据《金石萃编》所载《姜嫄公
新庙碑》文末所署，考知韦丹在幕府任节度判官。
例二，邠宁张抗，《文苑英华》卷八九九《殿中监张公（九皋）神道碑》
载次子张祝，而碑文载其余子之名皆从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正作
抗。
例三，平卢李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平卢节度判官。《新唐书》
本传载“平卢节度使王彦威表为巡官”，此正与《樊川文集》卷九《唐故平
卢等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合。
例四，河阳韦珩，《全唐文》卷六四九元稹《授韦珩等京兆府美原等县
令制》：“敕河阳节度参议兼监察御史韦珩。。可守美原令。”而《册府元
龟》卷六九九《牧守部·谴让》：“穆宗长庆元年六月知怀州河南节度参谋
兼监察御史韦珩奏”。二者比勘，其所任官职应从《册府元龟》作节度参谋，
而非节度参议，其从事之节镇应从《全唐文》作河阳，而非河南。《全唐文》
与《册府元龟》正可彼此校正。
例五，忠武军段瓌，曾在王茂元幕。《樊南文集》卷二有《为濮阳公陈
许奏韩琮等四人充判官状》，其中即提及段瓌。《全唐文》卷七五九有段瓌
小传，称“王茂元帅陈，表为判官”，此不误，但所载《举人自代状》，却
正是李商隐上述奏状，《全唐文》误属段瓌。
书中尽可能利用经过整理出版的唐代墓志，但并不盲从，而是细心核阅
原文，稽考有关史籍，以纠正编著者的错失。如前几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
志汇编》，此书虽汇集了不少新出土的墓志拓片，但由于编者粗心大意，著
录时可说是错误百出。就伟华同志所指出的，如天平军崔成相，《隋唐五代
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四册有《崔君夫人李氏墓志》，《汇编》编者谓此志
为崔德裕作。按此文署“堂弟特进行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卫国公德裕撰”。墓
主为李氏，则其堂弟当然也姓李，怎么可能姓崔呢？所署官职勋阶也正与李
德裕相合。且此志中明明记有“夫人赵郡赞皇人。。祖赠太师赞皇文献公讳
栖筠”，也可与两《唐书》之李栖筠、李德裕传对看。书中考崔成相事，同
时也纠正《汇编》著录之误。类是者又如凤翔孙纾，《汇编》洛阳卷第十五
册《孙君妻李氏墓志》，有云“再从侄孙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