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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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然是一位相当重视学术，也极为爱才的文化领导人，但在当时他确实也
有顾虑，这也可以见出那一时期特殊政治情势下的一种特殊心态，恐怕现在
一些年轻人是不大容易理解的了。
金灿然随即于1961 年1 月6 日再次给齐燕铭写信，说：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
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
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篇日附上（不全）。请考虑
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
约了可能有些麻烦。
齐燕铭于3 月在金的信后作了政策性的批示：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
（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做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
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
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
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齐燕铭的这段话，应当说是相当通情达理的。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有
一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在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中十分注意于对周边国家的关
系，中华书局编辑部当时还特地起草过一个题为《关于整理出版古籍中涉及
我国同友邻国家关系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长达好几千字，可见
非同一般。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齐燕铭不得不提及，但是他还是提
到其他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这确实表现出齐的灼识和勇气。
接着就是《最后二十年》所述金灿然于该年5 月上旬去广州拜访陈寅恪，
向他组约《论再生缘》稿。但是很奇怪，在这之后，中华方面就再也未提出
版陈寅恪文集事，中华是否去函与陈联系，还是通过杨荣国与陈洽商，或陈
是如何答复，现在都无材料，只知后来陈的《金明馆丛稿》由中华书局上海
编辑所（即“文革”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编印。但在1966 年3 月中华
书局总编室的《情况反映》中，还有一份中华上编所提供的材料，说他们在
审稿过程中，发现“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
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
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这样的评价，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可
以理解的。
《最后二十年》曾述及1961 年3 月郭沫若会晤陈寅恪，陈曾向郭建议组
织力量整理出版宋人所编的古籍《文苑英华》（页319）。我起初曾怀疑后
来中华书局影印《文苑英华》，是否即是郭返京后传达陈的信息。后来翻阅
有关材料，才知中华于1961 年初即决定动手影印此书，当时在中华工作的著
名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曾于1961 年1 月10 日给金灿然信，提出“《文苑英
华》如果决定了要印，有两点要先解决”。一是《文苑英华》全书一千卷，
现存宋版只存一百四十卷，而且其中十卷还在台湾，因此先要确定是用明版
配宋版，还是全部用明版。二是要考虑利用傅增湘的校勘记，这就需要有专
人加以校勘整理，陈乃乾提出从上海借调善于做校勘工作的胡文楷。由此可
见，影印《文苑英华》是中华书局自己独立决定的，但在那时提出要影此书，
而且要组织人加以整理，则确与陈寅恪不谋而合，南北共识，这倒也是一段
佳话。
普及的层次
近日翻阅过去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文集》，重点阅读了几篇论述古
典文学的文章，对古典文学的普及产生了一点应讲究层次的想法。
朱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卓有贡献的诗人与散文家，后期他主持清华大
学中文系的工作，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他与闻一多先生时以惊人之笔破
陈说、创新见不同，往往以平实的文笔，把古义源源本本地讲述出来，在演
绎与概括中把他的心得一点一滴地告诉读者，并且似乎时时采取与读者商量
的口气，想征求你的意见。每读他的这些篇章，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朱自清先生很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他与叶圣陶先生编了好几部文
言读本，他极力推荐浦江清先生的词的讲解，他自己也动手作《古诗十九首》
析解，还写了一本《经典常谈》，系统介绍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
但是我感到，朱先生的这些普及著作是不容易读懂的，按照现在古典文
学普及读物的标准和要求，如果不是他的大名，说不定会被出版社的编辑先
生退稿的。我在大学读书时，根据老师的指点，第一次读了《经典常谈》。
记得当时的印象是两点：一是有些讲得太概括，看不懂；二是有些讲得太平
淡，无所获。于是大致浏览了一遍，即放置一边，一直没有再看。时隔三十
余年，如白居易所说的，“年齿渐长，阅事渐多”，再来读一遍这部书，恰
好像发现了一部新的从未读过的专著，似乎每一段每一句都能印入心中。阅
毕掩卷，确有一种“真乃不可及也”之感。
为什么年轻时看了觉得平淡无所获的书，三十多年后再读时却感到大有
所获呢？我想主要原因恐怕是作者功底厚，书的内蕴深，这种书如果没有一
定的知识准备和社会阅历，是不易获知其价值的。反过来说，随着知识的增
长，阅历的积累，看这种书，就随时看会随时有新的获得。年轻时看《红楼
梦》，与40 岁以后看《红楼梦》，所得定然不同，也是这个道理。
《经典常谈》这部书，胜义真是不胜枚举。如《诗经》一章讲采诗，说
各国都养着一批乐工，管采集歌谣的事，乐工的老师叫太师，“太师们是伺
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
的。”这几句话实在也是平淡得很。但是我们记得，过去我们讲《诗经》，
大谈民歌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近几年有人又“创”新说，大谈《诗经》中的
奴隶主意识。对此，朱先生这几句平淡无奇的话，不是更能使人思考吗？
《经典常谈》中第十二节题目是《诗》，不到八千字，谈了乐府诗到五
七言诗的发展，时期是两汉到南宋末，真是洗炼极了。片言只语，往往能使
人咀嚼再三。如说曹植“诗中有了‘我’，所以独成大家”；说五言诗到了
阮籍手里，增加了“文人化的程度”。又说陶渊明“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
描写在诗里”，谢灵运“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划山水的人；他可以说是
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但谢灵运不像陶渊明，陶诗中也讲哲理，这
些哲理“是他从实生活里体验得来的，与口头的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
而谢则“像硬装进去似的”。同样说理，杜甫又有不同，杜甫“常在诗里发
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进
出来的，所以还是诗”。至黄庭坚，虽继续将诗散文化，但由于刻意求新，
“使每个字都斩绝地站在字面上，不至于随口滑过去”。这些评论，既见出
朱先生作为有高度古典文学修养的学者的工力，也包含有他作为诗人的精致
的审美体验。
可是《经典常谈》写作时是作为普及读物而写的。我作为50 年代前期的
大学生看了觉得不够味儿，料想现今的大学生也不会对它有特别的爱好。由
此我想到古典文学的普及应有不同的层次。《经典常谈》可以说是普及读物，
但这是专门研究基础上向具有中高级的人作的普及，不是一般的鉴赏或赏
析。它是在严格的知识传授的意义上，对古典作出系统的评析，这可以说是
普及的中间环节，我们可以通过这中间环节，再作浅近一些的普及。我总感
到，目前古典文学的鉴赏、赏析作品，数量很多，五花八门，但一是讲得太
腻，二是有不少知识性的纰漏。这方面的读物存在着提高科学性的问题，就
需要有如《经典常谈》一样较高一层的普及著作，也就是普及与专题研究相
结合的作品。在普及读物的写作上也应提倡多层次，不要简单化、一体化。
感召
前些日子听说《叶圣陶文集》已经出版了，想来卷帙一定繁富，可惜无
缘拜读。近来因偶然的机会，从我所在单位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获睹几
件叶圣陶先生手迹的复印件，读后受到一种人格与文品的感召，久久不能平
静。特记于此，谨以自勉。
从1958 年起，中华书局即致力于《永乐大典》散佚本的辑集，至1959
年，已从国内外公私所藏收集到720 卷。为供学术界研究、观摩，中华书局
于该年9 月选印其中一册，全照原书大小式样，影印仿制出版。这一仿制本
前面有一篇出版说明，由编辑部一位同志起草，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
同志即特地将这篇出版说明送请叶圣陶先生修改。
这篇出版说明篇幅不长，大约只有一千二百来字，由720 字一张的稿纸
誊写，共32 行。使人惊异的是，几乎每一行都有叶老修改的笔迹。叶老修改，
每一个虚字、每一个标点都不放过。譬如文中说《永乐大典》“辑入古今图
书七、八千种”。叶老把“七”字下的顿号删去，并在旁边批注：“此顿号
无论如何不能要。”有一句“未毁者几全被劫走”，叶老改为“未毁的几乎
全被劫走”。原稿“劫”字写成“刼”，叶老特地勾出来，用毛笔正楷写成
“劫”。最后一段原槁说：“要说明《永乐大典》这一类型的百科全书，这
一册的内容是具有代表性的。”粗看似也说得过去，但被叶老划去了，并特
地在文末写了三行字：“一册的内容具有代表性，可以知道全书的体例和规
模，我觉得想不通，恐怕一般读者也想不通。因此，代表性的说法不如删去。
如果必须保留，就该说得明白些，说明从什么几点可以见出这一册的代表
性。”经这几句一点，真使人豁然开朗。
叶先生当时的工作是很忙的。他在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我在
最近两三个月内，忙碌殊甚，每日上下午非开会即商量文稿，傍晚归来，颓
然无复精神。”但他还是对这样一篇极为平常的文稿作那样仔细的审阅和修
改，一点“大名人”的架子也没有。
1959 年至1960 年间，中华书局准备重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这是
朱先生以通俗的笔法介绍古代经典文献的著作，解放前即出版，无论专业研
究者还是一般读者，都爱读。这次中华书局重印时，拟请叶老写篇序。由叶
老为此书作序，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中华书局文书档案内保存了叶老为
此事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
“作序之事，非我所宜。您应了解我，古籍云云，我之知识并不超于高
中学生。人皆以为我知道什么，我实连常识也谈不上。此一点恐不能叫人相
信，以为我谦虚。您与我相识十年，且非泛泛之交，当知我言非虚也。苟我
稍有真知灼见，则佩弦为我之好友，于其遗著，有不肯欣然作序乎？至希亮
詧。”
我想，读了这几行信中语，就不必再说什么了。叶老的人品，真如光风
霁月，能使人胸中连一点灰渣尘屑也可以去除得干干净净。叶老说他于古籍，
其知识并不超于高中学生，因而不敢为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作序，我
相信这是叶老真诚的谦虚，也是真正学者的一种自爱。现在，社会上有些人，
被捧为什么“大师”，有时却连起码的常识性错误也会在笔端中流出，却颐
指气使地训斥别人，对照叶圣陶先生的这几行文字，不知会有什么想法？
启示
——读顾颉刚一封论《尚书》今译的信
前些日子我在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看到顾颉刚先生一封亲笔长信，读
后很受启发。我曾翻阅过顾潮同志为其父所作的年谱（《顾颉刚年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书中未曾提及此信。因此我想把信的主要内容
介绍给今天的读者，或许对目前的某些学风会有一定针砭的作用。
此信是写给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时间是1959 年6 月25 日。
顺便提一下，反右以后，1958、1959 年，政治运动还是连续不断，这也波及
到当时年已届六十六七岁的顾老先生。从《年谱》可以看出，这两年顾先生
无论公私两方面都极忙。1958 年他已受命点校《史记》，2 月份又有几天出
席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当时齐燕铭为�
